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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髦的身体-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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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洞察也可以适用于当代社会，因为当代社会同样鼓励个体为他们自己负责。正如谢林（1993）所言，对于健康的潜在威胁已经全球化了，西方社会的个体还被政府告知作为好的公民，他们有责任关心自己的身体。有关健康、外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当代话语中将身体和身份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促进对于身体的过于讲究的呵护，这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身体在当代西方社会臣服于各种社会势力，这些势力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身体在更为传统的社会被体验的方式。与传统社会不同，身体更少被约束在传统的社会可接受的身体模式中（这种模式主要是仪式化的生活，传统社群的典礼），而是更多地与现代的“个体”概念与个人身份相关联。照谢林（1993）和其他的人（吉登斯1991，费瑟斯通1991）的说法，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返回自身的过程”。我们的身体被经验为自我的“外壳”，被设想为单一和独特的。
迈克·费瑟斯通（1991a）探究了在当代“消费文化”中身体被经验的方式。他论述道，从19世纪早期以来，在身体的自我呵护的体制方面就已经有了一种戏剧性的增加。身体已经变成不断增加的“工作”（运动、饮食、化妆、整容等）的焦点，而且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把身体视个体的自我的部分，它随时都可以被修改、变化、变形。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发展就是这种理念的证据，它认为我们的身体是未完成的，随时都可以改变。运动指南承诺可以改变我们的胃部、臀部与大腿等等。我们不再满足于视身体为已经完成的，而是积极介入并改变它的形状、调整它的重量和轮廓。身体已经变成人们可以为之工作的方案的一部分，这个方案日益联系于个体的自我认同。对身体的呵护并不简单地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感觉良好：我们的幸福和自我满足感越来越依附于我们的身体符合当代的健康与美的标准的程度。有关健康和健身录像彼此竞争，争相提供让我们觉得更好、更幸福、更健康的机会。吉登斯（1991）注意到自助手册是怎样在近代变成一种新兴产业，它鼓励我们用各种特殊的方式想像和处置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身体。衣着迎合着这一要求我们不断地去思考的“返回自身的方案”：怎样“为成功而穿着”的手册（如莫洛伊的《淑女：为成功而穿着》，1980），形象设计服务（总部在美国的“让我多姿多彩”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以及电视节目（比如英国的《时装》和《挑战时尚》）越来越受欢迎；它们都鼓励一种想法，即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衣着被“改观”。
费瑟斯通（1991a）论述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和饮食、健康和健身活动有关的产业的崛起不仅表明了外表的内涵在不断增加，也表明了保养身体的重要性。尽管饮食、运动以及其他形式的身体约束并不是全新的消费文化，但它们确实是用新的方式来约束身体。几个世纪以来，在所有的传统中，不同形式的身体约束一直被提倡着：比如，基督教就一直通过饮食、禁食、苦行等来为身体的约束辩护。但是，尽管约束是用来禁欲的，作为对于被基督教认为是有罪的享乐的抵御，可是在当代文化中，节食之类的禁欲方法却被用来增进快乐。禁欲主义被享乐主义、寻找快感和满足身体的需要与欲望所代替。对身体的规训和肉体的快乐不再彼此对立，相反，通过饮食与运动对身体的规训已经变成获得色欲与可欲的身体的关键，而这又会给你带来快乐。
衣着的话语因为福柯对时尚/衣着并没有相关的论述，所以他的关于权力/知识的理念起初很少被运用于对着衣的身体的研究。但是，他的关于权力以及权力对身体的控制的思考路径，还是可以被用来讨论话语和衣着的实践怎样作用于规训身体的方式。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论述的，着衣的身体是文化的产物，是加于身体之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结果。因此福柯的考量就在提供了一种有关社会力量在身体上面的结构性影响的思考方法的同时也提供了针对有关现代衣着的常识性理解的追问方法。人们通常把20世纪的衣着想像得要比以前的几个世纪特别是19世纪“解放”得多。在今天看来，19世纪的衣着风格似乎显得比较刻板，紧紧地裹住身体。妇女的紧身胸衣似乎就是19世纪身体规训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这种装束专为妇女而设，不穿紧身胸衣的妇女被认为在道德上可悲可叹（或“松散”，隐喻所指就是行为不检）。诸如此类都是超乎穿衣戴帽以外的东西，即某种关乎道德的评判以及妇女身上所承受的社会压力。相反，今天的衣着风格据说是宽松许多了，也不那么刻板而紧裹身体了：人们通常总是穿着便装，似乎并无严格的性别规范强加于人。然而，如果我们运用福柯式的思考方法来看待时尚变迁的历史，那么上述那种所谓身体已经越来越“解放”的流行的故事，恐怕就得有完全不同的说法了：我们会发现，这种将19世纪和20世纪的衣着风格简单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很成问题的。正如威尔逊（1992）所说，取代19世纪的鲸骨紧身胸衣的是当代的审美标准所要求的“肌肉紧身衣”。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要求一种全新的规训形式，我们千万不可把这种新的规训形式理解为全无规训：要想使小腹符合今天的审美标准，你必须加强运动，控制饮食。19世纪穿着紧身胸衣的妇女们的肚腹是被来自外面的力量规训着的，而那些被迫加强运动节制饮食的20世纪的妇女的肚腹接受的则是自我规训的指令（这类似于福柯的由“肉欲”向“灵欲”转化的身体所接受的一种变相的规训机制）。这一过程所发生的，一直是规训机制的质的转化而非量的改变，尽管你可以反驳说，现代的身体所要求的自我规训比以前更加有力也更加出于自我的要求，即它为了那不曾被紧身胸衣的穿着者所要求的更大的投入与效果。
福柯的权力理念可以被用于对衣着的研究，以便于考量身体接受意义的方式，考量身体被社会和话语力量所塑造以及这些力量如何隐含于权力的运作的方式。女性主义者——诸如麦克内（1992）和戴蒙德以及昆比（1988）——认为福柯忽略了性别这个身体的社会建构的关键特征。然而，即使福柯果真有“性别盲点”，他的理论概念以及他对于身体如何被权力所左右的洞察仍然可以被用来考察性别问题。在这方面，你可以用他的权力和话语的理念来检查衣着在制造性别界限时发挥着怎样的关键作用，时尚系统在每个阶段都要重新划定这些性别界限。盖恩斯（1990：1）论述道，衣着使得性别呈现为“自明的和自然的”，虽然事实上性别是衣着协同复制的一种文化建构。衣着规范复制着性：妇女必须穿着长长的晚礼服，或者在职业工作的场所必须穿裙子；而男子晚餐必须穿全套的衣裤，这些规定都是武断的，然而却被认为是“自然的”；这样女子气就意味着长袍，而男子气则意味着必须打黑领带穿晚礼服。巴特勒（1990，1993）对表演性的研究深受福柯的影响，她注意到性其实更多的是诸如穿衣的风格和技术的产物，而不是身体的任何本质的属性。她论证道，性的这种武断的性质在舞会上被显著地揭示出来，在那里，人们展示自己的性别特征的技巧被大大地夸张，一点也不自然了。豪格（1987）同样从福柯那里汲取了大量的灵感，他也揭示了人们用来使自己更加“女性化”的那些通常的技巧与手段的非自然的本性：所谓“女性化”的身体，是身体的姿态、举止和穿着风格的效果。尽管福柯在他对于身体的考量中确实忽略了性，但他关于身体如何被话语实践所建构的理念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的框架，借助这个理论框架，我们可以考察性别的经由各种特殊的身体技巧的复制。
对于衣着如何被紧密地与性和权力联系着的进一步的说明，是关于衣着的话语如何使其成为“女性的”事务的方式。车龙（1997）提供了许多例证，说明历史上妇女是如何被与衣着的“琐事”联系而男人则放弃了装饰性的衣着从而超越了这种低俗的事务（弗吕格尔1930）。正如车龙（1997）所论述的，女人已经被深厚的传统定义为琐碎、浅薄、爱慕虚荣甚至邪恶，就因为在从神学到时尚的话语中，她们都被联系于衣着的虚浮。更有甚者，有关或直接针对时尚的话语也因此将妇女建构为时尚的对象乃至时尚的牺牲品（凡勃伦1953，罗伯茨1977）。衣着不被认为是男人和女人同样关心的事务，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女人有一种“自然的”天性，喜欢穿着打扮，从而使自己变得“软弱”而“愚蠢”并且乐意使自己随时处于道德谴责之下。借助于《圣经》或圣保罗书信这一类资料中关于妇女和衣着的特别论述，我们就会像埃弗拉特·车龙（1997）那样发现福柯的分析提供了一种对于女性如何被建构为更加接近时尚与“虚荣”的过程的洞见。
甚至直到今天这种把妇女和衣着以及外表的联系起来的看法还在继续，如下的事实便足以说明此点：妇女的穿戴依然比男人的衣着更可能成为一个道德关注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性骚扰、性攻击以及强奸案中发现这方面的证据。在一些机构，有关女性的性感和外貌的话语较之男性总是更紧密地和身体以及衣着联系在一起。沃尔夫（1991）注意到，在美国，除了佛罗里达州律师在强奸案中都可以合法地引证妇女在受到攻击时的衣着以及被攻击的妇女的衣服是否具有“性的挑逗”。在别的国家，情形亦复如此。利斯（1999）证实了在英国法官是如何把对于一桩强奸案的判决建立在妇女在受到攻击时所穿的衣服的基础之上的。妇女可以被盘问，她的衣着还可以在法庭上被展示出来，作为她在被攻击时自己也罪有应得的证据，或者作为她在性上面依从罪犯的证据。在一个案例中，一位女士的鞋子（不是皮革制品而是“市场上的便宜货”）就被用来暗示她本人也是“便宜的”（1999：6）。衣着就是以这种方式被随心所欲地解释，在这种随心所欲的解释中，妇女被说成是“主动要求性事的”。尽管无论沃尔夫还是利斯都没有直接从福柯那里汲取理论的资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对于诸如此类的案件的解释性话语如何通过有关性、道德和衣着的话语建构出所谓罪有应得的女性“牺牲品”的概念。另外，对于女性的外表，人们总是要提出高于对男性的要求，而对于女性外表的强调，其作用无非就是给女性在上班和家务之外添加沃尔夫（1991）所说的“第三班工作时间”。对于女性来说，身体的修饰，是她们在工作场所的一项潜在的必须履行的义务。正如奥特纳（1974）和其他一些人所提示的那样，人们实际上是更加露骨地将女性的存在直接等同于她们的身体；来自人类学的证据似乎证实了这一点（摩尔1994）。从文化角度对于身体的联想，其结果就是女性不得不比男性更加密切地检点她们的身体和外表。最终，特殊场合的衣着规范强加给女性比男性更加严厉的统治。通过这些方式，关于衣着的话语以及对于衣着的统治就用多样而复杂的方式被联系于权力，并使女性的身体屈从于比男性所遭遇到的更严厉的监视之下。
第一部分 给身体定位第4节 福柯的影响（2）
回到工作场所的衣着问题，我们可以运用福柯的洞见，阐明体制性的毫无道理可言的衣着规范怎样作用于身体，以及这样的规范怎样被运用于工作场所，作为公司内部体制性的全体一致的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卡拉·弗里曼（1993）汲取了福柯的权力概念，尤其是福柯关于全控式监狱的理念，来考察在一家名叫“数据空气”的数据处理公司里，衣着怎样被用来作为公司对女性劳动力进行规训与控制的策略。在这家公司，一项严格的衣着规定要求大多数女性员工必须衣着“时髦”以树立既“现代”又“职业化”的公司形象。如果她们的衣着不符合这项标准，她们就必须接受她们的经理的规训技术，甚至可能被勒令回家，换一套符合标准的衣服再来上班。全方位公开的办公室设计，使得这种强制性的衣着规范很容易被执行，因为女性员工坐在这种办公室里，总是逃不出经理的目光炯炯的监视。这种衣着规范是许多办公室所熟悉的，虽然强制性的衣着规范的具体的机制可以不尽相同。有关衣着的特殊话语，比如将某些衣着归入“时髦”或“职业化”的范畴，以及那些特殊的衣着策略，比如工作场所的衣着规范和强制接受的制服，总是被一些公司利用来进行对于公司员工的身体的控制。
正如我已经阐明了的，福柯的理论框架对于我们分析特定情境的衣着规范是相当有用的。他的话语概念，尤其在我们分析衣着和性别的理念与身体的规训形式之间的关系时，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但是，福柯关于话语的概念仍然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和那些源于他的身体和权力的概念化论证的问题一样，都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福柯尤其未能顾及话语权力在身体问题上的具体体现以及具体的中介。这些问题根源于他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我现在想对此略作一番概述，以提示大家注意：福柯的理论透视尽管在许多方面很有用，但对于我们研究情境化的衣着规范还是颇成问题的。
福柯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作为一个后结构主义者，关于话语如何被个体所采用，以及这些话语如何被许多的个体所转换，福柯并不曾告诉我们太多。换言之，福柯的工作只是对于被社会力量所制约的身体的一种考察，福柯告诉我们身体是怎样被谈论的，各种社会力量是怎样作用于身体的，但他的工作并不提供对于实践的考察。从理解时尚/衣着的角度来看，他的理论框架还不足以描述活生生的为个体所经验到的衣着。比如，他虽然提到了紧身胸衣的存在以及它和关于女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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