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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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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奇涵就暂且挂在了那儿,像过年时吃腻了嘴而剩下的—长条肉挂在瞻口那样挂着。
  王儒安就在—个早上便换了人样。他去镇上,让许一龙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去浴室好好洗了—个澡,换了—套崭新挺括的青呢中山装,一副饱经风霜却又青春焕发、雄风—振的样子。
  他的腰也忽然直了许多,只微微有点扭歪。他让人把汪奇涵让出的校长室重新粉刷了三遍,仿佛要除一除沉积千年的晦气一般。
  然后让人将办公桌、藤椅以及墙上的奖旗、奖状之类的东西,绝对一律地恢复成他当年在位时的样子。他带着十几个学生,在校园里一遍又一遍地走,将汪奇涵留下的痕迹——擦去。他发动全体师生,花了三天时间清洗校园,就像清洗—场奇耻大辱。一时间校园里到处闪动着水桶、铁盆,到处流水哗哗,好似经了一场好太阳,那校园青春十八,呈给人—副生气勃发的样子。他召集全校师生在操场开大会,说:“从此我油麻地中学结束混乱!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不是放牛场。从今开始,老师好好讲课,学生好好听课,不得无故缺席。若错了,我王儒安自割脑袋!”
  有人问他,河边那间小草房,年久失修,是否拆掉?他答:“姑且留着。”
  这天,他走到校门口,看了看那块校牌,说:“他糟踏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一手好字了。”随即让人将校牌摘下。隔了两天,他亲手写了一块。那字确实有功夫,不骄不躁,一副秀骨,却又稳重如山。我后来见过很多高手的字,但至今想起王儒安的字来,仍觉得那是一手拿得出的好字。
  待将他的“庄园”整肃—遍之后,他有了消闲时,才开始不紧不慢地重提汪奇涵的“一屁股脏屎”。他拿出一本用报纸包了封皮的本子来。那上面,是他六年的记录,记的是油麻地中学的几百笔账目。大至数百元,小至几毛钱,一笔一笔,皆记得清清楚楚。他请来县里头的、镇里头的人,并叫上汪奇涵,然后,他拿着这几乎要汪奇涵小命的本本,当着汪奇涵的面,也当着县里头镇里头人的面,一笔笔地报出来:“一九六五年春学期,你汪奇涵通知各班班主任,要每—个学生补交五角学费。这学费收上来之后,根本没有开收据给同学,且全都没有入账,留在了你处。
  你说,这留下用做校长经费。当时初中、高中加一块,—共六百三十七个学生。其中有两个学生没交,—是初二班的董龙,二是高一班的王东辉。还有六百三十五名,每人五角,共三百一十七元五角。一九六五年七月,东边五亩地,共收干辣椒五百斤,西边四亩地,共收干辣椒三百五十五斤,合计卖得人民币一千一百二十三元。
  入账一千一百元。其余二十三元,你说用于教师的夜餐费。但,后来这二十三元,并没有用于教师的夜餐费。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学校卖藕,镇上王副社长买藕十斤半,你让人不要收钱,说这钱由你付。但你并没有付。按当时市价,一斤藕为一角五分,十斤半藕,共—块五角七分。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你们家来客,你妻子从学校又称去鲜藕三斤,也—分未交,共四角五分……“
  名牌大学出来的汪奇涵,听着这只念过三年私塾的王儒安将那长如历史的清单—一报出,早冷汗如豆,滚滚而下,嘴唇发紫又发颤。
  王儒安却神色不变,念那清单,犹如念—道道咒语,直念到天黑也未能念完。
  这之后,汪奇涵被隔离审查。他所能做的,就是向工作组—笔一笔地交代账目。
  他已不是能不能调动工作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保住公职的问题。
  大约过了半个月,汪奇涵不知是得谁的指点,突然强硬起来,对那些无法论证的账目一概不认。这不认的账目占去足有百分之八十。他对工作组说:“他王儒安栽赃陷害!”
  工作组把情况告诉王儒安,问他:“没有旁人证明,定不了案怎么办?”
  王儒安说:“有人证明。”
  当天,白麻子突然出现在油麻地中学的办公室里。他对工作组说:“王校长记的那些账目,都是实的。我当时管后勤,他汪奇涵贪污了多少公款,我是最清楚不过的。”
  工作组问白麻子:“你能证明?”
  白麻子说:“能。”
  白麻子这一声“能”,使汪奇涵从此进了地狱。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白麻子重新回到了油麻地中学,重新做了校工,仍然给我们敲钟、烧饭。那时,施乔纨已从油麻地中学调走快一年了,她的丈夫苏鹏在教育局里也已失势,重新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那天,白麻子—边敲钟,一边对我和马水清说:“汪奇涵这东西,苏鹏让他解雇我,他连个屁都没有放!”
  第五节
  汪奇涵—下子就衰老了。生活的突变,无疑是对寿命的—次骤减。从前穿着紧绷绷的中山装,现在空荡起来,颧骨高凸,嘴瘪了下去,像是在用劲吮吸果实中的浆汁,那长眉显得更长,在风中颤动,更把—番清瘦烘托出来。他差一点被开除公职,幸亏上面还有几个老同学帮他说了几句话。但调走是绝对不可能了。
  王儒安说:“走,可以,把我油麻地中学的钱还清了。”
  汪奇涵到处对人说:“我没有贪污这么多钱。”可那账却一笔一笔记在那儿。
  他像—个花了钱却怎么也凑不起账来又被人逼着结账的人—样,急得满嘴起了泡。
  最后,他认了。这样,他虽然保住了公职,但,却不能做教员了。王儒安让—位副校长通知他,他的工作是管理工具、看守厕所,由白麻子直接领导。
  大约过了两个月,当汪奇涵稍微适应了新的处境时,王儒安又让那位副校长通知汪奇涵,让他将建在校园内的家拆迁他处。
  汪奇涵去找王儒安,当面说了许多拆迁的难处。王儒安说:“老汪呀,你自己想想吧,把一幢私人的房子建在这公家的地上,合适吗?”
  王儒安完全是有理由的,而汪奇涵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汪奇涵低着头,从王儒安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走回家。
  晚上,他对妻子说:“得拆房子。”妻子先是愣着,接着转过身去,掩面哭起来。几个孩子并未领会事情有多么严重,只觉得妈妈哭了,那一定是件悲伤的事情,也跟着哭起来。汪奇涵说:“这房子是盖得不对。”妻子说:“拆了,这一家人住哪儿?拆了,就一堆碎砖烂瓦,一钱也不值了。家里的钱,都退赔了,还不够呢,就是搭—个草棚子,也得有笔钱。到哪儿去弄钱呀?”汪奇涵就发呆。
  事情拖了个把月,汪奇涵再一次找王儒安说:“能不能这样?这房子就别拆了,作价卖给学校吧,我也好把钱都还上。”
  王儒安说:“这恐怕不行吧?校园里盖的都是公房,而你盖的是私房,格局是全不一样的。做教室行吗?不行。做宿舍行吗?不行。做办公室行吗?更不行。学校要下了,也没用处。老汪呀,还望你考虑学校的难处。”
  汪奇涵—句话也就说,就走回了家。
  拆房那天,汪奇涵也没惊动学校,只是找了他的几个堂兄和妻子的两个弟弟,还有两个泥瓦匠。
  那天早上起来,我站在宿舍门口刷牙时,抬头看见校园东南角那幢房子的房顶上爬上了两个人。当时天气晴朗,这两个人坐在屋脊上,形象很鲜明。后来,他们站了起来,像走在山的脊梁上那样走在屋脊上。再后来,他们又蹲下了,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这时,我看见汪奇涵站到了屋檐下,朝他们无奈地挥了挥手。因为离得远,我没有听见他朝房顶上的人说了些什么,但我从手势里看出,他似乎在说:“动手吧!动手吧!”那两个人又犹豫了一阵,开始揭瓦了。我用脖子上的毛巾抹去嘴角的牙膏沫,返身回到宿舍,对正照镜子的马水清说:“汪校长家拆房子了。”
  他没有抬头,依然照镜子。谢百三听罢,跑到门口往那边望,一大清早的,额上无缘无故地出来了许多汗。
  坐在教室里上课时,我就再也看不见拆房子的情景了。但那幢房子离教室并不远,隐隐约约地能听见说话声:“接住。”
  “往哪儿摞?”“先摞在地头上吧。”不时地,还听见瓦片掉在地上发出的破碎声。每一阵破碎声之后,总有片刻的沉静。我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耳朵静静地捕捉着那些穿过清澈的空气而传过来的声音。我很想听见汪奇涵的声音,可是他总哑默着。他们家的人也都哑默着,像林子间的一口池塘。
  下课后,走廊里站满了人,都朝那边无声地望。那时,已揭去许多瓦块了,房顶成了个丑陋的癞痢头。那房顶原先是很漂亮的,盖的不是那种称作“洋瓦”的方块大瓦,而是半圆形的中国传统小瓦。盖好后,房上一垅—沟,一起—伏,像—湖被风晃动起来的水波。下大雨时,我们常在廊下看那雨泻在屋顶上的样子:一屋顶的雨烟,淡淡的,乳白色的,像早春三月清晨的薄雾,又像是—个人在冬日里长跑之后,站在那儿冒热气。雨汇到那一条条瓦沟里,形成—道道细流,从上而下,急急地流泻,如无数条银蛇在草丛里游动,到了檐口,折成直线,织成一屏水帘,若风大—些,这水帘还会飘动起来。这屋子,不仅在雨中,即便在日光里,在晨曦与暮霭中,都能与这洋洋大观的红瓦房与黑瓦房相映成辉,都能成为这偌大校园中的一个景观。
  乔桉在人群里问:“是谁将那母女俩请回来的?”
  有很多目光转过来,朝我,朝马水清、谢百三等人看。
  上课的钟声敲响之后,大家都回头看了一眼那房子,便陆陆续续地进了教室。
  我没有进,马水清靠在廊柱上,也没有进。我走向他,小声说:“别上课了。”他没说话,走在我前面,朝那房子走去。
  我们看到了汪奇涵。他正弯腰在地上捡瓦。他的妻子、孩子,都在往远处的地头搬瓦,满手满脸沾满灰尘,最小的—个孩子,像个小鬼。汪奇涵听见了脚步声,站了起来,“林冰,马水清……”我们看到他黑糊糊的脸上,有一道不知被什么东西划下的伤痕。他用手做了一个手势,对我们说:“灰大,别站在这儿!”
  我们没有动。
  他用两只黑手指推了—下眼镜,问:“你们找我有事吗?”
  我们没吭声,就过去搬瓦他说:“你们有课呢!”
  我们不吭声,搬了瓦就随他的孩子一起往地头走。
  课正上着,谢百三又带了五六个人来。
  汪奇涵拍了拍手上的黑灰:“你们都有课呢!”
  大家都不吭声。于是,田野的小路上,就有了—个长长的搬瓦队伍。大家间隔着站开,把瓦一片一片传送到地头。我们尽量小心翼翼地。即便是这样,也没能将那些瓦全部无损地保全,它们在各个环节上受损,运到地头的好瓦,也就只有—半的光景。
  汪奇涵走到—边去,用几块砖头架起一只铁锅,然后就用屋上拆下来的芦席烧水。火熄灭了,他就低下头去用嘴吹风;当火突然呼地—下腾起时,他就会向后一仰,将上身抻直,火光就把他的脸膛染得红红的,很健康的样子。水烧开了,他在露天的桌子上摆下十几只白碗,往里面倒上开水,然后让大家都停下来喝。大家不停手,他就不停地说:“水凉了,水凉了……”大家就停住走来,一人端了一只碗。
  于是,天空下就响起一片咕噜声。喝完了,那白碗—个个再摆回来时,就都烙了黑指印。汪奇涵就坐在凳子上歇着,点了支烟,面对着那十几只空碗,像—个疲倦的过客,临时坐在路边的树桩上小憩。
  到了下午,屋顶就全都揭开了,房子就剩下了四堵墙,—派大放光明的样子。
  四点钟时,天下起雨来。汪奇涵的妻子就招呼大家赶紧进屋子躲雨。所谓的屋子,就是在校园外的路边上搭起的一个小草棚,里面黑洞洞的,进去时得弯腰。我们看了看那草棚,见里面摆了那么多家具,又进了不少人,就不肯进去,躲到了几棵大树下。我们贴着树干站着,像量身高似的。雨很凶狂,从天边漫过来,打得满世界生烟。远处,—个放鸭的披了蓑衣,在撵着追赶雨点而跑得四野皆是的鸭子。
  —个放牛的孩子骑在牛背上,得到了一种痛快,居然不去躲雨,连人带牛立在大雨里。那四堵墙在这大雨里就显出一番悲凉来。拆顶之后,它们都显高了,也显瘦了。
  那雨就无遮无挡地倾泻那四堵墙围成的方框之中。这即将消失的四堵裸墙,就像从前的年代里留下来的—份陈迹。汪奇涵不知要干什么,撑了一把破旧的黑布伞,沿了泥泞的小径,朝那四堵墙走去。我们看到他进门去了,过了—会儿,又走出来,然后朝这堵墙望着,一直望到雨过天晴。
  傍晚,我们几个在往宿舍走的路上遇到了王儒安。他见我们—个个赃如泥丸,问:“你们干吗去啦?”
  我说:“帮汪校长拆房子。”
  他停了片刻,点了点头,说:“这是应该的。明天,你们几个再吃点苦吧,我再派十几个人去。”说完,他就朝办公室方向走去。
  他的腰依然有点错位,但错开后的上身挺得却是笔直的。步履也很从容。那一顷刻,我心中忽起了—个疑问:他从前那种痛苦的呻吟,是不是过于夸张了?
  第六节
  汪奇涵没有盖房。因为王儒安让白麻子找来两个泥瓦匠,将两间教师宿舍打通,暂且借他做住家用。他兢兢业业地管着两个厕所、一堆工具和许多杂务。过了半年,人居然胖了起来。他不怎么觉得自己痛苦,也无甚压抑,更无矫饰的惆怅。他变得淡泊了、平和了,也变得真诚了,心胸开朗如秋天收获之后的平畴,仿佛将世界上的事情都经了一遭,明白了其中的许多大题目,觉得用不着拿太多心思与精力去在这个世界里折腾了。他甚至不可惜他那一肚子好文化,很快乐地看着学生们种菜、栽树,看着他们将池塘中的鱼网上来。他还参与这一切。休息时,他随便地坐在泥地上,讲他从前在大学读书时的情景,说他见过陆平、聂元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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