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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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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出人意料，在武汉刚刚公开“亮相”，7月18日，毛泽东便突然回到了北京—他已看够了陈伯达那“中央文革”不断送去的“很有兴味的”材料，要到北京收拾那乱糟糟的局面！
第二十四章 点火于北大
7月18日晚，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火速赶去，但是陈伯达和康生已经捷足先登了，毛泽东门口停着小轿车。
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求见毛泽东，被秘书挡驾了，请他明日再来。
翌日，刘少奇再度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经从陈伯达、康生那里听过汇报。没谈几句，毛泽东便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的话，如同给刘少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刘少奇显得非常尴尬……陈伯达却为递过“不要搞工作组”的条子而欣喜异常。就在毛泽东回京后的第三天，陈伯达作出了迅速的公开的反应：派人前往清华大学，探望被工作组下令关押的蒯大富。
蒯大富，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21岁。他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之家，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仗着“根正苗红”，无所顾忌。他是老大，家中有五弟一妹。18岁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时，便出了一回小小的风头———
《人民画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加上“农民子弟上大学”的新闻标题。从此，更增加了他的政治上的“优越感”越发“无畏”了。1966年6月1日晚上，他刚刚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便如同吃了一帖兴奋剂，提笔给聂元梓写了声援信。翌日，他在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亮出“造反”的旗号。
刘少奇向清华大学派驻了工作组，组长叶林，副组长便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蒯大富反校党委，也反工作组，成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工作组把他定为“右派”。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蒯大富进行“绝食斗争”，一下子轰动了清华园……
陈伯达派人对蒯大富表示“慰问”，顿时使蒯大富“力量倍增”，加紧了反工作组、反王光美的斗争。
就在陈伯达给蒯大富丢了眼色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第一回在北京大学“亮相”。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驱车前往北大，说是“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在江青看来，清华成了王光美的“点”，成了刘少奇的“点”，她要把北大作为她的“点”。江青比毛泽东晚两天———7月21日，回到北京。
头一回去北大，江青和陈伯达话不多（尽管在此之前，在6月2日、3日陈伯达两次去过北大，但与这一次抓“点”不同）。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江青、陈伯达在北大讲话的原始记录，十分简短，全文照录于下：
江青同志：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陈伯达同志讲讲。”
陈伯达同志：
“我们不清楚情况，要调查研究。根据毛主席的调查研究的作法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昨天《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们看了没有？（同学答：看了！）要好好看，我们就是那种态度，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
“毛主席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多听，多看，多想。你们提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是好现象。”（这时江青同志点头微笑）
“要采取辩论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还要了解情况，回去要研究。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宣誓：
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以上原始记录可以看出，江青和陈伯达第一回在“群众”中“亮相”，话不多，声言是来“调查研究”。不过，就在这几句话中，江青便亮出“第一夫人”的牌子———“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而陈伯达则领着学生们“宣誓”———“誓死保卫毛主席”。这两位“演员”初次登台，便配合十分默契。江青自称“小学生”，陈伯达则自称“小小老百姓”。
就在“亮相”的次日，江青和陈伯达又来北大，再作讲话。讲话也很简短，但颇为耐人寻味。以下是7月23日的原始记录：
江青同志讲话———
革命的同学们：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
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话，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她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在文化革命的斗争中，北大走在最前列，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定能够继续前进。
要听取不同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两个“谦谦君子”———一个“小小老百姓”，一个“小学生”都是来“学习的”。江青和陈伯达的第二次“联合演出”，也是够“谦逊”的。
可是，这一回———也就是经过一天的“调查”，陈伯达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即“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须知，仅仅在一个月前，也正是这个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真可谓覆手为云，翻手为雨，陈伯达的调子改变何其快也！
陈伯达的一句话，在北京大学掀起了一场风暴。陈伯达否认了“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立时使北京大学工作组陷入了被动，造反派学生群起而攻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反工作组，也就是为了反刘少奇。
北京大学掀起的反工作组的浪潮，很快就波及北京各高等院校……
7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陶铸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为顾问（仍兼任副部长）。
第二十五章 掀起反工作组浪潮
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当着江青的面，大吹江青。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江青的势力正在恶性膨胀！
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
※ ※ ※
陈伯达和江青“点火于基层”，在1966年7月下旬，以“小学生”的姿态活跃于北京许多大学。向来不擅长于演讲的陈伯达，这时总是要把王力拉在身边，让王力充当他的翻译。相对而言，王力的苏北话还算好懂一些。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江青、王力来到北京广播学院。陈伯达在那里所发表的一段话，曾通过大字报、传单传遍全国各地。
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当着江青的面，大吹江青。此后，吹捧江青的传单满天飞，“理论家”带了一个头。
以下是当时的陈伯达讲话记录原文：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递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35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陈伯达确实擅长投机，他借那么一张条子大大发挥了一通，把江青着着实实地捧了一通。他并非不知江青的底细，况且多年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深知江青的为人。他如此美言江青一番，说穿了，是为了巩固自己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地位———倘若他得不到“第一副组长”江青的支持，他就寸步难行。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江青的势力正在恶性膨胀！
陈伯达其实深知江青的为人。今日，他如此回忆道：
江青毫无原则，却自充她是最、最、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她自以为可指挥一切，好像是谁违背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这样，阴谋夺中央的领导大权的。
……江青对毛主席并不忠实，有三次对我谈过，她要离开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枣园……第二次在西柏坡……第三回，解放后，在北京西山。
……江青说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另一回事，她想的就是经过冒充，不择手段，达到夺中央权力的目的。
陈伯达的这一段话，表明他对江青的底细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当他需要取悦江青的时候，他也“经过冒充，不择手段”了！
江青正需要“理论家”的捧场。不过，这么一捧，江青一得意，“唱”得走调了！
7月25日，毛泽东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明确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7月26日晚，“中央文革”以“强大”的阵营，出现在北京大学。“组长”陈伯达来了，“顾问”康生来了，“第一副组长”江青来了，“副组长”张春桥来了，“组员”戚本禹来了……
北京大学万名师生云集大操场，以热烈的掌声迎接这一批“中央首长”。
江青很得意，因为“中央文革”已经决定，在这次大会上猛轰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给刘少奇以沉重的一击。
声称自己是“小学生”的江青，越说越激动，竟然说了一大通令人愕然的话：
“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江青这番“走调”的话，使全场万名听众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张少华，亦即邵华，1959年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婚，怎么不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江青所说“我们根本不承认”，这“我们”除了包括江青外，还有谁呢？
江青又给张文秋泼了一通污水。张文秋是毛泽东的“双重亲家”，一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张文秋名国兰，又名姗飞，文秋是她的号。1903年出生于湖北京山县青树岭谢家湾。
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恽代英介绍，她与中共党员刘谦初（1930年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相识、相爱。张文秋很早便认识毛泽东，也与杨开慧相熟。张文秋与刘谦初结婚后，生下女儿刘思齐，又名刘松林。在刘谦初不幸牺牲后，张文秋来到延安，与红军长征干部陈振亚结婚，生下女儿张少华。陈振亚后来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1939年春，陈振亚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害死。张文秋把刘松林和张少华这对异父同母的姐妹抚养长大。后来，刘松林与毛岸英结婚，成为毛泽东的长媳，张少华则成为毛泽东的二媳。自命“第一夫人”的江青，在家中容不得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儿子，也容不得儿媳和张文秋。这些原本是家事，江青一“走调”，居然在万人大会上捅出来，边说边哭，非常激动。
江青骂了张少华，骂了张文秋，忽然又说起自己的女儿李讷来：
“另外还有一个叫郝斌的，是教师、党支部书记，他也算是一个积极分子。本来在广西搞四清，后来不知怎么到顺义来了。他坚决执行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反攻倒算。
李讷不同意，跟他作斗争，他们就围攻李讷和另一位同志。李讷态度不太好，后来我叫李讷找郝斌去作自我批评。我说你态度不好，你检查自己。关于郝斌的，你一点也不要说。可是李讷去作自我批评时，他不见。我容忍了好几年了。这是阶级斗争，有人要腐蚀我们的子弟，阶级斗争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张承先。
“这几年，我在文艺界工作，东来一下子，西来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斗争，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心脏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诉！”
江青的这番话，实在大煞风景。台下议论纷纷，不知江青所云。这时，江青大抵也意识到自己“走调”，赶紧说了一句：“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好不好？”
陈伯达言归正题，点名批判了北京大学的工作组，这才使“走调”的大会拨正了“大方向”。
就这样，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组曾非常严厉地批评过“六·一八”事件，发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第九号）》，在当时受到刘少奇的称赞，写下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当时曾赞同过刘少奇批示的陈伯达，这时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个多月前说的话，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在重重压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翌日，“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岌岌可危的刘少奇，出现在主席台上，言不由衷地发表讲话道：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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