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女上天山 作者:卢一萍-第1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统帅医疗技术革命提供了新的经验。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的教导，现把我们为工人周灿忠同志接活了断手的情况作一汇报……
　　这些材料在今天看来，其文风无疑显得幽默而又滑稽，但当年，我在宣读那每一句话时，都是认真而又充满激情的——每个字都字正腔圆，每句话都感情充沛。而每一个听众，也是严肃而又仔细地听着每一句话。这是一种革命心态。
　　我当兵之前，在长沙市一中读初中，我家离招聘团驻地上营盘街很近，我原本是要去考湖南人民革命大学的。婶婶告诉我，附近就有招兵的，何必舍近求远。我就到了附近的新疆军区招聘团，三天后，结果出来了，3月8日参加完“三八”妇女游行，第二天就唱着那首刚刚学会的《前进，青年同志们》的歌，踏上了征途——
　　前进，前进，青年同志们，献出我们的力量来建设祖国的边疆，新疆的人民在等待我们，坚决、大胆、勇敢向前进，越过平原，翻过山岭，向前进……
　　我到新疆后，分到了二军六师，当时规定，所有的女兵在第一年都要参加开荒和秋收。虽然我和刘格翠因有些文化被留在了卫生部当护士，但主要是参加生产劳动。
　　我和刘格翠与四个原国民党军官太太住一个地窝子，她们老头在劳改，自己也在干活，老说怪话，什么你们过来是给人家当老婆的啦，什么你们是妖精，怎么不去野那些当兵的，和他们谈情说爱啦。因为我们刚去，不敢吭声，更不敢得罪她们，后来就想她们也是可怜，原是官太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沦为干苦活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干脆就让她们说好了。
　　那年干活一直干到十二月份，吃的是盐水煮苞谷，想吃肉的话就挖个大坑捕野猪，那玩意儿原来很多，但我们开荒的一去，就跑得没影了，难得逮住一头。
　　由于水土不服，我整天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走到地的这一头拉到这一头，走到地的那一头拉到那一头，最后拉得都没人形了，还要坚持劳动。
　　劳动结束后，我到师医院护训班，学习了三个月，就分到了师医院当护士。不久，我的四个老乡就牺牲在了我的身边。
　　那个冬天南疆特别冷，天空都冻成了青紫的颜色，大地一片苍灰，开都河的水全部结成了冰，像一条冻僵的大蛇，躺在苍茫的天地之间。远处的天山毫无生气地横亘着，冻得像在发抖，大地斑斑驳驳，显得十分萧条和凄凉。
　　对于我来说，那也是个真正的“黑色礼拜”，她们四人都是在一周内先后去世的。虽然是轮流值班，但我在那一周里基本没有休息。我也不能休息，觉得她们远离亲人，刚刚来到新疆，就染上了疾病，卧床不起，作为一名护士，作为老乡，我应当照顾她们，使她们尽可能多地感受到最后这一点人世的温暖。
　　部队刚进新疆的前三年是最为艰苦的，所有的经费都拿来搞新疆的开发建设了，所以前三年没有给我们发津贴——女兵们连卫生费都没有。我们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
　　当时，四位老乡都想吃湖南饭，可在那个地方，除了盐水煮麦子，盐水煮苞谷外，很难吃到大米。我没法满足她们的愿望。即使有这些东西，我也没有钱买。有一天，王丽丽可能是觉得自己不行了，就让我把她身上的毛衣脱下来，帮她卖掉，然后买点好吃的；汤佑芳见了，也让我把她从老家带来的一双雨鞋也带上一块儿卖了。
　　我怎么也不忍心。我知道，那是她们身上唯一能值点钱的东西，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钱给她们买吃的东西。我含着眼泪把东西接过来了，我一心想卖个好一点的价钱，所以一趟一趟地在街上转。但最后也只卖了十四块新疆币，虽是县城，却没有什么东西买，吃的东西更是稀缺。何况，那点钱换成人民币，也就相当于一元多钱，根本买不了什么东西。把整个县城转完了，也就一点当地的土特产，我就买了点葡萄干、杏干、核桃和红枣。
　　当时医院住的是老乡的房子，不能让人死在人家的房子里，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要尊重。那人要死了怎么办呢？部队就在离老乡房子一公里远的地方搭了个帐篷，把她们都抬到那里去。那里没有其他人，就四个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其他护士因为害怕，晚上都不敢去守护，我就对医院领导说，夜班都由我值。
　　每天晚上，我都提着一个小马灯，去守护她们。后来回想起来都浑身发抖，却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帐篷太小了，只有两张床那么宽。当时也没床，就是在土台子上铺了些芨芨草和芦苇，一共两个土台子，每个土台子上躺两个人。
　　有天晚上，王丽丽把我叫到跟前，用很微弱而平静的声音对我说，陶勇，谢谢你照顾我！
　　我预感到她可能不行了，我伤心极了，但我强忍着，因为我害怕影响其他三位病人的情绪。我就故作轻松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不要客气了。
　　她说，我想念湖南老家，想念我妈。她流着泪，过了好半天，又接着说，可我回不去了，见不到了，我妹妹王婷婷也在六师，请你一定要答应我，让她先不要跟父母说，我这么年轻就死了，父母一定受不了的。
　　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流着泪，点了点头。
　　还有，就是请转告部队的首长，他们花了那么多代价把我接到这里来，可我还没作什么贡献就走了，真对不起呀！她断断续续地说完，呻吟了一阵，还想着不把床弄脏，把身子挪到床沿外，吐了一大摊血，就停止了呼吸。
　　我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我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为了不影响其他三个病号，我冲出帐篷，对着黑黝黝的夜晚失声痛哭起来。
　　哭完后，我回去把血收拾了，然后为王丽丽擦拭身体。正擦拭着，汤佑芳又“哇哇”地吐开了血，也是一摊血，吐完后，她已经不行了。我过去问她有没有话要说的，她用那双美丽的、已变得黯淡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她的嘴动了动，却没有声音了。我把耳朵凑到她的嘴边，只听见她用细若蚊蚋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让我不要告诉她家人。过了一会儿，好像真是回光返照似的，她用很清楚的声音说道，陶勇，这下可以回老家了，可以见爹娘了。顿了顿，又叹息了一声，接着说，可我走了这么远的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哪有脸面回去呢？说完，她的嘴里又冒了一些血。然后，她还睁着她那美丽的眼睛，没了声息。
　　我更加悲痛，我去抹她的眼睛，想让她闭上，但她就那样睁着。我看着她那眼睛，感到了害怕，吓得直哆嗦，但悲痛很快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
　　唉，我再也讲不下去。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如此直接地面对死亡。我虽然害怕，但我没有逃跑，我一直坚持到把她们的遗体擦拭干净，把衣服给她们穿好，然后给她们梳好头发、扎好辫子。汤佑芳死不瞑目，我又用自己的手巾把汤佑芳的眼睛蒙上，安抚了另外两位病人，才提着马灯朝医院走去，去向医生报告。
　　刀子一样凛冽的寒风在黑夜里呜咽着，像哭泣的野鬼，在空旷的大地上来回奔突，令人毛骨悚然。我突然觉得自己异常虚弱，悲痛已耗尽了我全部的力量。我感到身体发飘，像一片羽毛一样轻，任何一阵风都会把我刮到人世之外去。那盏小小的马灯牵引着我，把我坠在人世，让我往前移动。我已感觉不到任何的恐惧了。
　　天那么冷，可回到医院后，我还出了一身虚汗。我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冒着热气。那一公里路，对我来说，实在太漫长了。我气喘吁吁地哭着对医生说，王丽丽和汤佑芳牺牲了。
　　医院的人听说，都围了过来。大家都沉默着。好多人流了泪。院长沉痛地说，都是因为没有药呀，没有药谁也救不了她们。她们死了，就不再痛苦了。
　　第二天，那位李丽华老乡也离开了人世，又过了半天，另外一位叫陆梅的老乡也去世了，她们和汤佑芳一样，都是吐血而死的。她们最后几乎说着同样的话，想念家乡和亲人，不要把自己的死讯告诉家人，为自己还没来得及为新疆做点什么而遗憾。
　　当时，给那四位老乡擦洗遗体的肥皂都是几位战士凑了一点钱，让我去买的，那肥皂还是维吾尔人用羊油和其他什么玩意儿掺和在一起做的，样子像窝窝头，洗起来有膻味儿。当时，那县城没有内地的肥皂，只有这种肥皂。我一直对战士们心怀感激，是他们使那四位老乡能够干干净净地离开人世。
　　那一周是我一生最为悲痛的时候。我的眼睛都哭肿了，好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都是她们那痛苦和绝望的表情，以及她们弥留之际的模样，怎么赶也赶不走。
　　她们的遗体埋葬在开都河边，自从离开那里，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去过。

姚琼华：这里是一个让爱情走开的地方
　
　　我一直认为，人的情感是复杂的，它既有美丽光明、动人心弦、让人魂牵梦萦的一面，也有灰暗复杂、难以琢磨、让人伤心痛苦的一面；它可以给你带来幸福，使你的人生上升到一个圆满的境界，也可以给你带来伤害，把你带进命运的冷宫。我就属于后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东西对人的伤害会很大。
　　他是政治处主任，已有妻子儿女，他的邪恶、自私和极端我至今还心有余悸。我当时才十六岁，还不知道情感是什么，即使对爱有所向往，也和其他少女一样，是白马王子式的。他在我的心目中，既是领导，也是父辈。我不知道他会对我怀有非分的企图。他对我除了关心之外，平时也看不出有什么不适当的举动，直到那颗手榴弹猛然炸响。
　　根据他事后的交代，他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决定先借他八岁儿子的手杀害他的糟糠之妻。他有意把手榴弹放在孩子够得着的地方，让他在他母亲面前玩那危险的玩意儿。手榴弹冒了烟，在地上打着转，眼看就要爆炸了，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孩子的母亲看见了，她不顾一切地把儿子抱在胸前，扑出了屋子……
　　手榴弹爆炸了，孩子的母亲受了伤，孩子平安无事，但他的意图却暴露无遗，他被判了三年刑。
　　此案当年曾震动新疆部队。
　　我在一个资料中看到，中国共有三次离婚浪潮，一次是解放初，一次是“文革”期间，一次是改革开放后。这第一次的情况尤为复杂，除了国民党阵营中因为大量的人员逃到台湾或海外造成夫妻分离外，也有共产党内的不少干部因进了城，当了官，受了新环境的影响，要离开糟糠之妻的。新疆部队当时也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革命前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而北方不少人在成家时，就是父母为他娶的童养媳，多年操持家务，加之生活本来的艰苦，又大多一字不识，革命成功后，她们自然不是他们想要的“官太太”。女兵们年轻，有知识，在部队这个等级分明的组织里，如果以前没有结婚，作为领导，只要看上谁，就可以娶谁，这无疑是很具诱惑力的。所以不少人写信回家去离婚，但像这位主任这样极端的，的确罕见。
　　我是无辜的，但在好多不明真相的人的心目中，好像我也是共谋者，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总之，闲言碎语很多，人们看我的目光也不一样了。我从此背上了黑锅。我的命运从此改变，使我本应该很顺利的人生从此充满了坎坷。
　　至今尚有许多女兵讲起我的苦命，还嗟叹不已。但好多人根本不知道我身在何处，只知道我在塔里木。而塔里木是苦难和危险的代名词——它又是如此广阔，你刚才也说了，你一直希望采访我，但你环塔里木盆地采访结束后，仍没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石河子的陶勇帮你打听到我的音信，我也没有跟你讲述这一切的机会。
　　是啊，这几十年来，我被命运驱赶着，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哪有时间和心情与朋友和老乡联系啊，除了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没人知道我的下落。
　　我是1950年12月参军的，当时刚满十六岁，正在长沙周南女中读初中。在这之前，我已报名去参加志愿军，但年龄不够，没让我去，然后又考上了十二兵团文工团，但因我是独生女，四岁时就跟奶奶过，奶奶舍不得我走。她对我说，你等我三年，三年后我死了，你再走。我就开玩笑地对奶奶说，你要活一百岁呢！我没有听奶奶的话，没想奶奶三年后真的去世了。我当时正经历我年轻人生中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暴，没想又失去了最亲的亲人，心中的悲伤真是难以言表。
　　我偷偷参军，临走之前才告诉奶奶。没想那是我与奶奶见的最后一面，没想那次告别成了永别。
　　到了焉耆，我分到二军六师十七团宣传队，任副班长，其他人则继续往前走。我当时听说喀什出产大米，就想到喀什去。我们当时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米饭吃。有些地方太荒凉，湖南女兵不下车，别人端一盆米饭过来，湖南女兵就下来了，心想，这里有米饭吃，还不错；对付不下车的山东女兵，则是抱来一捆大葱。
　　我们在焉耆住在一个破败的喇嘛庙里，后来又搬进一个马厩里，在马槽里填上苞谷芯子，就成了床。
　　当时，要求每天写日记，并要求说真话，日记最后要检查，就像检查小学生的作文本，若里面流露出什么“思想问题”，检查后就得受批评。机关还检查信件，我最恨这一点。有一个一起入伍的姓王的男兵，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们在招聘团认识，他分到喀什后，常给我来信。宣传队队长把信扣下了，有一天，他来找我谈话，说我思想有问题，不健康。我问有什么问题，怎么不健康了。他说你在跟别人谈恋爱。我说我没有，他说组织上了解我的情况。
　　宣传队队长是宣教股股长兼的，当时组织上已分配给了他一名四川女兵。没想他这山望着那山高，又要找我谈。我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