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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9-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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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好像都有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趋势，只是有的人明显，有的不明显。这就回到了“一切科学到最后都是哲学”，这句话绝对正确。看东西方哲学，看各个时期的哲学，看东西方发展大势，我感觉中国的哲学最接近于自然。最有利于人类，最代表世界长期发展的趋势。它承认不同，强调不同东西的和谐共处。既然永远不可能消灭不同，那么就应该共处，所谓“和而不同”。“全球化”、“相互依赖”其实就是中国从先秦哲学中就讲的“世界大同”，包括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的思想。世界全球化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共产主义也是这个方向。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
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缺少的，都有理论流派上的归感。不久之前我一直是现实主义者。现在也不能说不相信现实主义了，但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我，越来越重视国际体制、国际规则、多边的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包括全球化的影响力，其中一些人称之为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是不能完全按照一个理论来解释的，完全按照现实主义也不行，国际关系中确实也有不属于力量的，但完全靠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也不能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建构主义重视国际行为中文化的作用，也都是符合实际的。
1988年在美国时，我读了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当时还是接受的，因为它的新现实主义归根结底还是现实主义，只是在继续坚持国家实力、国家利益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结构的理论。新现实主义认为结构是力量的分布决定的，和现实主义没什么差别，承认有国际体系、国际结构；而经典现实主义甚至这点也不接受，只是强调国家利益。
归纳到我身上，可能过去有80％到90％是相信现实主义这套认识和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现在，现实主义的这套理论的对我的影响就大大地减少了，恐怕只有50％了。现实主义的有些方面我还是接受，我还是用它来在观察、理解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但是，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社会文化这些在我的身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体现。尽管现实主义仍然是挺大的一部分，但是，概括我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更多指导我的思想认识的还是自由制度主义。
楚树龙·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回归中国传统（2）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感兴趣的。我只对其中的几个理论比较认同，比如“相互依赖”，因为我看到世界各国之间更加相互依赖的现实。但是，对于依靠国际制度、国际规则来调节国际关系的说法我不相信。当时看到的那个时代和世界，主要还是受美国、苏联、中国等大国力量的影响。
其实，真正接受新制度主义是最近这十年，我看到国际制度（包括国际贸易组织）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和约束力。
理论上有偏好，制度上的东西也有偏好，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来。对世界了解越多，我越觉得现在的世界是这些制度、规则的东西大行其道。我在讲课写书中曾说，如果还要有什么国际体系，那就是国际制度，国际制度的体系，不是两极、单极，也不是多极，而是国际制度成为国际体系。我认为制度将会大行其道。制度是广泛的，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法、国际规则、国际观念。我认为伊拉克战争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违反国际制度，得不到国际制度的认可，即使有实力也是孤立的，会遭到多数国家反对的。我认为国际制度、多边合作、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未来。
此外，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对我近几年的学习和思考也有比较大的影响。我比较赞同温特的建构主义，他提出了非常深刻的问题，他提出我们要对长期的理所当然的一些结论重新反思。“存在决定意识”？温特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来挑战这个观点的。人是可以创造世界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进行反应。他的观点是：人是文化的，是可以建构的。比如，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个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们建构的结果，这一点我是赞成的。在自然界或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中，都是先有存在，然后才有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但是，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人建构的，不是人客观上就存在的。它顺应了以人为本的潮流，它是关于人、强调人的，它使国家人格化。过去讲国家非人格化，好像国家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战略的目标、内容。我认为应该有这样的变化，就是更多地关注到个人。现在的安全理论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包括发展理论。建构主义里面充满了哲学，引入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等。我认为我理解他的东西非常容易，因为我这几年在政治哲学上的涉猎比较多，特别来到清华后，涉及政治哲学、文化的东西增多了。我重读了《论语》、《老子》、《孟子》，以及《理想国》、《君主论》，《社会契约论》、《政府论》、《联邦党人文集》，等等。
以前泛泛地学过，不深，说实话也没太懂。现在，人的阅历、经历多了一点，读这些东西也容易懂。年轻时这些东西不容易懂，因为这些东西要结合对生活、对世界的经验阅历。我相信杨振宁那句话“一切科学到最后都是哲学”。国际关系也是如此，确实最后是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我在《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一书的前言中给国际关系下的定义是：国际关系是关于国际行为主体相互关系及世界发展变化的一门学科。这是我多年研究的感悟。我更强调后者，我认为国际关系主要不是研究国家之间相互关系，而是研究世界发展的变化，研究全球化，研究国际体系，研究世界战争和平问题，远远超越了国家之间关系的范畴，它是在探讨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方向。这是个世界观问题。所以，我把国际关系理解为如何看世界。国际关系是一种哲学。认识世界的问题，基本上只有两个学科在做研究，一个是哲学本身，一个是国际关系。
人到一定程度会变化，因为世界在变化，国家在变化。很多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转变。我的这个转变与中国的转变有关，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自己的国家。中国过去不承认，也不介入这套国际体制，我们作为中国人也不会接受；中国这十年来开始逐渐地参与、融入国际体系，我作为中国的学者、中国的公民，也就逐步接受了。在国内政策问题上也是如此，我现在无论对美国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都可以概括为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保守主义者。
7年前，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保守主义者，无论是对美国问题，还是中国问题，当时就是坚持旧的观念、传统的观念。在社会经济问题上，重责任、重法律，而不太重平等。现在变成自由主义者，觉得社会还是要讲求平等、公正，援助弱势群体。在国际上也是坚信这样的东西，相信国际组织的作用，相信富国要帮助穷国；穷国本身受穷不是因为懒惰，而是缺乏条件；国际社会、各国政府都有义务创造或改善这些条件。对我来说，整个思想体系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这可能与年龄增长和对世界的认识增加有关，与世界发展的趋势有关。
另外，这也跟人的性格有关，跟人的阅历有关。接触越多，思路就会越宽。性格、经历这些东西不影响学者的成功，但影响学者做学问的方式方法。我是比较直接的一个人，不拐弯抹角，不掩饰。所以我的文章、书、我的话总是单刀直入，比较好懂。我追求的是深入浅出，我相信简单是美，是本事。这样效率高，能减少浪费。这与我性格有关。做人和做学问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致的。
假如我的研究一直局限在美国外交、美国对华战略、亚太战略、中美关系，而不涉及别的，那么，我恐怕就一直还是现实主义。老在这一个领域内就跳不出这个思维上的框架。这些转变对我从事美国问题研究、战略研究影响非常大。这里就涉及怎么看待美国，怎么看待战略，怎么看待现实。理论都是解释现实的，掌握的合理理论越广大，思维的层面越宽，也就越可以把现实的具体问题看得准，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这有助于我们在全局中更好地把握局部。
杨继·留学的迷思杨继 留学的迷思（1）
杨继，1973年生，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Dr。 iur。）。1997年至2001年在北京新东方学校讲授留学英语，并创办新东方德、法、日语培训，培训学员数十万人。2001年7月至2004年1月任新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并从事留学咨询业务。2002年赴德攻读博士学位，并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全额奖学金，2004年11月获得德国法学博士学位，其后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由于其独特经历，著述也分为法学研究、外语教学、留学与海外生活三大类，如《股份公司代表人制度研究》（德文，在德国出版）、《德国商法》（译著）、《GMAT阅读精解》、《GRE阅读剖析和全真题解读》、《踏上滑板去留学系列》（分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六分册）、《在思想的国度遨游——德国留学全攻略》等等，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不经意间，我们这些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人，似乎也有了平静地检视自己思想的习惯，姑且可以看作是对已逝去的躁动青春时代的一个逆反吧。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说：“普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思想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来源”。我们这些不定型的思考，正好可以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成为将来批判与反思的对象，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的思维——其学术名称叫“民间思想”——立一存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相当多的读书人极为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留学，从这场大潮的萌动到狂热、再到退潮与冷静，不管是梦断留学路的、浅尝辄止的、十年寒窗的、还是步入辉煌的，由于本人的特殊履历，实在是见得太多，而由于尚未麻木的青年人的情绪，我又无法将这些经历都平淡对待、泰然处之，只好借曹保印先生主编的这部鸿篇巨制的一席之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吧。
一
留学之制，虽古已有之，但我中华自古上方大国，有何必要向蛮夷番邦虚心求教？因此，三千多年来，但闻四周各色国家和部族的留学生到中土学习，其中还产生了不少古代的国际友谊佳话，而中原人向外求学，除了中世纪虔诚的佛教徒矢志西行外，还真是罕有记载。国人大规模地留学东西洋各国，最早起自19世纪中后期，于20世纪初达到一个高潮。这批留学人员大多在国内有着殷实的家境和背景，毕业回国后，多成为我国各学科领域的奠基人和引路人。有趣的是，这些留洋回来的人，尽管在生活习惯、衣装举止上难免西化，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中国传统道德操守的坚持，却丝毫未见减弱，甚至比未曾留洋的土产精英尤甚。
20世纪50年代，我国又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派出了大批留学生，从中也培养了不少国之栋梁。但当时主要是派遣理工科学生，功利性较强，更由于这些留学目的国本身的局限，这批留学人员对国民思想与民族精神的贡献不大，他们自身的命运轨迹也较少通过留学而得以改变。
待到我初记事的8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毕业生里又兴起了第三次留学的高潮。这次留学大潮持续了近十年，到80年代末才有所回落。当年大学里的“托派”无论是抱着“礼失，求诸野”的雄心，还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坚定，都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遥远而陌生的异域。他们的留学环境比之一二十年后的我们，要艰难很多，大部分人都没有全额奖学金，而中国居民的收入在那时又少得可怜。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欧美人很少把我们当回事，那时国内的普通人，无论在资讯上还是生活方式上，也与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相当多的老留学生们都在走出国门的头几个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甚至血泪感觉到了祖国的真实形象和地位。我后来在新东方认识的几位元老，大多在80年代中后期加入留学大军，他们的留学记忆中绝没有我们后来常抱怨的外国食品味同嚼蜡、难以下咽，因为中国虽是烹饪王国，但当年的中国人却很少有口福享用珍馐美味；也没有无法观看中国娱乐节目、跟不上国内流行潮流的苦恼，因为那时的中国在这方面是如此之贫乏，也因为每日的留学生活被繁重的学习和打工二重奏所占领，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考虑娱乐。当年许多中国学生甚至把苦行僧或清教徒的生活视作理所当然。
然而，这一代留学生的目的是简单而纯粹的。那就是：不管要从事什么行业，教学、科研、还是从商，甚或只是过普通的生活，都可以在发达国家寻求更好的条件、收获更多的回报！多年以后，我们现在回视，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留学绝对是正确的抉择。那批留学生中矢志不渝从事学术研究者，由于接触了更为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普遍比他们留在国内的同行更有成就。90年代之后，国内的学术界更为开放，建设新型高校和研究部门的力度加深，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聘于国内相关机构，或彻底回归、或兼职“两边飞”，这就带动了国内各学科研究从理论模式、研究方法，到评价体系的转变。他们本人也大多在国内的聘任单位中受到尊敬与重视，其待遇远在未曾出国镀金的同事之上，叫人好不羡慕。
也有很多80年代的留学生，在欧美国家很快就抛弃了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企图，而在半工半读中转向经济管理、信息技术、法律等实用专业，并在毕业后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以当地人标准来看，这些工作是平凡而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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