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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外交十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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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双方工作小组连夜工作，达成协议。2月6日，双方同时发表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那天正好是那年农历的正月初一。
五年后，我应邀到格鲁吉亚访问，在那里又见到了谢瓦尔德纳泽。此时，他已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总统了。我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他亲自举行欢迎宴会，并到机场送行，比当年在莫斯科时热情多了。
第一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高级会晤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如期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40多年来，中苏两国关系，见证了几代人的努力，经受了火与血的考验，充满了坎坷曲折和戏剧性的变化。我1954年第一次到苏联时，还是一个26岁的青年，前后在苏联度过了近十年的外交生涯；又作为特使，参加了长达七年、有着许多不眠之夜的中苏政治磋商。今天，终于迎来了两国人民期待已久的重要时刻——中苏高级会晤，心情不能不格外激动。
中苏领导人的会晤，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此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接待礼仪，小平同志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言简意赅的六个字，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 形象地勾勒出两国未来关系的定位。
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5月16日上午10时至12时30分，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记得那天小平同志精神矍铄，情绪极好。他的记忆力惊人，谈话不用稿子，但条理清晰，用语简洁准确。他先从两个方面回顾了历史：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的损失，二是近几十年来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小平同志总结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中苏关系，强调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又说，虽然如此，中方从未忘记，苏联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曾帮助中国奠定工业基础。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小平同志说，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讲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讲这些过去的事，目的是为了前进。不是要求再和苏方进行辩论了。这些历史账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
戈尔巴乔夫表示，关于俄国、苏联与中国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东西苏方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但在不太久远的过去，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是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的，并赞同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表态是比较得体的，他显然也是有备而来的。前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在其名为《跨越时空》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曾对其陪同人员说，他打算像晚辈同长辈谈话那样去同邓小平会谈。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价，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所谓开辟未来，是指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间关系，明确今后两国新型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应当遵循的准则。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认为，“苏中高级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我们的出发点是，苏中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它同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有机地结为一体”。
高级会晤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正式确认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确定的两国国家关系准则。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更不同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种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其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完全新型的国家关系不仅最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两大邻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如今回顾起来，当时把握住了历史时机，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意义十分重大。此后，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多变的非常时期。当年确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框架，成为了中俄迅速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进而发展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果当时错过了有利时机，后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天，正当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中苏高级会晤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时，人民大会堂外面却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并最终形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中国的外交，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了
第二章 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凡尔赛宫夜宴
1991年10月23日晚7时许，在巴黎克雷贝尔国际会议中心，一个隆重的签署仪式正在举行。柬埔寨的各方人士和18个国家的外长，一共30位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一一在英、中、法、俄、柬五种语言的文本上，代表各自的派别和国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是：以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最高委员会全体12名成员、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思、文莱外交大臣博尔基亚、加拿大外长麦克杜格尔、法国外长迪马、印度外长索兰基、印尼外长阿拉塔斯、日本外相中山太郎、老挝外长奔·西巴色、马来西亚外长巴达维、菲律宾外长曼格拉普斯、新加坡外长黄根成、泰国外长阿沙·沙拉信、苏联外长潘金、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美国国务卿贝克、越南外长阮孟琴、南斯拉夫外长隆查尔。
作为外长，我代表中国，也在文件上签了字。
那天，大家庄严签署的，是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所达成的柬埔寨和平协议（注）。
柬埔寨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牵动国际局势的一个热点问题，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中国的对外关系。协议的签署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正如我在签字仪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它标志着延续13年之久的柬埔寨战火终于熄灭了。和平协议的签署将使柬埔寨恢复其独立和主权，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和平解决地区冲突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范例。
当晚9时，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宫灯火辉煌，为庆祝柬埔寨和平协议的签署，东道主法国在此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晚宴，邀请了所有与会代表出席。
凡尔赛宫，这座历经200多年沧桑的古老宫殿，曾见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时刻。此刻，又目睹了另一场战火平息的欢乐。那天晚上，情绪最为高涨的人是西哈努克亲王。他即席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讲话，对东道主法国和所有为解决柬埔寨问题做出过贡献的国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代表柬各方表明团结合作的决心和诚意。宴会始终充满了欢快而喜悦的气氛。参加宴会的各国外长，也都纷纷即席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为一个地区冲突问题，通过国际间的努力而得以和平解决，表示欣慰和赞赏，并赞扬西哈努克亲王为实现柬埔寨和平所做的贡献。宴会到了结束的时刻，参加者丝毫没有倦意，不愿离去。大家纷纷合影留念、热情交谈，还转着圈在彼此的菜单上签名，留做纪念。直到午夜时分，晚宴才在一片互道珍重声中结束。
柬埔寨和平协议的签署，作为一个地区冲突通过国际间合作而得以和平解决的成功范例，载入了史册，但对中国来说，它还有着更多和更深远的意义。
第二章 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柬埔寨问题
柬埔寨问题的由来，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它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并成为阻碍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
1975年，越南取得抗美战争胜利后，当时的越南领导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向民主柬埔寨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视柬埔寨独立和主权的要求，导致越柬矛盾激化，随即发生了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1978年12月25日，越南出兵柬埔寨，占领了首都金边，随即成立了以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此后，越南派兵驻扎在柬埔寨。
越南违背国际法准则的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柬埔寨人民的顽强抵抗，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从此，柬埔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柬埔寨国内，原民柬政府、西哈努克亲王、宋双三派在柬北部、西部山区展开了抗越武装斗争，并建立了统一阵线，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联合政府。在国际上，包括东盟各国、中国、美国、日本、西欧各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也都站在柬埔寨人民一边。从1979年的第三十四届联大开始，历届联合国大会都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要求越南无条件从柬埔寨撤军。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柬埔寨国内战场进入相持阶段。越南和金边方面虽然在实力上占据优势，但也无法打垮和消灭抵抗力量。双方一面继续在战场上角力，一面也开始试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可能性。
越南陷入柬埔寨战争的泥潭，给越南人民带来沉重负担，也使越南在国际社会上陷于孤立，越南领导人不得不开始考虑政治解决。1985年，越南第一次提出了从柬埔寨撤军的设想，表示要在1990年从柬埔寨撤军。1986年3月，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在北京召开内阁会议，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表示愿意成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金边方面很快做出了回应，首次表示愿与民柬联合政府举行谈判。越南亦随即表示，如民柬三方与金边方面谈判并建立四方联合政府，越南愿意与这个政府谈判撤军问题。越南的这个建议虽然遭到民柬联合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拒绝，但不管怎么说，双方都开始做出了愿意谈判的姿态。
此时，在背后一直支持越南的苏联，也因长期的军备竞赛而不堪重负，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谋求对美、对华关系的改善。小平同志抓住这个时机，做出了调整对苏关系的战略决策，提出在解决中苏关系三大障碍的前提下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随后，中苏两国开始了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磋商，磋商共进行了12轮，长达六年之久，其中重要的议题就是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人后，提出了“新思维”的口号，开始全面调整苏联内外政策。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时说，“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现在是良好的时机，整个亚洲都需要这一点”。苏联发出了无意继续支持越南与中国对抗的信息。
国际局势的演变，使得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出现了一线曙光。
第二章 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苏、越立场松动
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后，苏方在中苏政府特使磋商时，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
1988年4月，苏联、美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喀布尔政权的代表在日内瓦签署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苏联宣布于1989年2月15日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苏联方面公开表示，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榜样，外国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
1988年6月，我去纽约出席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会见了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他主动向我谈到了柬埔寨问题，说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是解决地区冲突的一个突破，意思就是说希望柬埔寨问题也能照此解决。我对他说，苏联决定从阿富汗撤军是件好事，值得欢迎，但中国更关心的是柬埔寨问题。以前苏方总是说中国找苏联谈柬埔寨问题是找错了对象，经过四年磋商，苏方才同意讨论这个问题。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对柬、越、苏、中和东南亚地区、东盟各国都有利。谢瓦尔德纳泽表示，在柬埔寨已经出现了民族和解的趋势，但如果政治解决没有中国参加，就不会取得成功。我回答说，中国对解决柬埔寨问题一直持积极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苏方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起到重要影响的。当时，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十二轮磋商即将举行，我对他表示，希望这一轮磋商在柬埔寨问题上取得进展，希望他指示苏方代表团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他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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