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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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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醋鞯牡募で椤Ｕ馐且淮尾煌蚕斓牧中卸蛭歉龈錾砘尘肌Ｋ欠植荚谌鞯兀刈⒓锹嫉亩韵笥智Р钔虮穑负趺恳徊孔髌返谋澈蠖际且涣娜儆庑┳髌反蠖家丫呓吐计罚晌笱Ы蔡梅治龅木洹！ �10年前，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子，为了拥有家的权利，不惜和不满周岁的女儿一同将孩子的父亲告上了法庭。对于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上海来说，像这样的诉讼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但一部纪录片使得原告母女引起了许许多多上海人的关注，也改变了她们的命运。那部轰动一时的纪录片叫《毛毛告状》，在父母之间，在法庭上，那个叫毛毛的女婴和她无辜的眼神赢得了无数人的同情。10年过去了，毛毛已经是一个10岁的小学生，而导演王文黎已经退休，这些年她和她的同事一直在关注毛毛一家的生活，于是有了一部新的纪录片《毛毛十岁》。从片中可以感受到这是个幸福的家庭，应该说，时间改变了这个家庭。对谌孟珍来说，很难说后悔，虽然她觉得当初只是为了一口气，“我偏要进这个门，真正进了这个门也是蛮辛苦的。”但一家人是如此珍惜这平凡的幸福。就像毛毛劝妈妈说的那样，“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都不哭，你哭什么？”。 半个世纪前，一个叫肖淑明女人嫁到泸沽湖，那是一个一直保留着母系社会风俗的女儿国。在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她由少女变成母亲，由汉族变成摩梭族，命运的安排一直改变着她，如今，肖淑明已经70岁了，老人说，“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三节草是当地的一种植物。这部片子获得了法国真实电影节的特别奖，获奖版本的开头是七分钟的独白，但这没有妨碍许多人对它的接受。作者梁碧波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戏剧性，当他再次回到泸沽湖的时候，主人公已经不是肖淑明老人，而是她的孙女拉珠，这个走出泸沽湖的姑娘正在创造自己的生活，肖淑明老人说，今天拉珠走出泸沽湖，正象54年前她走进泸沽湖一样，都是人的命。不过，要说到改变的话，那就是泸沽湖的女人们已经能够主掌自己的命运了。 时间的流逝让纪录片充满令人感慨的沧桑。几十位导演联手解开尘封已久的记忆，共同去激活纪录片的本性历史性证言的功能。 对艺术而言，这是一次冒险的举动，名著续尾鲜有成功。 对历史而言，这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毕竟历史在前行。 这一代纪录人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后期进入纪录片创作领域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受过专业训练。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界的活跃开启了他们独特的认知视野。决定了他们走向民间的坚实路径。 那也是一个充斥着宏大叙事的文化环境。他们开始厌恶那些道貌岸然的说教，开始喜欢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普通人，一座普通村庄，一群芸芸众生的一个。 1994年清明节那天，陈晓卿第一次来到广西一个叫龙脊的地方。立刻被那里秀美的景致和淳朴的民风所吸引，之后他在这里的一个叫小寨的山村里前后生活了半年的时间，完成了纪录片《龙脊》。相信许多喜爱纪录片的观众还会记得片中两个可爱的主人公，潘能高和潘纪恩。《龙脊》拍完之后，陈晓卿一直和他们保持着书信往来。而他当年的合作者桂林电视台导演杨小肃却一直用镜头关注着他们的生活。在今天的镜头里，当年的两位孩童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生活。 不夸张地说，最早进入纪录片界的这批人开辟了一个时代，找到一个世界了解中国的方式。当他们今天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中国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这是翻天覆地，同时又悄然无声的十几年。
《影像史记》 快意恩仇与忍辱负重纪录中国20年（3）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聚集
2002年秋季，央视“纪录片”栏目制片人陈晓卿向他全国的同行发出了一封邀请函。
“咱们有日子没见了！
这些年来，你我每日忙于各自的快乐的以及不快乐的所谓事业，相互之间的联络渐渐少了。想想还真的怀念多年前一起对酒当歌的岁月。
10月31日在杭州西湖岸边的刘庄，我们有个小小的知己好友的聚会，叙叙旧，谈谈天，说说事。有空来坐坐吧，不见不散。”
信中流露出的温情和怀旧情绪打动了许多人，于是在西子湖畔，一群当年志气相投的纪录人再次聚集到了一起。
他们酝酿出的行动似乎并不惊世骇俗：选择自己的一到两部纪录片进行一次再纪录。每个人都很激动，这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东西南北的“大腕”们重新燃起了创作的的激情。这是一次不同凡响的联手行动，因为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关注记录的对象又千差万别，几乎每一部作品的背后都是一连串的荣誉，这些作品大都已经走进纪录片史，成为大学讲堂分析的经典。
10年前，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子，为了拥有家的权利，不惜和不满周岁的女儿一同将孩子的父亲告上了法庭。对于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上海来说，像这样的诉讼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但一部纪录片使得原告母女引起了许许多多上海人的关注，也改变了她们的命运。那部轰动一时的纪录片叫《毛毛告状》，在父母之间，在法庭上，那个叫毛毛的女婴和她无辜的眼神赢得了无数人的同情。10年过去了，毛毛已经是一个10岁的小学生，而导演王文黎已经退休，这些年她和她的同事一直在关注毛毛一家的生活，于是有了一部新的纪录片《毛毛十岁》。从片中可以感受到这是个幸福的家庭，应该说，时间改变了这个家庭。对谌孟珍来说，很难说后悔，虽然她觉得当初只是为了一口气，“我偏要进这个门，真正进了这个门也是蛮辛苦的。”但一家人是如此珍惜这平凡的幸福。就像毛毛劝妈妈说的那样，“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都不哭，你哭什么？”。
半个世纪前，一个叫肖淑明女人嫁到泸沽湖，那是一个一直保留着母系社会风俗的女儿国。在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她由少女变成母亲，由汉族变成摩梭族，命运的安排一直改变着她，如今，肖淑明已经70岁了，老人说，“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三节草是当地的一种植物。这部片子获得了法国真实电影节的特别奖，获奖版本的开头是七分钟的独白，但这没有妨碍许多人对它的接受。作者梁碧波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戏剧性，当他再次回到泸沽湖的时候，主人公已经不是肖淑明老人，而是她的孙女拉珠，这个走出泸沽湖的姑娘正在创造自己的生活，肖淑明老人说，今天拉珠走出泸沽湖，正象54年前她走进泸沽湖一样，都是人的命。不过，要说到改变的话，那就是泸沽湖的女人们已经能够主掌自己的命运了。
时间的流逝让纪录片充满令人感慨的沧桑。几十位导演联手解开尘封已久的记忆，共同去激活纪录片的本性历史性证言的功能。
对艺术而言，这是一次冒险的举动，名著续尾鲜有成功。
对历史而言，这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毕竟历史在前行。
这一代纪录人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后期进入纪录片创作领域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受过专业训练。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界的活跃开启了他们独特的认知视野。决定了他们走向民间的坚实路径。
那也是一个充斥着宏大叙事的文化环境。他们开始厌恶那些道貌岸然的说教，开始喜欢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普通人，一座普通村庄，一群芸芸众生的一个。
1994年清明节那天，陈晓卿第一次来到广西一个叫龙脊的地方。立刻被那里秀美的景致和淳朴的民风所吸引，之后他在这里的一个叫小寨的山村里前后生活了半年的时间，完成了纪录片《龙脊》。相信许多喜爱纪录片的观众还会记得片中两个可爱的主人公，潘能高和潘纪恩。《龙脊》拍完之后，陈晓卿一直和他们保持着书信往来。而他当年的合作者桂林电视台导演杨小肃却一直用镜头关注着他们的生活。在今天的镜头里，当年的两位孩童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生活。
不夸张地说，最早进入纪录片界的这批人开辟了一个时代，找到一个世界了解中国的方式。当他们今天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中国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这是翻天覆地，同时又悄然无声的十几年。
《影像史记》 快意恩仇与忍辱负重纪录中国20年（4）
纪录片的栏目化生存的困惑与冲突
关于纪录片的话题很多，本体性的学术命题自有人去纠缠，涉及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的言论也不少见。但关于纪录片的栏目化生存问题似乎探讨的不多。毕竟这一问题很大意义上已经偏离了纪录片本体的讨论，容易变成一个传播学的命题。我也一直觉得谈论纪录片的栏目化生存是一个学术上的虚假命题，这就像讨论四大菜系的容器变迁一样有些无聊。可偏偏对中国来说，这又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许多学术命题是有中国特色的。
朝野之间
电视纪录片在中国的产生最初是一种“野草”状态，借用一句财政术语就是大都属于“计划外”开支。即便是计划内，也一般作为特别节目予以立项。中央电视台从《望长城》到《大三峡》，一直到后来孙增田、陈晓卿等人的纪录片基本都是非栏目化播出。后来在国内外获奖的许多纪录片在国内的播出是通过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准栏目《地方台30分》完成的，严格的说《地方台30分》只能说是一个播出窗口，而非一个正规的栏目。因为从资金投入到节目操作基本上依赖于地方电视台的供稿，更别说栏目定位和选题策划了。这期间中国的大部分纪录片的产生都是取决于导演个人灵感的闪现，依靠个人英雄主义的单打独斗。宁夏的康健宁，辽宁的高国栋，四川的王海滨，山东的朱丽华、四川的梁碧波等基本是这样走上纪录片创作之路的。
10年前的1993年，在中国纪录片历史上是应该记住的一年，这年2月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开播，创造了中国纪录片栏目化生存的先例，这年的年底，中央电视台创办一年的电视杂志《东方时空》改版，原先提供生活服务的栏目《生活空间》开始面对真实的生活，一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宣传语家喻户晓，成为纪录片在普通观众心目中的代名词。作为纪录片的一种普及，《生活空间》功德无量，作为纪录片的一种发展，《生活空间》似乎略显单薄，毕竟时间的限制和日播的仓促都违背了纪录片创作的一般规律。而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播出之前则积蓄了相当的时间。
2000年11月，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开播，由当时的社教中心纪录片部承办，此前纪录片部以纪录片创作室的名义存在了七、八年的时间，一直作为特殊节目创作的“别动队”存在。有一个纪录片的栏目是“别动队”的梦想，以至于当栏目真的下来的时候，反而有些措手不及。仓促间，“纪录片”就像“电视剧”一样成为栏目名。就此，《纪录片》栏目以每周五期，每期30分钟的规模，连续播出了两年。通过这一栏目，中国此前创作而无缘播出的一系列纪录片得以整装播出，如一批关于西藏的纪录片以《我们西藏》的为题连续两周播出；一批获奖的经典纪录片被重新包装播出，如《经典回顾》连续播出12天。应该说，中国观众有系统的，专心观赏中国创作的优秀纪录片是从《纪录片》栏目开始的，此外，在两年的时间里，栏目坚持规模化创作和系列化播出的原则，先后创作播出了五十二集系列片《百年中国》、六集系列片《发现曾侯乙墓》、六集系列片《解放啦》、四集系列片《来自1910年的列车》、八集系列片《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风云》、十三集系列片《正阳门外》、十六集系列片《点击黄河》、六集系列片《巴人之迷》、四集系列片《北京人头盖骨之迷》、四集系列片《甲午悲歌》、五集系列片《重庆大轰炸》、六集纪录片《吴越春秋》、十六集系列片《经典纪录》、十六集系列片《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等精品纪录片，在观众中反响强烈。以往只能以“特别节目”出现的一系列我们习惯称为“大片”的纪录片在这个栏目里成为日常播出的节目，堪称中国纪录片创作的奇迹。毫无疑问，《纪录片》栏目已经成为中国纪录片创作播出的主阵地，并为新世纪纪录片的栏目化操作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矛盾种种
纪录片的栏目化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祸兮福兮很难分别。纪录片的栏目化优势相当明显，时间持续、周期固定、定位明确，观众很容易收看，而且会形成一定的收视习惯。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曾创下36％的史无前例的高收视率；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的高收视率也一直相当稳定，连贵州电视台《人与社会》在开播之后也能创下25％的业绩。复旦大学的吕新雨曾将中国栏目纪录片的兴起称为“中国的纪录片运动”。认为“栏目化的发展为纪录片在体制内赢得了合法的存在，使纪录片前所未有地贴近与关注最基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为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最广大的群众基础。”
中国纪录片的现状素有“地下”与“地上”之分，所谓自由制片人和体制内创作两种状态，第三种状态即商业化制作还相当薄弱。尚不足与前两种分庭抗礼。科学的分析，应该是“在野”和“在朝”，而纪录片的栏目化显然是属于“在朝”的状态。对于纪录片创作来说，自由制片人可以“快意恩仇”，而栏目化运作则必须“忍辱负重”，这里面的困惑与冲突与生俱来。通过几年的纪录片栏目化操作实践，下面几对矛盾概念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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