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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湘女上天山 作者:卢一萍-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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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非常生气,等到黄龙球回来,我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骗我?
  他一看我手上拿的履历表,就明白了,他惭愧地笑着说,我对不起你,我这就是在向你坦白,我是有意把履历表放在这里让你看见的,我如果还要哄你,就不会把履历表摆在这里。
  你以前为什么骗我?
  我不这样,能找到你这样好的老婆吗?假如你听说我比你大十三岁,肯定不愿和我谈对象。所以,我是因为爱你才撒谎的,是可以原谅的错误。
  那可没有这么绝对,如果我真的爱你,你就是一个糟老头子了,我也会爱的。所以,你这错误我不会原谅。我故意对他这样说。
  我这也是因为喜欢你,怕得不到你,才这样做的,请你原谅,一定原谅!
  下不为例吧。我见他一脸诚恳和惭愧的样子,就半开玩笑地说。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他也信誓旦旦。
  从此,我们相依相伴着行走在新疆这片大地上,共同经历了这个国家和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光荣与梦想、希望与失望、成功与失败、动荡与流离、艰难与困苦以及幸与不幸。
  我们结婚不久,黄龙球被调到兵团司令部搞工程规划,足迹遍及天山南北。1963年调到大泉沟水库,正要调任玛纳斯河管理处当处长时,“文革”爆发了,整个管理处被解散,人员用五十辆卡车拉到南疆,遣散各处。我们来到了吾瓦。黄龙球被打成臭老九,当了“老牛”(当时兵团人对住“牛棚”者的称谓),下放到大田里劳动。然后是打土坯,一头(当时的人就这么称呼的)“老牛”一天要打五百块土坯。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打,再后来就去养猪班当班长,一干就是八年。
  他当“老牛”,我和孩子们也受屈辱。别人可以随意骂我们,没人敢跟我们说话,遇着了也躲着走。他们让我与丈夫划清界限,动员我们离婚。我说,我不会离,他就是死了我也不会离,不管你们给他定的罪行有多大,他也是我的丈夫。
  当时,他住在猪圈里,不让我们见面。我怕他身体受不了,就偷偷地养了几只鸡,给他煎荷包蛋,他喜欢吃米饭,我就到处求人,用面换米,给他做米饭吃。他有人专门看着,我开始给他送吃的,警卫不让,我就天天去,后来,那人可能是被感动了,就告诉我,要送,就晚上偷偷地来吧!
  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和他是相爱的,我现在可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爱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就像维吾尔族人在《十二木卡姆》歌词中所唱的,“要想知道是否相爱一生,请问那白发的老人。”
  “文革”结束后,上级要调我们回兵团设计院,但我已经害怕他去当官,我希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那种政治运动使我至今还心有余悸。
  儿女们现在住在城里,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就在城里为我安排了住处,但我坚持要回到吾瓦来,因为我觉得老头子还住在这里,我得回来陪着他。我也不能让这套房子因充满尘土而显得荒芜。
  我就在这里,一天天地擦拭着屋子里的家具,清扫那些尘埃。到了黄昏,我就站在窗前,望望远山,望望沙漠,望望随着季节枯荣兴衰的绿洲,等待着我相伴着走过了坷坎一生的爱人,带着原野的气息,踏着稳健的步伐走回来。

陈亦明:她结婚当天就疯了
 
  有些人你已无法找到她们。她们要么已不在人世了,要么已没了音信。要么什么也告诉不了你。
  我很少向人讲她们的事,我一直把它们憋在自己心里,都快五十年了。我原来年轻,身体好,能承受这些事情,以及她们命运的沉重。但现在我老了,承受不了啦,它们压得我气都喘不匀,腰都直不起啦,我早就想讲给人听,想让人们与我来共同承受。可是讲给谁听呢?当年的姐妹们堵在心里的东西本来就已很多,我可不愿再给她们增添这些沉重的东西,我常常在想起她们时,不知不觉会叹一口长气。给我们的晚辈讲,他们不愿意听,他们冲我嚷嚷,唉,又是你们当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得了得了!你就让它烂在你心里吧!可这些往事总是不烂,非但不烂,还在心里生长着,越长越大,越来越沉,越来越广阔,我一个人的心怎么能盛得下呢。就像一个园子里盛不下森林,一个池子里装不下海洋。
  我讲出来后,你一定要写出来。不要像别的记者——先后至少有十来个记者,满心地想让我讲,口口声声地说要在报上登,可至今我连一个字儿也没见着。这不是为了别的,我只是想说,既然她们都全部付出了,难道让其他人面对一下都不可能吗?
  这同样是牺牲!
  真正的牺牲!
  闲话就不说了,言归正传吧!黄干事是我们的分队长,长沙人。她是个文化人,修养很好,长得有点胖,但文气,看上去挺舒服的。她因为有知识,在奔赴新疆的路上又担任过分队长;到部队不久,就到宣传科当干事。她入伍时已二十一岁,这在湖南女兵中算年纪大的了。她当兵走时已订了婚。她未婚夫在口内当兵,原是大学里的同学,也是解放初入伍的。他们十分相爱。她原想自己当兵后,和未婚夫都在部队里了,要调到一起很容易。没想事情并不是她想像的那么简单。她调不到口内去,她未婚夫也从口内调不来。她后来知道,她与她的未婚夫不可能成为眷属,组织上已经给她安排好了。
  你不要想着调他来,都是革命同志,你嫁谁不行呢,新疆什么都不缺,就缺女人;而他在口内,是不缺好姑娘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组织上会考虑给你找一个很好的,真正的革命同志的。组织科长就这样跟她谈开了话。
  可我们相爱,那是爱情,不是别的东西!
  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全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你听从组织的安排,与为革命立过功的同志结合,组建幸福家庭,那才叫爱情!
  我不会同意的,我已订婚,我只会嫁给他!她坚决地说。
  你这样做是不行的。
  我倒觉得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婚姻法》的!她勇敢地反驳。
  这可是你说的!科长恼羞成怒。
  是我说的!
  那好吧!
  科长刚走不久,她就被关了禁闭,一关就是七天。
  她出来后,组织科通知她准备结婚,对象是团里的副政委。她就在那天晚上,离开了部队,她留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
  我不想离开部队,但我不得不离开。我希望组织停止这样的婚配。爱,永远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的婚姻,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不幸和痛苦的。
  我以为部队会抓她回来,但没有找到她,我们再也不知道她的去向。直到八一年,才听到了她的消息,她在长沙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我不知道她当时是怎么回到湖南去的。
  正是她的留言使我一生未嫁,因为我没有真正的爱,因为在那个年代,你真正爱的人,却不让你跟他结合。
  原来也有人说她自杀了,有人在几年后还给我指了她的坟。又过了几年,我想去看她,那坟当时已看不出来,它早被牛羊踏平了,与那片荒地成了一体。可我不死心,我想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掩埋她的小土包。我在那片荒地上转呀转呀,却什么也没找到。
  我当时还想,时间改变了一切,好多好多的普通生命就这样被时间遗忘,然后不留一点痕迹地抹去了。它一点儿也不管这个生命在这世界上经历了怎样的不幸与痛苦,幸福与欢乐……
  后来,当我知道她还活着,我真高兴呀!
  我还认识一名姓周的女兵,名字我就不说了,我叫她周姐。她是高中毕业生,入伍时十八岁。她是我们那批女兵中最漂亮的,高挑身材,白净皮肤,大眼睛,樱桃嘴,两条粗黑的长辫子,气质高雅,天生的丽人胚子。我觉得她是我们三湘四水养育的一个精灵。这么多年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像她那样超凡脱俗的女孩子,见了她的人,没有不说她长得完美的。告诉你吧,她走到哪里,就会像夜里突然亮了一颗星星,令人瞩目。她到部队后,战士们只要能看上她一眼,心里都会美滋滋的,要是能和她搭上一句话,那就幸福得不行啦!
  你要知道,部队当时正在垦荒,大家忙得脚板朝天,加之也没什么条件打扮自己,那些战士们平时里都是泥头泥脑,胡子拉碴,衣衫不整的。周姐到了部队以后,面貌一下子就改变了,几乎是突然之间,战士们都整洁了。衣服再烂,补丁再多,也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胡子也常常刮了,再艰苦的劳动,回来也要洗漱洗漱。爱说粗话的不说了,大家都变得文明起来了。她去哪里参加劳动,哪里的工效就特别高,淳朴的战士们就这样表达着他们对美的倾慕和尊重。
  周姐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她向往新疆的神秘。在我们眼里,新疆只是一个遥远、荒凉而又贫穷的地方;但在她眼里,那里的一切都是美的、神奇的。她说过,新疆是最富有美的地方,她平生的愿望就是写一本新疆的书。
  但她的梦想,包括她的一切,都很快被打碎了——
  一位师领导看上了她。
  那位领导是三三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已四十岁左右,原来的老婆他离掉了,三个孩子都跟着他。那时周姐比他最大的孩子年龄还要小两岁,但她无论怎样也没能摆脱这强加在她头上的命运。
  她很快就结婚了。
  可能是心理压力太大,就在结婚的当天,她疯了。
  她到处跑,那领导办公时,她就跟到办公室,在办公室大吵大闹。安静一些的时候,她就倚在师首长住的土坯房的门上,两眼无神地望着外面,嘴里嘀咕着什么,一站就是好半天。
  她像一朵花,正要开放时,却被摧折了,凋零了。
  奇怪的是,自从周姐结婚以后,团里的官兵又成了泥头泥脑、胡子拉碴的样子。是的,他们心目中的美神已经没有了……
  1959年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已有三个孩子。加之那领导原来的三个孩子,她已有六个孩子了。她什么事也没做,但已憔悴得很,都已让人认不出来了。她那时的病经过治疗,已好了些。当我对她说我是谁时,她想躲开,我拉住了她,她已哭得泪人似的。就一直哭,什么也不说,引得我也陪着她落泪。
  她哭着哭着,突然又扯头发又抓脸的,然后捶胸顿足地说,他那么大年纪了,我这么年轻,他肯定会先死的,他死了,留下这么多娃娃,我以后咋办?我以后咋办?咋办呀?
  我怕一刺激她,她又会犯病,赶快找人把她带回了家。
  一晃又过了几年,我听说她犯病后,用手枪打死了自己的一个儿子。
  我离开新疆时,她还在新疆,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怀着一个美好理想的她,一生就这么过去了,她在那里唯一做到的,就是为那位首长繁衍了几个后代。她的病时好时坏,时轻时重,听说那首长去世后,她的病情已好了许多。而我,则希望她就那么过下去,因为我不知道,她一旦完全地清醒过来,怎样去面对自己的理想,怎么去回首自己的一生呀!但我又是多么希望她能恢复健康,能认识这个世界。如果她还健在——我希望过去的一切在她的脑海中是一片空白,希望她是从如花似玉的少女时代一步跨入老年的,中间的那段时光在她心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还有一名湖南女兵,我叫她汤姐。她父亲曾经在解放前的《湖南日报》任过总编。她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个才女。她到新疆,就进了俄文学校,从那里毕业后,分到了我们团。我们团当时有个工程师,姓林,是新疆大学毕业的,结过婚,有孩子,夫人是家属,没工作,住在乌鲁木齐。他们产生了感情,相爱了。可那男的没有告诉她自己是有妇之夫。她怀孕了,五五年生下了孩子。这时她才知道自己爱的人一直在欺骗她。她不知道这孩子该怎么办,最后有位团长膝下无子,就把孩子带走了。
  从此以后,她就走下坡路了。博乐的冬天十分寒冷,加之当时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差,她的月子没人照顾,身体也垮了。
  那男的受了处分,她也受了处分。最后,组织出面把她介绍给一个起义的老兵,那老兵已四十多岁,老婆死了好几年了,留下两个孩子。但即使这样,那老兵因知她以前的事情,对她非常不好,只过了两年,老兵就和她离婚了。然后,她就下放到了南疆,几年后,又调到了石河子的工程四团,嫁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这人受够了苦,有了个老婆,自然十分珍爱,两人的生活虽然清贫,但能互相体恤,相亲相爱,让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心想,她终于熬出来了。不想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时,她丈夫又被弄进监狱里,押到南疆劳改去了,她毅然跟随丈夫去了南疆。她没了工作,没了工资,什么也没有了,几乎是过着乞讨的生活,最后手脚都冻烂了。
  汤姐就这样,等着丈夫劳改结束。谁也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有人说她后来回口内去了,也有人说她还在南疆,还有人说她早就去世了……
  唉,好了,我不想再浪费你的时间了。我耳闻目睹的关于湖南女兵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我想一时是说不完的。更主要的是,我觉得我讲了这些后,内心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我这才知道,这一切无论怎样,都仅仅属于我和我的女兵姐妹们,还是让我们自己来承受吧!

王灿辉:婚姻那么神圣,又那么苦涩
 
  我是长沙市人,在含关女中读完初中后,就在农业银行当出纳。有天我正忙着自己的工作,有几个同学来向我告别,说她们参军要走了,看她们那神气的样子,我就问,你们参军到哪里去呀?
  新疆。
  妈呀,那是人去的地方吗?说是远得很呐!我的同事一听就说。
  只要有一双脚,再远的地方也能走到。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招兵的首长讲了,招我们去新疆是上俄文学校,当护士,搞财经,开拖拉机。我的同学说。
  我一听可以开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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