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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斯特要塞 作者:[苏联] 谢·谢·斯米尔诺夫-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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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势相当沉重，他只好从膝盖以上对整条腿进行了高位截肢。这个无依无靠、只剩下了一条腿的战俘在法西斯战俘营经历了千辛万苦，到底活到了解放，回到了祖国。
就在弗拉季米尔回到家乡这时候，出了一件无巧不巧的事情，恐怕没有一个作家敢于把这样的事写进书里，因为他不能不顾忌人家会骂他胡编乱造。但生活可不怕人骂它胡编乱造，有时编造出来的巧事真会使你目瞪口呆，惊诧不已。
早在一九四一年，弗拉季米尔·富尔索夫的母亲就曾在阿拉木图接到一份通知，获悉她的儿子已经失踪，于是她认为这孩子准是牺牲了。前线她还有一个大儿子，是弗拉季米尔的哥哥。这个人比较幸运，活下来了，而且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受伤。他一直同妈妈保持着联系，只是四年来从未休过假，一次也没有回来看过妈妈。
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复员了，给妈妈发了一份电报，告诉她何日何时到达。
偏巧也是在这个时候，弗拉季米尔出集中营后，经过住院治疗，出院回家了。他一想就知道，妈妈肯定认为他早就送了命，但从集中营出来之后却没有给妈妈写信：他知道那样一来妈妈就会不顾一切从几百公里之外跑到医院来找他。“先治治病，在医院呆它几天，等装上假腿再往家走，给她来个突然袭击。”他这样决定了，也就这样做了。他到阿拉木图去的时候没有拍什么电报，所以知道没人会去接他。
无巧不成书，两兄弟分乘两列火车，到达阿拉木图却几乎是同一个时间。不过，弗拉季米尔乘坐的这列火车到得早些，他哥哥的那列车稍稍有些晚点。
弗拉季米尔一下火车，忽然看到妈妈就在眼前，你说他心里该有多么奇怪。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母亲怎么会知道他回来，心里激动得要命，便喊了她一声。她回转身来，认出了儿子，嚎陶大哭着扑过来搂住了他的脖子。他们抱头痛哭。
忽然之间弗拉季米尔发现，妈妈搂着他痛哭流涕，但嘴里喊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一他哥哥的名字。
“妈妈，我是沃洛佳呀，”他迷惑不解地说。
妈妈浑身一震。她仿佛听不懂对方说的话，猛一把推开了，把眼睛瞪得滴溜溜圆，甚至怀着一种恐怖感盯着他的脸。地，她脸色变得煞白，两眼一闭，在站台上昏死过去。人群呼啦一下围了上来。
她原是来接大儿子的，一听弗拉季米尔叫她，心里以为是大儿子。她有四年没跟这两个儿子见面了，哥俩本来就长得有点象。做妈妈的万万没想到这么多年来一直以为是不在人世的儿子如今竟又回来了！
俗话说，乐不死人。母亲被人们抢救过来后，一把又搂住了这已经死过一回的孩子。一小时后，弗拉季米尔的哥哥也坐车到达了。这一天大概是富尔索夫家最喜庆的日子。这种不寻常的会在阿拉木图不径而走，人们争相传告，当地的报纸甚至还专门做了报导。
现在弗拉季米尔·富尔索夫还住在阿拉木图。他是生物学副博士，任国立哈萨克大学讲师。
当年的战俘、后来卫国战争中的游击队员、勃良斯克的帕维尔·马尔科夫给我写来了一封至为有趣的信。
他告诉我，在希特勒集中营，我们的战俘传唱着一支关于布列斯特要塞的歌。他说：“我最初听到这首歌是在一九四三年，地点是西列西亚河上游的克罗伊茨堡战俘营。”
这首歌讴歌了布列斯特要塞传奇式的保卫者。告诉我这首歌的是米哈伊尔·奥泽罗夫中尉，后来此人因组织战俘集体逃跑而被法西斯刽子手残杀。
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英勇无畏的精神，质朴无华，它给我这个当时被伤病和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它的调子同著名的民歌《眼前大海一望无边》差不多，尽管它的文字缺少修饰，但气韵却是那样豪壮动人。
它象一首颂歌，它象上天的启示，在被折磨得濒临死境的囚徒心田里，播种着高傲和希望。在严重考验的关头人们高唱着它。它不止一次从那牢固得有如花岗岩石窟一般的单人囚室中响起。法西斯强盗们正在那里慢慢地折磨那些宁死不屈的苏联人，那些不愿为敌人劳动的苏联人，要把他们摧残致死。
后来我把这首歌带到白俄罗斯，带到苏联英雄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洛帕金的游击队里。他领导的各游击支队中，有许多从法西斯牢笼中逃脱的人。
正当我准备要把这首歌介绍给游击队员们的时候，当天晚上我就听到全队最喜爱的人物科利亚·克维特科夫斯基演唱这首我听了无比亲切的歌曲。但歌词又同我记忆中的克罗伊茨堡的歌词略有不同。短了二分之一，词句也精练了许多。我请科利亚把它写下来。
一天，当我执行战斗任务回来时，科利亚珍重地把一块桦树皮交到我手上，上头用甜菜汁写着一首歌词。这也许是这首讴歌布列斯特传奇式保卫者的英雄颂第一次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
我把这首歌一直保存到现在。歌词如下：
快上城头，到旗下战斗
坦克在轰鸣，飞机在呼啸，
花岗岩在烈火中燃烧。
要塞中最后十三名士兵，
他们决不向敌人求饶。
炮弹在墙头雷鸣般怒吼，
石头在爆炸声中颤抖。
两次负伤的政委号召：
‘快上城头，跟我来，到旗下战斗！’
子弹已打光，死期已迫近，
但我们决不向敌人低头！
同志们，大家快快上城头，
那里的苏维埃红旗还在迎风抖。
敌人冲上来喊：‘够你们受！……
别在这要塞里把命丢！
垂下战旗，饶你一命，
否则教你们尸骨无留！’
回答他的是一声怒吼，
召唤我们冲出烈焰去战斗：
‘同志，跟我来，冲上去！
快上城头，到旗下战斗！’
又是一场众寡悬殊的恶斗，
敌机在头上转转悠悠。
苏联步兵的十三条好汉，
决不向敌人低头。
……最后一个士兵倒在了花岗岩上，
但战旗已被英雄妥善收藏，
任敌人摧残他年轻的生命，
神圣的秘密已深锁在他的心房。
普通的苏维埃人
最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荣光。
谁为祖国而战，
祖国将永远不会把他遗忘。
不朽的见证是要塞的石墙，
布列斯特号召我们为国争光！
‘同志们，同志们，跟我上！
看城头的战旗正迎风飘扬！’”
这首歌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这里谈到的十三勇士在哪一段城墙上战斗？也许这一切将永远是谜。重要的在于一点：这首歌以及它的流传史说明，在那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岁月，布列斯特要塞英雄们的不朽功勋不仅帮助了苏联人民生活和手持武器在白俄罗斯森林和沼泽中战斗，而且还鼓舞人们在手中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在可怖的希特勒集中营里继续生存下去，这首真实而勇敢的歌本身也是斗争的武器。
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参加者、契卡洛夫州的彼得·格倍尔谈到了我国许多战俘在希特勒集中营进行忘我斗争的动人心弦的事实。他写道：
“为了在空中架起电报线，先得挖坑、运送电线杆，埋杆，安设横木，拧上绝缘子，再拉上电线，将它们固定。这些原来都是由德国人亲自做的。可是等到总动员令一下，这些工作就转交给俄国战俘来干了。到所谓战俘工程队工作，条件要好得多，穿得干净些，吃得也好些。
俘虏们在工长的领导下挖坑，抬杆，埋杆；剩下的工作暂时还由德国人干。
后来，就连剩下的工作德国人也要逼着俄国人来干了。有一次，一个由十六人组成的工程队拒绝往电线杆上拧绝缘子，战俘们认为他们干的这个活儿帮助了德国人打俄国人，因此实际上已不再是战俘，而是成了志愿军。
一切说服和威胁均告无效。于是管辖这支队伍的司务长就地把他们枪杀了一半。其余八个人被逼上了电线杆，但没有一个人开始工作。司务长还想把他们再枪毙一半，但卫兵没有答应。
我说不清自己搞过多少次破坏，每次心里都是后怕。也许那仅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破坏，但我毕竟总还是干了。有时在杆子上把抗感线路接头搞得乱七八糟，结果明明是往这个城市挂电话，却往往会接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或者发报机发出来的信号乱得一塌糊涂。而要找到毛病，就得把所有的线路都检查一遍。还有就是把一根电缆跟另一根电缆搭上头，再不弄根针或钉子插在两根电缆之间，这样一来，好多公里长的线路就会有很长一个时期无法使用。
这样干的不止我一个人。许多人都这么干，都是单独行动。一旦被人捉住，就一人做事一人当。
还有些规模更大的破坏！在布雷达（荷兰）市，一列由马其诺防线调往东线的满载军火的列车爆炸了。有一次，在汉堡遭到英国飞机空袭的夜晚，第二卫戍司令部竟突然遭到高射炮的射击！正当卫兵们躲避空袭的时候，战俘们调过高射炮向司令部大楼猛射。后来才搞清楚。飞机并没有往市里扔一个炸弹，可整高层大楼却烈焰冲天，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朝这座大楼发射的炮弹多达数百发，一名希特勒将军和许多坏蛋被击毙。”
“我不是布列斯特要塞的保卫者，”克拉斯诺达尔边区杰姆留克市后备役军官亚历山大·拉戈兹写道，“但我是亲身经历过法西斯集中营骇人听闻的苦难的人们之一。我原是苏军的一个团长。战争开始不几天就被俘了，因为我就在布列斯特附近的国境上。
德国有一处集中营，里头关押有二百名校级军官，在原九十九师检察长斯米尔诺夫的领导下，这里成立了地下爱国组织‘家庭’。后来，一九四三年，我们这个被法西斯称之为布尔什维克集中营的集中营，也同其他军官集中营一道，被送到挪威去做苦工。
我们的爱国主义组织在挪威对千余名苏联军官产生了影响。这阶段‘家庭’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宣传鼓动，组织破坏和怠工，等等。
我个人以及在‘家庭’这一爱国组织中共同工作过的同志希望您能在报刊上对它的工作加以报道，这将会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因为在一九五六年以前，关于这一类问题，即我国的爱国主义者在敌后开展斗争的问题，从来是讳莫如深的。”
在要塞中阵亡的指挥员的妻子，在保卫战的日子里度过了多少个担惊受怕的日日夜夜，后来又喝够了希特勒占领时期难以入口的苦水。她们寄来了内容生动有趣、感人至深的信件。营教导员维汉季克托夫，一个在要塞中壮烈牺牲的英雄，他的遗孀现居沃罗涅日，她写来了详细的回忆。写回忆的还有边防军中尉丘维科夫的遗孀娜塔莉亚·康特罗夫斯卡娅医生，原三三三团参谋长的遗孀、布列斯特市民齐娜伊达·鲁萨克。一个曾经为保卫通向布列斯特的要冲而战的指挥员的亲戚——德罗戈倍奇市的女教师塔吉扬娜·波塔波娃写了几乎是一大本书，细说了被占领的白俄罗斯土地上我们的妇女那令人震惊的生活与斗争。
“啊，我要是能到要塞去，对我那些已经牺牲的兄弟姐妹深深地鞠上一躬，那该有多么幸福！他们是在保卫祖国、抗御来犯之敌的时刻头一批血沃大地的人，”要塞保卫者的遗孀叶莲娜·库兹涅佐娃从伏龙芝市来信说。”如今我们已赢得了自由，谁的铁蹄也不敢再来践踏我们的土地。我们工作，休息，教育子女……是啊，又当母亲又当父亲的确不容易，总是照顾不过来，不过谢天谢地，我的大女儿侬娜在卫生学校已经毕了业，现在医务所工作，她已经二十一岁了。小女儿拉塔十七岁，升入了九年级，学习成绩也不坏……”
“我们这些‘苏联贱货’（德国走狗就是这样来称呼军官家属的）无依无靠，衣食无着，”牺牲于布列斯特的炮兵中尉的遗孀玛丽亚·别斯帕洛娃在寄自奥廖尔的来信中回忆道。“我们以乞讨为生，随身财物全被洗劫一空。我们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神父不许我们把孩子埋葬在墓地，因为他们不曾受洗。我们的东西在大街上就可以被人抢走，我们的衣服鞋袜在大街上就可以被人扒光。我们的妇女和儿童，其中也包括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想起来真是可怕。
我走遍了布列斯特州，到过别尔斯克、别洛斯托克、平斯克、科维尔，在科布林也住过，我经过的大小村庄不计其数。我同游击队员有着联系，完成他们交给的各项任务。德国人逮捕过我六次，我挨过他们的毒打，成了二等残废。”
第九章 一个阿塞拜疆妇女的来信
在我所接到的妇女的来信之中，有一封信占有突出的地位。其中没有一句话提到要塞防卫战，它同我这本书的主题仅仅有着间接的关系。然而我倒觉得，信中谈到的好多事情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同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的英雄业绩是那样的相近。我想把这份具有特殊力量的充满人道精神的材料向读者作一介绍。
给我写信的是一个阿塞拜疆女人，家住巴库，名叫阿茜娅·塞拉热季诺夫娜·古谢因扎杰。一位苏军军官的遗孀。她丈夫近卫军少校阿里·盖达尔·伊勃拉吉莫夫是一个炮兵营的指挥官，在前线转战三年，在乌克兰、白俄罗斯、高加索、克里米亚都战斗过，参加过解放敖德萨之役，荣获一枚红旗勋章、两枚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一枚红星勋章和数枚奖章。
一九四四年夏，伊勃拉吉莫夫少校的炮兵营参加了解放布列斯特的战斗，少校受了重伤。
阿西娅·古谢因扎杰的信同下面的一系列事件有关，所以我把这封信引用在下面，只是稍作删节，但没有任何改动。
她写道：
“一九四四年九月三日，我收到一份由平扎市军医院发来的电报，请我尽快赶往平扎，因为我的丈夫受了重伤。
我立刻请准了假，准备到平扎去探视我的丈夫。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我出发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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