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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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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物不可免
汉文帝刘恒驾临北岳恒山，兴致颇高。有近臣奏曰，讳恒山当改名为常山。刘恒一听，是这个道理，大笔一挥，恒山变成了常山。
山不可免，城也不可免。南京曾名建邺，司马邺登基后改为建康；玄武湖曾名元武湖，只因清朝有康熙皇帝玄烨。
这等无理举动，实际上是有违周之祖制的。周代命名“六避”是应该让道于官、山川、牲畜、器币的。后世帝王之胄都认为自己是天子，天的儿子还有什么不能改的？山川河流占据了好的名字，不仅故意取以为名，而且要山川之类避其圣讳。在他们看来，山川可废，圣上的大名是万不可动其一毫的。
先人书名更不在话下，《广雅》一书因杨广而改名《博雅》，《太玄》一书因康熙玄烨而改为《大园》……
如此一通乱改，世间一片混乱。也为后世研究前人历史多了不少麻烦。
但凡事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就以这避讳而言，反倒成了辨别历史文献和文物真伪的好办法。有一个叫潘成规的人便根据避讳对《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提出异议。他的根据是《红楼梦》第26回中的一段描写——“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笑道：‘想必是这两个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觉得没意思，笑道：‘谁知道他糖银果银’。”
曹雪芹的祖父叫做曹寅，曹雪芹怎么可能把寅字这样滥用？简直肆无忌惮之极。潘先生认为，“曹公如此大手笔，拈字弄句手到擒来，焉能为区区取一名字而犯祖讳？可见，《红楼梦》并非曹雪芹所著。”
当然，凭此小小细节就断定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作者，似乎也有些过分，但是，白纸黑字，很多红学大家拿此也毫无办法。
◎ 你不避讳，我要你脑袋！
可不要小瞧了避讳一事，稍不留神，便可能有杀身之祸。《唐律疏议》规定，故意直呼皇帝名字就是犯了“大不敬”罪，属于不赦的“十恶”之条，哪怕是无意犯禁，亦难逃“法”网。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光头僧，举过义军旗，因此避“僧”，“贼”二字如避狗屎一样敏捷。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写贺表时，用了“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璋看后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以为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也，则字音近于贼也，罪坐不敬。”可怜徐一夔，一生忠心耿耿，却死得不明不白又不值！
乾隆时，江西举人王锡侯修订《康熙字典》，自编《字贯》一书。巡抚海成发现书中竟直书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心中窃喜，赶紧上告皇上，以为能赐官受封，连升三级。不料乾隆的想法大出海成所料，他不仅下令斩了王锡侯及其子孙，连海成巡抚也冠以未能明言《字贯》凡例中的“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之罪，革职查办，最后还判了斩刑，缓期执行。甚至连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江西布政使、按察使等也受了株连。海成巡抚身陷囹圄，连自己拿靴子掌嘴的权力都给剥夺了。
第三部分 性爱与婚姻第14节 洞房悲喜剧（图）
闹洞房险些闹出人命案——新婚三日无大小一看新娘手，二看新娘脚，三看新娘腰，新娘要不亲手送，我们就要伸手掏……
——明朝四川某地流行的《新房曲》
清康熙年间，上海宝山县令接了一个棘手的案子。原告是前日刚刚结婚的新郎官，被告是同村的小泼皮。告状不为别的，是因为小泼皮在新郎新娘结婚那天闹洞房闹过了头，惹得新郎火起，和小泼皮动了手，却因拳脚功夫稍差，反被小泼皮打得鼻青脸肿。于是乎，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的“洞房花烛夜”成了“治病疗伤夜”，新郎官儿哪咽得下这口恶气？便告上衙门。
县令大人听完新郎官儿的陈述，觉得小泼皮实在有些过分，便准备关押他几天替新郎消气；可是，小泼皮振振有词地说：“新婚三日无大小！”这话由来已久，县令一听也觉得有理，一时犯了难。
《点石斋画报》并未明说此案的最终结果，依据当时的风俗，小泼皮应该不会受到什么惩戒，而新郎官儿，只好吃个哑巴亏。
闹洞房闹出问题的情况并不少见。《吴有如画宝·风俗志图说》中记载了宁波的一场洞房悲剧——宁波某男子潜伏洞房之中，闻新郎解衣声，新娘脱履声，禁不住暗笑，被新人发现，新郎一气之下用剪刀将听房者扎了个血肉模糊。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燕地风俗：“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也就是说，在汉朝的时候，闹洞房至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洞房，新人初夜之所，为何要闹呢？民间自有说法，如“不打不闹不热闹”、“人不闹鬼闹”、“闹得越欢过得越久长”，于是乎，谁不图个吉利，闹就闹呗。
闹房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加上各地风俗不同，形式也就随之变化无穷。不论如何变化，都与性启蒙有关，以至于“启蒙”不“启蒙”并不重要，毋宁说与性有关。
明朝某地有此婚俗：洞房床上反铺一条花席，需要新娘把它正过来，边翻边有人问：“翻过来了没有？”新娘自然羞于回答，但闹房者一定会穷追不舍，直到新娘红着脸说：“翻过来了！”这大概是闹洞房者有关荤话的最文明的版本了。在这样的场合，黄色笑话自然是可以大行其道了，色情灯谜更是家常便饭。因此，很多羞涩少女在一夜之间成长为凶悍少妇，大概要归功于闹房者的性启蒙。李渔在其色情名著《肉蒲团》中将“看春意（春宫图）、读淫书、听骚声”称为闺房三乐而大肆宣扬。有关“骚声”的说法实在有点过于开放。但毕竟还仅仅是“听”，生怕当事人发现，有些地区闹房居然闹到了“调戏”的程度：明朝四川某地流行的《新房曲》，实在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一看新娘手，二看新娘脚，三看新娘腰，新娘要不亲手送，我们就要伸手掏……”遗憾的是，此曲并未完全流传下来，不过，可以想像，后面的话一定更加不堪入耳。更有甚者，便是发展到了动手摸的程度，被摸者自然是新娘，而新郎官儿纵有千般不悦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第三部分 性爱与婚姻第15节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1）
——高耸入云的贞节牌坊若不问夫妇之间有无可以永久不变的爱情，若不问做丈夫的配不配受他妻子的贞操，只晓得主张做妻子的总该替她丈夫守节；这是一偏的贞操论，这是不合人情公理的伦理。
——胡适《贞操问题》（原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1918年）
贞节，不仅仅是贞洁。贞洁指的是肉体上的洁净，而贞节就不同了，是一种法则，一种做人的原则。说白了，就是男人为了防止自家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要求女人必须严格遵守的道德义务。具体而言，女人不能有婚前、婚外性行为。后来，进一步发展为：丈夫生时不得改嫁，死后不得再嫁。后来又发展为：未婚妻未过门时丈夫死了，也要守寡，这叫望门寡，守得住望门寡的，才是千载难逢的好样的女人。中国古代战乱频繁，每次战乱，都有成千上万的未婚女子和已婚妇女为了保守贞节而做了殉情烈女。仅《古今图书集成》中收入的明代烈女就有三万六千人之多。
男人对于女性的限制可以说是变本加厉。孔子有言：“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这位“有教无类”的老夫子仍然难以解脱对女人的歧视，也难怪后世人以之为金科玉律，争相发挥了。然而，这并没有激发起太多女性的反抗意识。她们在漫长的封建黑夜中恪守着男人们为她们设计好的一切，谨小慎微地打发着日子，不敢越雷池一步地苟活着……
◎ 受人尊敬的班昭
古人对于女性的要求多如牛毛。《仪礼·丧服·传》记载了对女性品行的种种导向性极强的规定，即“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堪称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最无理要求，却被全社会女性所宽容接受，并得以大肆流传。而《周礼》则提出“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进一步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的苛求。
令人费解的是东汉女学问家班昭作的《女诫》七篇，它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连序在内不过1600多字，内容却相当丰富，对女性的要求异常全面，并将“四德”做了注解：“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则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她认为女孩一生下来就要遭受与男孩迥然不同的待遇，睡在地上，拿纺轮做玩具。班昭认为这是妇人的常道。于妻子而言，丈夫是至尊至高的，是天的象征，事夫如同孝子敬重父母、忠臣礼顺君王一样，根本不能有平等之念。所以，她极力鼓吹贞节观念，推崇“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的原则，强调“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这样，贞节就成了班昭高高举起的大旗，从此揭开了大多数女性受苦受难的序幕。
班昭是颇有才华的女性，她的这一怪异举动被后世学者认作自卑所致。班昭的七条原则不惜丢弃人类普遍的感情内容，忍辱负重，不管男性的言行多么荒诞和悖谬，女性也得忍受，曲不能争，直不能讼，以一厢情愿的贞顺不招惹男性的忿怒，处心积虑地维持道义上的名分。
深受时人尊敬的班昭惟恐女子不守妇道，在《女诫》序言中申明了著书的本意。字里行间所见到的都是女人的自卑。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导无素，恒恐子谷负辱清朝（《后汉书》引三辅《决录注》云：子谷即曹成子）。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即授封关内侯事。实非鄙人庶几之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羞宗族。吾今疾在沈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闲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
拥有高文化修养的班昭尚且如此，真正“愚暗、不敏”不识字的妇女们有足够的理由在自卑方面变本加厉了。
◎ 为一些人所不齿的卓文君
汉朝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担任武骑常侍，觉得真是屈了自己这个大才，常常饮酒作乐，最终称病辞职回到家乡四川临邛。
有一次，他赴临邛大富豪卓王孙家宴饮。卓王孙有位离婚在家的女儿，名文君。文君对司马相如的文采钦慕已久，便躲在屏风后面窥视相如。相如来赴宴时心中早已念着文君，见屏风后人影晃动，心中暗喜，但表面上装作不知。当受邀抚琴时，便趁机弹了一曲《凤求凰》，以传爱慕之情。相如、文君倾心相恋，当夜即携手私奔。相如一贫如洗，文君亦因卓王孙怒其败坏门风而不得一文钱。两人只好变卖所有东西后回到临邛开了家小酒铺。每日，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打杂。后来，卓王孙心疼女儿，又为他俩的真情所感动，就送了百万银钱和百名仆人给他们。
这个故事的杀伤力是巨大的，一时间传为佳话，成了古人追求自由恋爱的典范之作。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后来司马相如靠溜须拍马当上了大官儿后，受皇帝宠幸，便宿娼纳妾，竟不理会卓文君。
文君因作《白头吟》以诀。“皑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司马相如见到此诗，佯作落泪，叹道：“文君呀，不是我相如无情无义，只是，你名节不全，我为朝廷命官，怎肯就范……”
司马相如这一举动，又被当朝传为佳话，真的是让人无处说理。明明是司马相如薄情负义，却口口声声说卓文君不贞。这种流氓逻辑居然在古代中国大行其道，岂可怪也欤？！
◎ 自虐的守节
强大的封建礼教攻势加上自甘轻贱的女学问家的鼓与呼，守节就成为古代妇女集体无意识的必修课。妇女们为了表明自己守节的决心，展示不嫁的毅力，不食荤腥、服装粗陋、不听音乐、不出庭户、不沐浴，甚至裁发、割耳、断臂、毁容，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从下面这些摘引自正史《列女传》的烈女行为中，可见一斑。
王琳妻韦者，……琳卒时，韦年二十五，家欲强嫁之，韦固拒，至不听音乐，处一室，或终日不合。卒年七十五。
东平郑氏、大宁杜氏、安西杨氏，并少寡守志，割体肉疗姑病。
段氏，隆兴霍荣妻也。荣无子，尝乞人为养子。荣卒，段氏年二十六，养舅姑以孝称。舅姑殁，荣诸父仲汶贪其产，谓段曰：“汝子假子也，可令归宗。汝无子，宜改适，霍氏业当无预焉。”段日：“家资不可计，但再醮非义，尚容妾思之。”即退入寝室，引针刺面，墨渍之，誓死不贰。
兴和吴氏，自刺其面；成纪谢思明妻赵氏，自髡其发；冀宁田济川妻武氏、深水曹子英妻尤氏，啮指滴血，并誓不更嫁。
王氏，成都李世安妻也。年十九，世安卒，夫弟世显欲收继之。王氏不从，引刃断发，复自割其耳，创甚。亲戚警叹，为医疗百日乃愈。……
守节守到自虐的程度，也真是难为了守节者。史官对此的态度自然是褒扬大于贬斥，否则，正史中定难寻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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