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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十记-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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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中韩建交已经十多年了，两国关系的飞速发展，超出了预想。作为近邻，中韩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不断增进相互理解，推动了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到2002年，两国贸易额突破了400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则是我国的第五大贸易对象国。同时，韩国对华投资已超过100亿美元，并在继续扩大。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中，双方的合作正在加强。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和无核化方面，中韩也有着共同的语言。
2003年2月下旬，我再一次正式访问汉城，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韩国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分别会见了卸任总统金大中和新任总统卢武铉。
自中韩建交至今，韩国政府已几经更换，但中韩两国的关系，由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直在平稳地发展。
第六章 黑云压城城不摧山雨欲来
在我担任外长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那时，国际风云突变，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出于各种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阵阵反华浪潮。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15日，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美国、日本、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中止与中国领导层的互访，停止向中国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推迟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敢于斗争，又善于应对，很快打破了西方的种种制裁，遏制了反华浪潮。
历史证明，中国的长城，坚不可摧。
山雨欲来
1989年4、5月间，北京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这个春天，空气里似乎弥漫着一种躁动的气息，人们的心里也隐隐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仿佛要发生什么大事。
中国的外交仍然在正常地进行着。5月下旬，在送走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后，我按计划出访，首站是厄瓜多尔，经停墨西哥到古巴，最后一站是美国。
由于中国没有直飞拉丁美洲的航班，5月31日，我乘中国民航班机离京，借道美国，于6月2日转赴厄瓜多尔。在过境美国时，我受到了美方很好的接待。因为每年出席联合国大会，美方的警卫人员都已经很熟悉了，从入境到出境，一直24小时的守护。出境时，美方人员还向我告别，说过几天再见。未曾想到的是，后来事态急转直下，以至取消了那次访美。
抵达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3日下午（即北京时间4日上午），当地电视频道开始反复播放CNN和BBC等媒体提供的所谓“天安门事件”的画面和报道，每隔10分钟就滚动播出一次。而那时，我们却收不到来自国内的任何消息。厄瓜多尔的华侨，一改过去友好热情的态度，都板起脸来，问我们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气氛变得紧张和凝重起来。
这时，与国内联系已十分困难。经过多次努力，我们终于同周南副外长通了电话，了解基本情况。一天后，才收到了国内发来的有关文告。
6月4日，在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我分别举行了临时记者招待会和华侨座谈会，一一回答了各方提出的问题，强调中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当地媒体对此做了大量报道，大多数通讯社也都发了消息，认为中国外长没有回避问题，答复具体明确，阐明了中国的立场。
这时，国际上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我决定继续进行对古巴的访问，主动取消了计划中的对美国的访问。
从厄瓜多尔到古巴，我们选择经墨西哥飞往哈瓦那。途经墨西哥城国际机场中转时，已经能够感觉到异样的气氛了。当时，墨西哥外交部声称，墨西哥政府取消了中国外长的访问。6月6日晚上，当我乘坐的航班到达墨西哥城国际机场时，候机大厅挤满了事先得知中国外长将要过境消息的记者。出于安全的考虑，墨西哥政府安排我们走下飞机舷梯后，直接上了汽车，去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随行人员高树茂等因办理入境手续和提取行李，下机后从旅客出入的廊桥走出来时，等候在门外的记者将他误认为中国外长，一拥而上，围追堵截，纷纷向他提出连珠炮式的问题。高树茂坦然面对，微笑不语，无意中成了当晚电视镜头里的新闻人物。
那天晚上10点左右，一批在墨西哥的中国留学生得知我下榻使馆，便来到使馆，要求见我。他们的情绪似乎很激烈，将使馆的大门叩打得“咚咚”作响。我让使馆的同志将他们都请到使馆接待厅，和他们见面。他们进来后，都安静了下来。我问他们从国内什么学校来的，学习什么专业，并向他们如实地介绍了国内情况。这时，一名学生提出，希望我能够代表人民。我回答说，一个国家的外长当然要代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随后，劝说他们多了解真实情况，不要听风就是雨。最后，大家的情绪都缓和了下来，在平静中离开了使馆。
6月7日，我们一行抵达哈瓦那。作为1960年古巴革命后第一位访古的中国外长，我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改善与古巴的关系，增进相互了解。
多年来，在对待苏联问题上，古巴和中国一直有些隔阂，到那时仍未完全消除。古巴和苏联关系好，对中国存有较大的戒心，也有许多误解。古巴外长在年初访华时，有改善关系的表示。这次我是回访。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主席对我的来访非常重视。在我抵达古巴第二天晚上，他就在革命宫亲自为我举行欢迎宴会。宴会后，又与我长谈。谈到客人散去后，他意犹未尽，干脆请我到他楼上的办公室里继续交谈，一直到深夜12点钟。
卡斯特罗主席精力旺盛，热情，健谈，又好奇，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
谈话中，我向他通报了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不久前的对华访问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情况。卡斯特罗主席听了很高兴。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各国都赞成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接着，卡斯特罗主席详细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天安门事件”真相及各方面的反应，表示古巴政府全力支持中国政府，并愿为我提供发表任何声明的场所和条件。卡斯特罗主席还对我说，中国需要团结，不能像西方国家希望的那样，出现无政府状态，如果那样，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悲剧。
关于我取消访问美国的计划，卡斯特罗主席认为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他说，如果你去了美国，会有成百名记者向你提出种种挑衅性的问题。我同意卡斯特罗主席的看法，并对他讲，在那样的场合，不管你说什么，甚至你什么都没说，总有一些记者会加以歪曲报道。待到你要去更正时，已经不会有人去注意了。卡斯特罗听后笑了。在世界上，他显然是被西方媒体歪曲得最厉害的人物之一。
卡斯特罗主席对中国兴趣的广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无穷无尽。他问中国南北方的差异，香港收回后怎样管理，以及从中国到古巴要走哪条航线，乘什么样的飞机，等等。对于我的介绍，卡斯特罗主席听得很入神，谈话到了深夜，他仍丝毫没有倦意。后来，有人对此很好奇，问我们的西班牙文翻译，卡斯特罗主席与中国外长都谈了些什么？翻译幽默地回答说：“ 十万个为什么。”
第六章 黑云压城城不摧美国密使来华
就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制裁中国的喊声甚嚣尘上之时，美国派来了密使。
实际上，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长远利益。在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美两国在抗衡苏联扩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孤立中国，未必对其自身有利。对此，美国认识得很清楚。
那一段时间里，布什总统几次私下向中国传递口信，表明他重视中美关系，解释说，目前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和社会的压力下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谅解。
1989年6月21日，布什总统秘密致函邓小平同志，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与小平同志进行完全坦率的谈话。
第二天，小平同志就复信布什总统，指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严峻的挑战，他对此感到担心，因为这种关系是双方多年共同培养起来的。为了避免中美关系继续下滑，小平同志表示同意布什总统的建议，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并愿亲自同他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
布什总统接到回信后十分高兴，决定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1日访华，随行人员只有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一名秘书，不带警卫和其他人员。
关于这次特使的人选，美方内部进行了反复研究。美国方面私下透露，曾考虑过派前总统尼克松或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特使访华，但担心树大招风，不利于保密，最后选定了斯考克罗夫特担当此任。斯考克罗夫特处事稳妥，又担任要职，派他来华，既显示美国重视中美关系，又不易引起外界的注意。
至于陪同官员的人选，美方意见也不一致。据美国国务卿贝克在他所著的《外交政治》一书中透露，最初布什总统决定只派斯考克罗夫特一人访华，不带陪同人员。贝克国务卿认为这样不妥。他说，如果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前去访问，而没有国务院官员随行，美国外交体制难以运行。实际上，贝克提出这一问题的真实目的，是他本人想承担这项秘密访华的使命。对此，他在书中倒也毫不隐讳。他说，他自己很想来，但考虑到作为国务卿，外事活动频繁，很难保密，因此，建议布什总统派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陪同斯考克罗夫特访问。
为了避免泄露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的消息，美方可谓是煞费苦心。斯考克罗夫特抵京后，不同美国驻华大使馆发生任何联系，在华的各项活动均不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当时李洁明大使已奉命离开北京。在美国国内，除布什总统外，只有国务卿贝克知道这件事。至于选择7月1日抵达北京，美方也有考虑。这一天，临近美国国庆日，斯考克罗夫特此时离开华盛顿不会引人注目。同时，美国在通讯和专机问题上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斯考克罗夫特不使用美国驻华使馆通讯设备，而是自带两名报务人员；所乘坐的C—141型美军运输机，外部经过伪装，涂掉了标记，使其看起来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运输飞机。在宽大的机舱内，临时吊装了一个载人的客舱，里面设施齐全，舒适方便。飞机连续飞行22个小时，空中加油，中途不在任何地方着陆，以免引起地勤人员注意。美国方面对这次访问所采取的保密措施，程度之高，超过了70年代初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华。当时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乘飞机来华，保密措施也很严格，但并未达到对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也要瞒着的地步。80年代末，中美关系的复杂与敏感，从中可窥见一斑。
有趣的是，在与布什总统合著的《变革中的世界》一书中，斯考克罗夫特描述了这段历史的某些情节。他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当时所乘坐的C—141型美军运输机进入中国时，由于中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以至于没有人想到要通知空防部门，因此中国军方打电话请示杨尚昆主席，报告发现了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进入了上海附近的中国领空，请示要不要把它打下来。斯考克罗夫特说，算他们走运，这个电话直接通到了杨主席的办公室。杨主席告诉部下，不要开火。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飞行使命。
故事听起来十分“惊险”。不过，据我所知，中美两国就斯考克罗夫特专机进入中国领空的路线和时间事先进行了充分的磋商，中方为此做了周密的安排。当时，美方曾要求美机不必飞经上海空中走廊，以节省时间。我国有关部门考虑到如不经上海空中走廊，则手续复杂，且省时不多，没有同意美方的这一要求。出于保密的考虑，中方同意美国专机涂掉标记，成为“不明国籍”的飞机。后来，美国专机正是在中方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中国领空的。在这种情况下，斯考克罗夫特所说的 “险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斯考克罗夫特是在7月1日下午抵达北京的，专机停在首都机场。中方的保密措施也很严格，所有的会见、会谈和宴请场所及斯考克罗夫特乘坐的汽车、下榻的宾馆，均不悬挂国旗，美方代表团抵达和离京均不发消息。有关活动的摄影事先征得斯考克罗夫特的同意，所拍资料一律封存。
由于斯考克罗夫特在华只停留20多个小时，日程安排得很紧。先由小平同志见他，然后，再由李鹏总理和我同他会谈。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访问，关系到当时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小平同志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参与并定下了会谈的基调。
7月2日上午，小平同志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前，对陪同的李鹏总理和我讲：“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
我对小平同志说，不久将举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不知又会宣布对中国采取什么制裁措施。
小平同志语气坚定地说：“不要说七国，70国也没有用。”又指出，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人？解放后，我们同美国打了一仗，那时我们处于绝对劣势，制空权一点没有，但我们没有怕过。中国的形象就是不怕鬼，不信邪。接着，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做外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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