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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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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一个民族的传奇（4）（图）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一个民族的传奇（5）（图）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共和国的新闻纪录片（1）（图）
一个国家的神话：共和国的新闻纪录片 一个时代的影像是有关这个时代的最直接和最明确的言说者。我们不仅通过那些复杂的文献资料在想象之中重新感觉这个时代，我们还会经由这些活动的影像观看到这个时代的面目，最后，凭借这些无限丰富而明确的图像，我们会重新回到已经远去的曾经属于我们的一个时代。 “新影厂”堆积如山的新闻纪录片是共和国的影像“民族志”，是揭开20世纪中国阶级形成、国家诞生、民族解放等命题的重要影像素材。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像与文字铺陈出一种独特的宏大叙事——国家意识形态叙事的模式。这是一个没有哭声，只有笑容的社会；这是一个只有慷慨激昂、热血沸腾，没有沮丧、颓废的国度；这是一个只有欣欣向荣，没有悲惨命运的现实。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拍摄日常细节来记录社会现状和普通中国人生存状况的纪录片不说绝无仅有，也并不多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丰收的稻田、机器轰鸣的工厂，严密组织下的绝对服从，到处阳光灿烂，欢声笑语。而在有限的西方人拍摄的关于中国的影像里，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住房困难的都市居民，泥土屋子里的农民，寺庙里的虔诚信徒，皱巴巴的劣质西装，诚朴而羞涩、惶恐的目光，猎奇和讥讽的目光同样无法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我们不得不将两种目光剪辑起来，才能复原一个真实的共和国。 随军摄影师 创建共和国的步伐是从转战陕北开始的。延安摄影队是这个进程的直接见证者。在此之前的延安影像我会在下文有所描述，这里只涉及从19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影像见证。在我看来，抗战胜利，驱除外寇后，中国共产党才将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创建民主共和国的任务提到战略的高度。在那段时期的影像里，我们可以体味一个朴素、弱小的政党是如何强大到主宰一个国家的。 有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是撤离延安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转战陕北行军途中的镜头，是程默等人拍摄的。在一块石头上，毛泽东吸烟小憩，与周恩来谈笑风生，可以看出毛的文韬武略和成竹在胸。没有马匹和汽车，毛泽东手中是根拐杖，迈着他特有的方步，一摇一摆地在陕北与胡宗南的队伍周旋。这些素材后来成为短片《还我延安》，并成为《民主东北》的一部分。该片于1947年夏成为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放映节目，创作者也是1946年组建的东北电影制片厂。 中共中央挥师西柏坡后，在那里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并留下了今天看来最为完整的影像，质量保存也是最为清晰。从前线赶回来的将领们会前的讨论，中共五大书记依次走进会场，整个过程都体现出拍摄者的有意记录。毛泽东走向主席台时弯腰与前排人打招呼是一个生动的细节，身穿黑色棉袄的毛泽东已经显露出胸怀全国的王者风范。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共和国的新闻纪录片（2）（图）
等到中共展开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决战时，电影队的使命已经相当明确，就是要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见证中共一统天下的转折点。从这时期拍摄的一批纪录片来看，如《解放东北的最后战役》、《东北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天津》、《北京入城式》、《淮海战役》、《毛主席、朱总司令阅兵》，以及《百万雄师下江南》，场面无非是冲锋陷阵，限于技术原因，战争的残酷和宏大难以记录下来。但影片却成为这场波澜壮阔内战的珍贵影像资料。 在有关南京解放的场面中，许多人已经知道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飘落、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镜头是导演刻意重现的。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细节，或者说，作为一种意象性的表现，这一再现无疑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在当日隐约的炮声尚未平息的现场，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的内战错综复杂，即使国共双方高层亦有相当戏剧性的变化，如此简陋稀缺的影像器材难以全方位记录这一宏大曲折的历史进程。影像的历史作用是记录那些闯入镜头的瞬间，无论是人去楼空的西柏坡窑洞，还是毛泽东在西苑机场的阅兵，都已经衬托出一种人心向背、新生在即的氛围，一群身穿土布军服与一群美式军服在身的将军的较量已经分出胜负。 遗憾的是，这时的摄影机只能随军前行。解放西北、进军西南、渡海作战、进军西藏，一批纪录片如《红旗漫卷西风》、《大西南凯歌》、《大战海南岛》、《解放西藏大军行》等，只是粗线条地勾勒出中共统一江山的历史进程。而中共中央决策层方方面面的细节没有捕捉下来，相对于战场，那些窑洞土屋中的运筹帷幄，那些处于剧变中的日常生活，甚至领袖如何驾驭一个新生的国家可能更具历史感。 宣传机器 北平解放后，中共接管了北平的国民党中央电影摄影厂，并缴获了大批中央电影摄制的影片，成立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有计划地拍摄中国建国初期的始建工作。这一时期留下的《烟花女儿翻身记》、《踏上生路》是反映封闭妓院、改造妓女游民的事件，前者似一个舞台剧，许多故事和场面是妓女们搬演的，已经有点剧情片的味道。其间共和国最大的事件是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影像资料。作为全民动员的政治军事事件，自然需要广泛的舆论宣传，所以诸如高层决策、进军朝鲜、民众援军、战场实况等都拍摄记载得非常详细。 50年代国家铺设铁路，修复海港，恢复石油生产，重建煤矿、钢铁厂，兴修水利，都以新闻片的形式成为那个时期珍贵的影像记录。其中《胜利之路》、《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是纪录片中的代表作。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共和国的新闻纪录片（3）（图）
1953年7月7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关于创作指导思想，当时中宣部、文化部领导有过指示，强调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指出：“新闻纪录片必须描写实际存在的东西，描写确实发生的事件，不能捏造事实，否则将使新闻纪录片在政治上丧失威信。”最后一句话相当有力量，也相当清醒。今天看来，如果这种提醒以后成为新影长期的指导思想，其成果将难以低估。 综观50年代到60年代，新影拍摄的大批纪录片，几乎所有历史重大关头，和共和国的新闻焦点都有了影像记录，如《伟大的土地改革》、《第一辆汽车》、《鞍钢在建设中》、《长江大桥》、《通往拉萨的幸福之路》等纪录片，这其中《万象更新》记录了北京、天津、上海工商业资本家接受改造、走向公私合营道路的情景，年轻英俊的荣毅仁的讲话，相当富有感染力。另外两部纪录片《亚非会议》和《祝贺》相当精彩，前者记录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的过程，由于台湾间谍的破坏，摄影师郝风还不幸遇难；后者记录了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情景，在片中毛泽东的风采和魅力非常传神。作为一部彩色纪录片，这是毛泽东神态最动人的一次记录。 这一时期最遗憾的是对中国日常生活的忽略，民生状态的影像资料几乎没有。相反一些剧情片反而相当生动。作为历史研究，那时的生活细节只能从那里寻找了。有限的几部生活记录，如《平凡的人》、《邻里之间》、《失物招领》，由于类似表扬好人好事的命题作文，离深厚的现实也相去甚远，只能从一个侧面看见那时期的现实。 至于反映十三陵水库建设的《劳动万岁》、《上海英雄交响曲》、《百万农妇站起来》则是全面展开新中国建设场面的纪录影像，为纪念建国10周年拍摄的影片《第十个春天》，传神地表现了新中国的阳光明媚，镜头里的那些纯净笑容感人至深。 但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劫难，影像记录开始严重缺席。严重的天灾人祸几乎无一记录。除了到处热火朝天的炼钢景象和放卫星的新闻，背后的饥馑、困境、眼泪和愤怒都看不见。在强大的国家叙事统领下，底层的呼号相当微弱。 60年代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依然成为纪录的重点，中国运动员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纪录片《征服世界最高峰》、首次核试验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审判、改造以及释放遗留侵华日本战犯的《正义的审判》和《人道的宽待》，包括八一厂1966年12月摄制的《欢呼我国发射导弹和武器试验成功》，1968年12月摄制了《我国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实验》，1975年12月《我国又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些影片所记录的重大历史时刻的瞬间、细节已经成为共和国历史的重要影像见证。 关于十年动乱的影像记录，今天只能像人们日后利用里芬•；斯达尔拍纳粹的影片一样，进行反向利用，我印象最深的一些片断是在工体批斗蒋南翔等人的镜头；清华学生砸烂、推倒清华园牌匾、焚烧书籍字画和寺庙雕像，集体批斗刘少奇的惨烈场面。由于政治原因，文革期间所有影像资料不能公开。但仅从这些有限的镜头来看，关于文革历史，影像记录已经相当丰富，可以想见，一旦开禁，汇编这批材料，创作文革题材文献片将是中国纪录片的又一个收视高潮，当然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共和国的新闻纪录片（4）（图）
《新闻简报》 关于共和国的影像史，还有一类影片是不能忽略的，这就是卷轶浩繁的《新闻简报》 《新闻简报》创刊于1949年，从1950年到1952年称《新中国简报》，1953年到1954年叫《新闻简报》。后来，根据主题不同还相应叫做《新闻周报》、《新农村》、《农村简报》、《少先队》、《体育简报》、《科学珍闻》、《解放军简报》、《今日中国》、《人民世界》、《国际新闻》、《国际见闻》。从题目上看，基本上类似于今天电视台的新闻专题栏目，在电视诞生之前，它们承担着中国历史的影像记录的功能。许多新闻纪录片的主题都是“形象化的政论”，与当时党报的社论是互为补充的。当时中国每年的规模是年产新闻片和纪录片250集。据高维进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完整的纪录影片有长纪录片239部1506本，短纪录片2007部3632本，新闻期刊片3528本。从1967年到1976年，新影厂和八一厂共摄制长短纪录片509部，连同新闻期刊片2037部。这其中并未包括未成片的影像资料。另外，从1958年春天起，全国各省、自治区（除西藏外）大跃进式新建电影制片厂，最初有条件拍摄的只能是新闻片、纪录片。仅1958年全国就有31个电影制片厂生产新闻纪录片，1958年、1959年两年产量几乎等于前八年产量的总和。 这些影片已经很难从艺术上进行衡量，而只能从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行“观看”。撇开意识形态不说，这些影像资料仍然建构起一个50年的影像中国。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共和国的新闻纪录片（5）（图）
影像生成后的“见证”功能和对整个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及其历史价值而言，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在于摄影家在关注什么，他是将后人的视线引向了时代表征性的对象还是引向了自身。《新闻简报》造成了一种中国纪录片的修辞形式和言语形式。 “用取景框呈现的影像来记录事件，力量是惊人的”，但必须警惕的是“影像的重建和再制”。因而也可能被用来解读和扭曲历史，毕竟，影像是可以重新拆解和组合的。事实上，在《新闻简报》里，许多新闻事件和人物经过了被图像化、偶像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重新描绘、美化了历史。 关于这些纪录片和新闻片，需要研究的是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影像本身与政治叙事的反讽性。电影拍了什么？怎么拍的？如何解说？得出怎样的结论？第二，只有细节才能真正体现一个社会的真实。在没有细节的影像叙事中，真相是被遮蔽的。这些没有细节的宏大叙事是如何诞生的？第三，历史与影像的共时性研究，当历史发生时，影像在说什么？影像永远站在它应该在的地方，而在它不该在的地方缺席。这些影像到底是历史的“在场者”，还是历史的“缺席者”？研究新中国大量的《新闻简报》，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视觉文化体系的变迁中来解读。这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视觉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国家偶像的塑造，一个新生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不惧外侮，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崇尚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提出了一些今天觉得滑稽的价值观，这和当时意识形态部门倡导的文化策略直接关联。经由这样的影像还原出来的中国，真实的并非生活、社会的原生态，而是我们的真实地心态、环境和行为方式，它构成的反讽力量也许将成为我们不再重新幼稚的醒世恒言。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安东尼奥尼的《中国》（1）（图）
“被误解的马可波罗” 看安东尼奥尼晚年的影片《云上的日子》，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痛苦，这位毕生在探究真相的导演，直到晚年仍无法释怀纠缠一生的困惑，对政治、人生、爱情，还有那些森林般生长在心灵边缘的欲望，他都设法通过影像加以探讨。 好奇是一个导演的天性，当1972年，整个中国推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今天，我们已很难了解当初中国政府选择他来中国的详细理由，也许意共左翼的背景是唯一的理由吧。 1972年，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和美国接触，以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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