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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浅予自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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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日寇大举进攻上海，目的在推翻南京政府。我和白波回到上海，联合上海漫画家张乐平、胡考、特伟、陆志庠、宣文杰等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奔走于抗日宣传战线。白波是这条战线上一员勇敢的女将，和画队战友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除了画大幅布画外，在武汉时，每期还为《抗战漫画》月刊供稿，构思与造型独具风格。通过战时生活的锻炼，我们的共同生活本应该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没有想到战争对每个人也是一个考验。尽管我已摆脱了旧家庭的牵累，白波却在考虑个人的前景。以往她无所畏惧，在这战争的环境里，却似乎恢复了理智。她在想，难道一辈子做叶浅予的情人吗？我发现她的精神状态有异常，我也在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在这个大动乱时期，每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我自己由于全身心贯注在漫画宣传队的工作里，很少和白波交流这方面的想法。事实上在武汉后期，她对漫画宣传队的工作已开始消极，我却没有觉察。
1938年的武汉，是抗日战争的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天为抗日工作，各干各的，到了晚间，就可能交错位置，交流情怀，发挥人的本能。思想有负担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免要寻找发泄的机会。白波就在此时刻，和当时最受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她虽不是美人，却有妇女的魅力，何况她是个才气横溢的画家呢。在一段时间内，她渐渐和我疏远，漫画宣传队的人已有所觉察。这年夏季，政治部第三厅派我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我颇想让白波同去香港过几天舒心的日子。想不到，她婉转地拒绝了我
的建议。我这才明白，客观形势已经变了，主观愿望再好也无济于事。不过，在受到打击的同时，我也感到一点聊以自慰的心情——我不再对梁白波负欠什么了。
回忆在南京的生活，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我充分享受了一个才女的一切赐予，充分感受到她在艺术上对我的启发。尽管这几年也有许多磨难，但所收获的比失去的多得多。白波不是一个寻常的女性，她有不吝施舍的精神，也有大胆占有一切的勇气。在那个年代，虽然有社会风气的熏陶，她内心的叛逆因素却起了主导作用。像我这样一个屈从于封建家庭的人，居然敢于挣脱束缚手脚的绳索，关键在于白波的大胆与勇敢，支持我竖起反叛的旗帜，和她一道去探索新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前景。
白波告诉我，30年代初，她曾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的南京路上的飞行集会，还谈起过她曾经和一个男朋友睡在一起，却不让他贴近自己的身体。这充分表明她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在我的世俗眼光中，简直像一个星外来客。她的一切生活方式、艺术思维、人生观念，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诱人的，我无法抗拒。
1938年我和白波在武昌昙花林话别，她终于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于是，漫画战线失去了一颗发光的彗星。
婚姻辩证法妇唱夫随第四课（1）
1938年，我怀着凄楚的心情独自去香港，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任务完成之后，回到武汉，武汉已在日寇的包围之中。我随机关撤退到长沙，又在长沙大火之夜走出长沙，撤到桂林。随后，我再次受命去香港，筹办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这时广州已沦于敌手，我只能取道越南去香港。同路有两个话剧女演员和我作伴，我与其中一个发生了感情，初到香港时颇有点神魂颠倒，时相往来，得以解除我的寂寞感。然而，我思想深处总潜伏着那位才女画家的倩影，无法抵抗。最后不得不割断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感情联系。
在驻港各方的支持下，《今日中国》顺利出版。我作为主编，和香港有关各方联系广泛。广州沦陷，香港成为孤岛，英国殖民当局由于和中国政府有特殊关系，对于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活动，采取同情和保护的态度，日寇对我们在香港的抗日活动也无可奈何。
有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的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请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要我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并替我约定和戴氏见面。见面的地方是我常去的一家跳舞厅，这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闭着，戴氏每天上午在此练舞编舞。我与她结识后即在一旁观看，有时画点速写，准备为她设计一张舞蹈晚会的海报。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舞技娴熟，可是说一口英语，我的英语只有中学程度，如何对付得了！彼此之间交流思想只好打手势，还有时用图画。一星期之后，我们成了熟朋友。通过我，她结识了好几个文艺界人士，我还带她到香港湾仔、筲箕湾等渔港去玩，接触城市以外的天地。经过几次活动，我的英文口语渐渐可以和她对起话来，我们之间去了一层障碍。她说她初到香港，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我是她所认识的惟一来自抗战大后方的中国人，所以她对我有特殊的亲切感。我告诉她，我在和她认识以前，从未和土生华侨有过交往，更没有和一个华侨艺术家接触过。大概经过半个月光景，我们之间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速度相当快，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没法抗拒。
通过接触我了解了戴爱莲的身世。她1916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千里达岛（现称特立尼达）一个三代华侨的家庭中。祖籍广东鹤山（现新会县），祖父小名阿大，年龄很小就被作为华工招募，因广东话中“大”与“戴”同音，人们叫他“阿戴”，并认定他姓戴，究竟本来姓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了。父亲名艾石克，母亲姓刘，也是侨生。爱莲姐妹三人，她最小。因母亲爱好音乐，她自幼受到熏陶，常常在母亲的琴声中翩翩起舞，父母便把她送进岛上惟一的一所舞蹈学校习舞。15岁那年，她随母亲去伦敦定居，就在那儿继续学习舞蹈。不想好景不长，因父亲破产，家境贫困，她不得不勤工俭学，自己设法谋生。由于学习勤奋，她很快具备了担任舞剧角色的条件，但她的黄皮肤、黑头发和过于矮小的身材，使许多芭蕾舞团兴趣骤减，她只能到处打零工，有时甚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幸好她的老师——伦敦一位著名芭蕾舞教授对她很赏识，愿意免费教她，她才坚持学习下去。在伦敦学舞九年，打下扎实的基础，随后又进入莱斯里·伯·方森办的现代舞工作室学习。在艺术实践中她把芭蕾舞和现代舞彼此取长补短，创造出十分完美的舞蹈，技艺大进。1936年至1938年，她有机会随几个著名的现代舞蹈团工作、学习，并经过严格考试，成了欧洲现代舞权威拉班的学生尤斯所办舞校的学生。靠着努力得来的奖学金刻苦学习，她终于成为一名既精通芭蕾又掌握现代舞的年轻舞蹈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她返回祖国，第一站到香港，除了因为她姨母在香港外，更主要的是她十分敬仰宋庆龄。在伦敦她就为“保卫中国同盟”作过募捐，如今，她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亲自参加抗战，决心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是她回到祖国后最亲密的朋友，我俩的心很快便相通了。
在我们快速的谈情说爱过程中，九龙半岛酒店那场舞蹈表演会是一个重要契机。我为这次演出尽了最大努力，既是舞台监督，又是服装管理，还请了一位话剧团的朋友管灯光。廖梦醒是前台经理。我们三个义务劳动者，帮助戴爱莲为祖国的抗日神圣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个政治任务。
演出之后，戴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问题也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要先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后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的反应，当然是欣喜若狂，暗暗自慰。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从天上又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去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了。
为组织这个家庭，爱莲十分主动积极。我们在一个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间房，作为短期的窝。宋庆龄亲自当我们的主婚人。她在自己住处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们结成夫妇。参加宴会的有“同盟”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巧茉莱和《今日中国》的丁聪、刘邦琛。宴毕，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门之间的渔岛“长洲”去度“蜜月”，三天后回香港，在新居又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双方的亲友。戴家到了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叶家到了驻港的文艺界朋友，其中有夏衍、马国亮、张光宇、张正宇、郁风、黄苗子、盛舜、丁聪、刘邦琛和冯亦代等。
一周后，1940年春天，我们踏上回大陆的征途。先搭船到广州湾的赤坎镇，然后赶早步行，我为爱莲雇了乘凉轿，一路连宿遂溪、廉江、陆川三站，然后换乘单车尾（自行车）奔玉林、贵县。在贵县换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在柳州坐上湘桂铁路的火车到达桂林。这一路，自贵县以下的公路因战略关系早已被破坏，所以只能步行或乘单车尾，走了五天；三天乘拖渡在西江和柳江中行驶，待到柳州，才有条件享受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这一切在我看来司空见惯，爱莲却觉得特别新鲜。在桂林，我们受到广西艺术馆欧阳予倩的接待，看了
广西地方戏桂戏的演出。爱莲初次接触到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爱不忍释，当即下定了学习祖国舞蹈的决心。
三天后离桂林赴重庆，先乘火车到广西的荷池，湘桂铁路到此为止；再换乘去贵阳的长途汽车，到贵阳又换乘去重庆的汽车。这一路，颠颠簸簸走了五天，若从广州湾赤坎算起，已经走了15天了。旅途极其劳累，幸好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33岁，她24岁，要是现在，我们的骨骼早散架了。可是那时，当朋友们从重庆北岸到南岸来接我们时，我俩依然精神抖擞。
婚姻辩证法妇唱夫随第四课（2）
到了重庆，老朋友包围住我们，要看看叶浅予凭什么魅力，骗来一个华侨舞蹈家。爱莲不懂中国话，见了他们目瞪口呆，只顾问我朋友们议论些什么。我把实话告诉她：说朋友怀疑我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她急了，用英语回答说：“不！不！是我甘心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都哈哈大笑。事后，爱莲悄悄对我说：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界朋友，我才知道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问，你看的东西太多了，路也走得够多了，可知道你只走了中国西南的一角？她大惑不解，问，若去延安，是否还要走这么远？我说，岂但远，路还不好走，说不定半路上被截住，送你回重庆哩。她似信非信，催着我赶快去找周恩来，她说她有一封宋庆龄给周恩来的信，介绍她想去延安的意愿。
武汉时期，国民党履行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诺言，在大本营成立了政治部，部长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担任副部长，负责指导郭沫若第三厅的文化宣传工作。我是三厅成员，被派在香港工作。武汉撤退后，大本营移驻重庆，蒋介石翻了脸，把共产党撇在一边，周恩来、郭沫若下了台，政治部成了清一色国民党的天下。我一到重庆，新任厅长就把我召去，问这问那，还问我是不是国民党员。我说不是，他说这可不行，《今日中国》将另派别人接办，你应回去办移交。我顺水推舟，立刻送上辞职书，不久就被批准了。在这个过程中，我陪爱莲去见了周恩来。周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我们，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开展工作。我觉得此说有理，因为我这条鱼适合在大后方的水域里游泳，爱莲的工作又离不开我的帮助，于是决定暂时不去延安，就在重庆打开局面。
正在此时，日寇向重庆发动连续一周的疲劳大轰炸，24小时内夜以继日向重庆倾泻炸弹。这样继续了一星期，一切生活都被搅乱。起初我们寄住在张家花园一个朋友家里，第一批炸弹就毁了那座房，只得另找别处。第二批炸弹又毁了我们寄住的小旅馆，我们一星期搬了三次家。重庆人也真经得起考验，炸毁了旧房，第三天就能盖起新房住进人。整整一星期的疲劳轰炸，日寇以为中国人会挺不住，可以乘机逼迫蒋介石投降，岂知中国人就有这股子宁死不屈的硬劲，倒是日本人挺不住了，疲劳轰炸宣告破产。
爱莲经过这一番火的洗礼，渐渐能适应战时重庆的生活了。她说，这次轰炸，比之希特勒夜袭伦敦厉害得多。重庆房屋一片片倒坍，伦敦房屋可结实得多；希特勒逼邱吉尔投降，英国人硬是挺得住，日本人逼蒋介石投降，重庆人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可是也挺住了。她觉得这次下决心回祖国来，和重庆人一道接受战争的考验，心里特别痛快。
轰炸过后不久，在抗建堂举行了一次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演出的节目和香港那次基本相同，使重庆人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把芭蕾和现代舞蹈揉合在一起的华裔艺术家。演出后，戴爱莲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把马的两个小提琴曲《思乡曲》和《新疆舞曲》编成两个独舞节目，在重庆交响乐团的演奏会上搬上舞台。
这年秋末，我们回到香港，我把这次大后方之行所见所闻的材料画成《重庆行》漫画80幅，在香港展出。原拟不久与爱莲一同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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