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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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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找词———“感到恐怖”。    
    “恐怖”。战栗。这声音让人战栗。可能吧,当一个人凑近了听着它时。在伊丽莎白和那女歌手之间,掠过一丝微笑,也许这是头一回吧。至于那信天翁,由于她俩已经在那儿站了很久,它都对她俩失去兴趣了。只有那小的,在它母亲的身子底下,偷偷往外瞧,依然警惕着这两位入侵者。    
    伊丽莎白嫉妒吗?那怎么可能呢?但是,她被排除在这游戏之外,还是感到很难接受。她似乎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一个即将就寝时的孩子。    
    那声音。她的思绪回到了吉隆坡。那时她年轻,或者说还年轻;她跟伊曼纽尔一起,在一条划船上,度过了三个晚上;那时他也是个年轻人。“口语诗人,”她揶揄他说,“让我看看,一个口语诗人能干什么。”于是,伊曼纽尔把她放倒,压在她身上,把嘴唇贴到她耳朵上,张开嘴,把气息吹进她耳朵;就这样回答了她。    
    


第三课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之一(1)

    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    
    之一: 哲学家与动物    
    在她乘坐的航班进入机场时,约翰正等在大门口。自从他上次见到母亲,已经两年了。尽管他自己也在变老,但他还是为母亲的衰老感到震惊。上次,母亲的头发中已有一绺绺的灰白,而现在,则全白了;她的双肩耷拉着,肌肤已经松弛。    
    他们家人从来都不张扬。母子俩相互拥抱,轻声寒暄了几句,算是完成了问候的仪式。默默地,他们跟随着旅客的人流,来到行李厅,取了她的行李,然后坐上车,路上需要九十分钟。    
    “您经过长时间飞行,”约翰说,“肯定累坏了吧。”    
    “很想睡觉,”她说。确实是,跟往常一样,她很快就睡着了,脑袋垂靠在车窗上。    
    六点钟,天正在变黑。约翰的家位于郊区的沃尔瑟姆镇,他们在家门前停了下来。他的妻子诺玛和孩子们出现在门口。诺玛必须费很大的劲,才能表达出她的欢迎之情;她伸出手臂,叫道:“伊丽莎白!”说着便跟伊丽莎白拥抱,孩子们也学她,尽管他们的样子显得比较勉强,但显示出了很好的教养。    
    小说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将造访阿波尔顿学院,在三天的访问期间,她将跟约翰一家住在一起。这可不是约翰所盼望的。他老婆跟他母亲不和睦。假如他母亲住宾馆就好了,但他无法让自己向母亲提出这样的建议。    
    几乎是在一瞬间,敌意就又来了。诺玛已准备了一顿简便的晚餐。伊丽莎白注意到,餐桌旁只有三个位子。“孩子们不跟我们一起吃吗?”她问道。“是啊,”诺玛答道,“他们在游戏室吃。”“为什么?”    
    这问题很无谓,因为她知道答案。孩子们之所以跟大人分开吃,是因为伊丽莎白不喜欢看到饭桌上有肉;而诺玛不愿意改变孩子们的饮食习惯,来迎合伊丽莎白;她跟约翰说,那是“你母亲的脆弱和敏感”。    
    “为什么?”伊丽莎白又问了一次。    
    诺玛怒冲冲地瞟了约翰一眼。约翰叹了口气。“母亲,”他说,“孩子们正在吃鸡肉,就是因为这个。”    
    “哦,”伊丽莎白说,“我明白了。”    
    约翰是阿波尔顿学院物理学和天文学专业的副教授。他母亲受邀来学院,发表一年一度的“盖茨演讲”,并跟文学专业的学生见面。因为科斯特洛是他母亲当姑娘时用的姓,也因为他从未曾找到任何理由到处跟人说,他跟伊丽莎白有关系;所以,当学院邀请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时,人们还不知道,在阿波尔顿这个地方,这位澳大利亚小说家还有家属。约翰宁愿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基于伊丽莎白作为小说家的声望,这位白发苍苍的女士受邀到阿波尔顿来,可以自己选择讲题。经过选择,她答复说,她不讲她自己,也不讲她的小说;因为,毫无疑问,资助方喜欢她讲讲她的癖好,比如她对动物的喜爱。    
    约翰·伯纳德之所以从来不张扬自己跟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关系,是因为他喜欢在这世界上自己闯出一条路来。他并不是为自己的母亲感到羞愧。恰恰相反,尽管母亲把他、他的姐姐以及他的继父都写进了书中,为此他有时候还感到过痛苦;但是,他为母亲感到自豪。不过,他不相信自己真想去听她再次讲什么动物权益,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知道,听完回家,到了床上,他会受到他老婆毁谤性的数落。    
    约翰和诺玛都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正是在那时,他俩相识并结婚。诺玛是哲学博士,专门研究心理哲学;跟约翰一起移居到阿波尔顿之后,她一直无法找到一个教书的职位。这是她痛苦的成因,也是夫妻俩冲突的原因。    
    诺玛和约翰的母亲从未曾相互喜欢过。也许伊丽莎白早就决定,不喜欢约翰娶的任何女人。至于诺玛,她从来是直截了当地跟约翰说,他母亲的书都被估价太高;而且,关于动物、动物意识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道德关系等,他母亲的看法都是不成熟、不理智的。目前,诺玛正在给一家哲学杂志写一篇论文,是关于灵长类动物学习语言的试验的。假如在文章中的某一条注解中他母亲受到奚落,约翰不会感到惊讶。    
    约翰本人对动物没有任何想法。小时候,他养过一阵子老鼠。除此之外,他对动物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他们的大儿子想要一只小狗。他和诺玛都拒绝了。他们倒是不在乎小狗,但他们预见到,一条狗长大后,就会有大狗的性欲,那就麻烦了。    
    约翰相信,他母亲有权利坚持她自己的信念。如果她想把老年用来作宣传,反对虐待动物,那是她的权利。幸好,几天之后,伊丽莎白将踏上旅程,到她的下一个目的地去,而他也将回到他自己的工作中去。    
    他母亲在沃尔瑟姆的第一个早上,起得有点晚。他去上课,吃中饭时回到家里,开车带母亲在城里到处转了转。演讲安排在下午晚些时候。演讲之后,主办方将有正式的宴请,约翰和诺玛都属于被邀之列。    
    英语系的爱莱娜·马克思先作了一番介绍。约翰不认识爱莱娜,但知道她写过关于他母亲的文章。他注意到,在爱莱娜的介绍中,她根本不想把他母亲的小说跟演讲的主题结合起来。    
    随后,轮到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讲话。对约翰而言,她显得又老又累。他坐在前排,挨着他妻子,他力图给母亲加劲。    
    “女士们,先生们,”伊丽莎白开始说道,“自从上次我在美国作演讲,已经有两年了。在我上次的演讲中,我提到了伟大的寓言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尤其是他的小说《给科学院的报告》;小说写的是一只受过教育的猿猴,叫红彼得,它站在一帮学者面前,讲述它自己的生平故事———它如何由野兽进化为跟人接近的猿猴。在那次演讲的现场,我感到自己有点像红彼得,所以才那么说。今天,这种感觉甚至可以说是更加强烈了;我希望,你们会越来越明白其中的原因。    
    “一般演讲者开始时都会说点轻松的话,目的是要让听众放松。刚才,我把自己比成卡夫卡的猿猴,可以看做是这一类轻松的话;我是想让你们放松,我是想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既不是神明,也不是野兽。在卡夫卡的寓言里,那猿猴在人类面前表演,犹如犹太人在‘非犹太人’面前表演。然而,在你们中间,有人读过这小说;甚至这些人都会———事实上,我不是犹太人———善待我,只作表面上的对比;也就是说,把这种对比看做是一种解嘲。    
    “我一开始就想说明,那不是我说这番话———我感觉自己像红彼得———的本意。我的本意并不在解嘲。我这是实话实说,我说的就是我想的。我已是个老人,再也没有时间说那些我不想说的话了。”    
    他母亲的演讲并不精彩,甚至作为她自己的故事的读者,她都缺乏兴奋之情。小时候,约翰一直为此而困惑,一个女人为了生计写书,居然那么不善于在床头给自己的孩子讲故事。    
    由于她讲得太平淡,也由于她的目光始终不离开讲稿,约翰感到,母亲的话产生不了影响。而他,由于他了解母亲,所以能感觉到她真正的想法。他并不期盼未来,并不想听母亲谈论死亡。另外,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母亲的听众们———总的来说,主要是年轻人———更不想听她谈死亡。    
    “在给你们谈论动物这个主题时,”伊丽莎白继续说道,“我要向你们说明,让我们快速地谈谈动物们在生时和死时所面临的种种恐怖情形。在养殖场(我在称它们农场时,总是犹豫不决)里,在屠宰场里,在拖拉船上,在实验室里,在全世界,此时此刻,动物们正在遭受磨难;尽管我没有理由认为,在你们头脑最活跃的中枢神经区域,你们会想到这一点;但是,我宁愿相信,在我面前,你们把揭发那些恐怖事件的能力藏起来了,习以为常,置之不理。我只是要提醒你们,我在这里不打算详谈种种恐怖事件,但它们仍然是此次演讲的中心内容。    
    “在1942年和1945年之间,在第三帝国的集中营里,有数百万人被害死:光是在特雷布林卡,就死了一百五十多万人,也许多达三百万。这些数字使我们的心灵麻木。我们自己只死一回。至于他人的死亡,我们一次也只能理解一个。在抽象意义上,也许我们能数到一百万,但我们无法计算一百万人的死亡。    
    “住在特雷布林卡周围乡间的人们———大部分都是波兰人———说,他们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情况;他们说,对于里面的情况,他们能猜个大概,但并不确切知晓;他们还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可能是知道的,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说,他们并不知道,由于自身的原因,他们没有条件去了解。    
    “特雷布林卡周围的人们并不是特例。在第三帝国,到处都有集中营,光是在波兰,就将近有六千个,在德国也有几千个,具体多少,谁也说不清。很少有德国人的住处离开集中营的距离超过几公里的。并不是所有的集中营都是死亡营,死亡营是专门用来杀人的;不过,在所有集中营里,都有恐怖在蔓延;由于自身的原因,我们至今没有条件去了解全部的恐怖情形。    
    


第三课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之一(2)

    “我们并不能因为那特定的一代德国人发动了一场扩张主义的战争,并战败了,就总是在意识上把他们排除在人类之外,在能够重新被人类接纳之前,他们得有些特别的举动,或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形象。在我们看来,由于一意孤行,盲目无知,他们失去了人性。在希特勒统治下的那种战争环境里,无知可能是得以不死的法宝;不过,那是一个借口,由于我们具有可敬而严格的道德,所以我们拒绝接受这个借口。我们说,在德国,人们跨越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从而使自己超越了普通的杀戮和战争的残忍,进入了一种我们只能称之为‘原罪’的状态。但是,在过去,恰恰相反,我们曾说,标志那一代德国人的,一直是灵魂的疾病。这固然是那些做出种种邪恶举动的第三帝国国民的标志,但也是那些漠视这些举动的人的标志,不管他们漠视的原因是什么。因此,从实际目的来看,它是所有第三帝国国民的标志。只有集中营里的人们是无辜的。    
    “‘他们像绵羊一样被屠杀。’‘他们像动物一样死去。’‘纳粹屠夫们杀害了他们。’对集中营的责骂声四处回荡,人们把集中营叫做牲畜围栏或屠宰场;我几乎不需要准备什么,就可以把人比成动物。人们控诉说,第三帝国的罪恶是把人当动物对待。    
    “我们———甚至在澳大利亚———都属于这样一种文明,它的根深深地扎在希腊思想中,也扎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思想之中。我们,我们所有人,可以不相信污染,可以不相信原罪,但我们相信,它们在心理上是相互关联的。毫无疑问,我们会接受这样的说法,即,心理(或者说灵魂)一旦接触了罪恶的知识,就不会善良。我们不会接受这样的说法,即,有些人有罪恶感,但他们可能依然活得健康而快乐。我们之所以常常(或者说过去常常)蔑视整整一代德国人,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被污染了。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胃口很好,笑得也开心);但是,这正常的表面正好表明,他们所受的污染有多么深重。    
    “有些人‘不知道’(从那种特殊的意义上说)集中营;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很难想象,他们还能是完整的人。用我们所选定的比喻来说,他们是野兽,而受害人却不是。他们像对待野兽一样地对待人类同胞———这些同胞是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他们把自己变成了野兽。    
    “今天早上,我坐车在沃尔瑟姆周围转了转。那看上去是一个极为宜人的镇子。我没有看到任何恐怖景象,也没有看到任何药品实验室,没有牧场,也没有屠宰场。不过,我相信,这里有,肯定有。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就在我说话时,它们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只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并不了解它们。    
    “让我说得坦率些:那包围我们的,是一种堕落、残忍和杀戮的行当。它可以跟第三帝国所能做出的任何勾当相比;实际上,在它面前,第三帝国是小巫见大巫。因为,我们的行当无穷无尽,能自我更新,能源源不断地把兔子、耗子、家禽和牲口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目的就是要屠杀它们。    
    “像撕裂头发一样地进行分析,并声明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被说成是一种抽象的行当,其目的就是死亡和灭亡;而肉联厂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生存(受害者死了之后,它们毕竟不会被烧成灰,不会被埋掉;而是相反,它们会让我们在家里舒舒服服地享用)。但是,这并不能安慰那些受害者;同样,如果我们对那些特雷布林卡的死难者说———如果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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