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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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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边陲的西藏却向广州派来代表。
西藏向有两大宗教领袖：前藏的达赖，后藏的班禅。按照宗教传统，达赖、班禅逝世后，由转世灵童继承。但是，如何确定转世灵童，往往引起不同派别的激烈争执。清朝乾隆年间规定“金瓶掣签”制度，即在西藏地方确定转世灵童人选之后，由中央政府批准。
由于后藏堪布会议厅与前藏的噶厦政府失和，九世班禅长期流亡内地，病逝于青海。九世班禅去世后，西藏地方积极寻找转世灵童，在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监督下，堪厅选定贡布才旦为十世班禅。但是，噶厦方面却另有所选。
数年争执之后，达赖喇嘛也承认了贡布才旦。于是，堪布会议厅按照历史定制，派人到广州找到“中央政府”，请求批准。1949年6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出命令，批准保慈舟（贡布才旦）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这位班禅，就是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册封班禅，这也许是广州政府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好事。十一岁的班禅，成了新政协最年轻的委员。
1949年6月，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陆续就位。毛泽东也越来越多地进城，越来越多地走进中南海。
以前，周恩来多次建议中央机关驻扎中南海办公，毛泽东却嫌这里是封建帝王的地盘，不肯同意。但是，北平哪里还有这样的大片空房？而且，中南海有高高的围墙，也安全些。
中南海来的多了，毛泽东的印象逐步好转，有一天，毛泽东突然要在这里号房子！
过几天，新政协筹备会议就要在中南海召开……
第九章 兴邦多难（1949。6。15—9。20）
谁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1．地方的“政治协商”
2．参加新政协的资格
3．老蒋的“封海”计划
4．中共领袖失踪
5．美国送来白皮书
6．名角汇聚，好戏连台
7．两个没有亲生孩子的女人
8．仙山国宴，香岛枪声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在即，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进中南海，这天，毛泽东突发兴致，要周子健陪同自己到处看看。
五十六岁的毛泽东正当壮年，步履轻松地走过丰泽园、勤政殿、怀仁堂，又游览瀛台岛，毛泽东感叹：“这里环境不错，不像香山，每天又上山，又下山，不便工作。”
周子健当然欢迎毛泽东住到中南海，可是没有料到，毛泽东当下说：“我今天就不走了！”
周子健为难：“房子还没准备好……”
“你们这个地方就很好。”原来毛泽东看上了菊香书屋。
周子健看看屋里的木板床：“这里没有床……”
“我就睡木板床！”毛泽东说，“那个弹簧床我还睡不了。”
毛主席的住处总要准备周到，周子健慌忙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想想，菊香书屋安静，毛主席住在这里也不错，只是，方砖地大潮湿……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等两天装修一下你再来住。”
毛泽东可不是轻易改变主意的人，非说这里比延安的窑洞好多了，不必装修。看来，他今晚硬是要住在这儿不走了！
周恩来向周子健使个眼色：“统战部给你腾房子总要时间吧？”
毛泽东这才回香山了。
周恩来立即布置周子健给菊香书屋铺木板地、建卫生间……
搬进中南海的毛泽东并不是菊香书屋惟一的主人。
原住北房的林老搬走，周恩来搬到中院，这样，后院的北房毛泽东住，东房还是警卫住，西房童小鹏、紫菲夫妇住，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也住这里由紫菲照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夫妇和两个女儿住在西面的一间小库房。
不久，江青从香山搬来，周恩来又把自己的中院让出，搬到前院。
再后来，周恩来考虑到将来政务院要设在中海，又搬到中海西北的西花厅。
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南海的三次让房。
离开菊香书屋以后，周恩来在西花厅度过自己的下半生。
毛泽东住进中南海的日子，就是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正式召开的日子。
1．地方的“政治协商”
必也正名乎？
筹备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讲述了会议名称的由来。
“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称，本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内外的和平呼声中，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谈判，谈判的重点：一是停战整顿军队，二是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建国方案。后来，在谈判中，国民党首席代表王世杰为“政治会议”加了两个字——协商。共产党首席代表周恩来也接受这个说法，以后，大家就都叫“政治协商会议”了。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民主契约”，后来被国民党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命运也就终结了。但是，“政治协商”，却成为中国民主力量印象颇佳的政治实践。中共“五一口号”倡议召开会议，也定名为“政治协商”。不过，中共倡议的政治协商会议与当年国民党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有着本质的不同，为区别起见，人们把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称作“旧政协”，把1948年倡议的政治协商会议称为“新政协”。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幕。为会议正名，周恩来建议加上“中国人民”四个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政治机构，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层思考……
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报告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建政。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共开始接管城市。但是，如何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联系群众管理城市，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在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召开的情况下，有的地方组织匆忙召开“职工大会”、“贫民大会”，结果成分复杂，还混进了特务。有的地方组织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临时参议会”，又限于上层人士，不能起到发动群众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按照七大的精神，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准备。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指示：“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同时规定：“各界代表会为市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以前的临时政府的协议机关，故无对政府的约束之权。”但是，这个指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多数地方没有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少数召开的也流于形式。
1949年8月13日，北平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毛泽东亲自到会讲演。毛泽东不但庆祝北平会议的成功，而且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同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毛泽东当场拿出一封未署名的市民来信，交给代表会议处理。这封人民来信反映北平解放后物价高涨、捐税多、失业多，正是群众关心的问题。代表们看到，刚进城的共产党关心人民的切身利益，重视人民的民主权力，讨论得很热烈。
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实践，使人们想到，这种组织形式，可以说是“地方性的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及时提出：“代表会议应该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
毛泽东随即致电各中央局、分局，表扬太原解放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要求三万人以上的城市均须召开各界代表会，每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决定和报告的任务。
毛泽东还督促检查各地开会情况。
不久，毛泽东又致电华东局，批评他们对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这项重大工作未在上海执行，使城市工作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要求他们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电台上公开广播。毛泽东严格规定：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毛泽东还批评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
这样，刚刚进城的共产党、解放军，立即带来新的民主作风。老百姓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是“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于、金子、女子，全谋私利；解放战争中共产党接管是“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当家作主。
有些民主人士原以为，共产党打天下，基本是一党之力；共产党坐江山，大概也不会有别人的位子。
可是，共产党对胜利却另有看法。打天下靠的是发动群众，多党合作；坐天下也还是要走群众路线，政治协商。
毛泽东致电各地：“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是人民代表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
这种洋溢民主精神的政治设计，当然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赞同。
民主不止是作风问题，更是国家的政治体制。
随着各地“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召开，中共中央要求逐步扩大各界代表会议的职权。草拟的新政协共同纲领提出：“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样，全国各地各级，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前，都以“政治协商会议”（地方称“各界代表会议”）这种形式作为准备，新中国的民主建政，就有了适当的政治组织形式。
新政协筹备会中，共产党的作法是：凡属重大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而且，在提出之前，总是事先有协商。
周恩来总是说：“‘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
2．参加新政协的资格
政治协商会议本来就够重要的，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更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完成建国重大事项。
有人就说：“美国的议员，苏联的苏维埃代表，中国的政协委员！”
新政协代表如此尊贵，天下英雄尽来北平。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农民党、汉留……形形色色的党派团体纷纷要求参加新政协。
1948年秋，共产党与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商定，新政协由三十个单位一百八十人组成。后来，新政协增加代行全国人大职责，就需要扩大，以广泛代表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可是，这一扩大，就引来诸多申请。
民国以来，中国各地党派丛生，许多组织成员复杂，政治立场模糊。
中共接管各地时制订一项党派政策：对于在1948年5月1日之前成立的，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尽了力的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应一律承认其合法地位，加以保护，允许发展，与之协商。
各民主党派也赞成以“五一口号”划线，积极响应者可以参加新政协，后来者则需审查资格。
新政协筹备会关于代表资格的政治标准是严肃的。有些党派、有些个人虽然提出申请，却没有被接受；也有些党派、团体、个人，却被主动邀请参加。
筹备会设有六个小组，负责拟订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的是第一小组，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第一小组提出处理意见，再报全体会议决定。
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除中共及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十个民主党派，又增加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三个党派单位。
九三学社自1946年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只是处于国民党高压之下，1948年不便公开发表声明。北平解放后，九三学社立即响应“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认为，九三学社在政治上符合参加新政协条件。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虽然是一个地区性组织，但坚决反对国民党统治，并且很早响应“五一口号”，筹备会也一致同意台盟参加新政协。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虽然成立较晚，但以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为前身，有重大革命贡献和广泛群众基础，筹委会也同意其以党派单位参加。
至于其他组织，就有些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架势……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主张联共反蒋的政治派别，但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第一小组认为不宜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但可个别邀请其代表人物。于是，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宣告解散，部分成员加入民革，其领导人许闻天。邓吴明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民社党革新派成分更为复杂。1946年，民社党决定参加国民党召集的国大并入阁后，从民社党内部中分裂出一部分人组成了革新派。这些人中，既有民主派，也有主张第三道路的，还有的是国民党特务。筹备会认为其不必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可以考虑个别邀请其中的民主分子。得知消息，沙彦楷代表民社党革新派致电毛主席与新政协筹备会：“祈即增列本党名次，以示公允”。李维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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