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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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愕闹泄窭矗欠浅？晒鄣氖杖搿Ｎ碳夜蟮笔痹谑拇蠖樱扛龃蠖臃�4个中队。他们中队的任务是一人一车，行驶路线从云南的下关到畹町，再到昆明。运送的是外国援华的军用物资。由于侵华日军在1942年切断了滇缅公路，所以，南侨机工于1942年10月在遮放解散了。 侵华日军轰炸保山的时候，云南人民已经在连绵不断的战火下处于民不聊生的地步，那时，他在保山遇见了现在的夫人罗春塘。当时的罗春塘是16岁的花季少女，是保山女子中学的学生。在战乱的岁月，罗春塘的父母希望翁家贵赶快把罗春塘带走，走得越远越好。果然，罗春塘离开学校的第二天，侵华日军的飞机就空袭了保山，日本人的炸弹炸烂了保山女子中学，罗春塘的许多同窗都在空袭中不幸遇难。 翁家贵现在在昆明交通机械厂退休了，他虽然住在昆明官渡区，可是常常到保山他女儿家居住。翁家贵现在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6点起床，行走4公里走到太保山登山；下午看电视，看新闻，晚9点睡觉。翁家贵的退休金是990元，他非常满足原厂可以给他报销50％的医药费。翁家贵在2001年由马来西亚华侨出资，应邀参加了海外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会议。 1989年5月，让翁家贵最为自豪的是，他参加了云南省政府在昆明为南侨机工立的纪念碑揭幕仪式。令人惊叹的是，到现在为止，翁家贵还可以背诵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的碑文。我1998年采访他时，他不但为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还在纪念碑前背诵碑文，让我激动不已。这次，应我的要求，翁家贵又一次背诵了这惊心动魄的历史文字。 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文：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猖狂入侵，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全国同胞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气壮山河。海外华侨敌忾同仇，义愤填膺，积极参加抗日，广泛开展义演、义卖、募物、捐款等救亡活动，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波澜壮阔，四海翻腾。 一九三九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 当时，沿海港口均已沦陷，滇缅公路成为惟一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的军需物资均赖此路输入。南侨机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沐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在执行任务中，有一千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疠为国捐躯。在滇黔、滇川、广西、湖南公路以及印度阿萨姆邦丁江机场，南侨机工也担负抗日军事运输任务，勋劳卓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约有一千名南侨机工复员回到南洋；留在国内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南侨机工的伟大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并激励来兹，特树丰碑，永志纪念。 云南省人民政府
最后的南侨机工92岁的南侨机工杨保华（1）（图）
杨保华在纪念碑前
杨保华是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的创始人、连任理事长，被云南侨界称为“国宝”。我1998年开始在南侨机工子女汤小梅的引领下采访了“国宝”杨保华先生。几次采访，都非常顺利，可惜，我不太听得懂杨保华先生的话。近几年来，南侨机工的历史重新得到公正的评价，他和联谊会同志们的工作更加忙碌了。每当海内外热心人士来访，人们就高兴地通报：又有客人来看望“国宝”啦。因此，“国宝”也是人们对健在的南侨机工的尊称。20世纪30年代自愿从南洋回国服务的3000多位壮士，在抗战中有1000多名为祖国牺牲，战后又有1000多人复员南返，留在国内历尽沧桑，至今健在的只有9人，出于敬重，人们便尊称他们为“国宝”了。 我每次采访杨保华先生，他都用纯正的闽南语给我唱歌，而我一句也听不懂。杨保华最爱唱的歌叫《热心救国歌》，歌词大意是： 一 热心救国是应该，做了汉奸臭三代。 有钱出钱寄国内，无钱出力杀日寇。 最后会胜利，最后会胜利， 最后会胜利，咱国的福气！ 二 阿婶阿嫂阿姐妹，莫要日暝（日夜）抹胭脂。 当今国难的时期，应该为国做“大志”（事情）。 最后会胜利，最后会胜利， 最后会胜利，咱国的福气！ 我采访杨保华，每次必请汤小梅女士担当翻译。 杨保华先生身高有1、80米，可是，说话慢条斯理的，他说： 七七事变后，南洋华侨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有一次，我看到一本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画报，上面有一幅照片的内容是日本兵公然侮辱一位中国老大娘，我气愤极了。日寇如此野蛮凶残，简直是一群披着人皮的野兽，我决心亲手杀死这群野兽，为祖国同胞报仇！因此，当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时，我便积极报名回国打日寇。 我们第四批南侨机工回国的路线，与前三批不同，不是经安南转乘火车入滇，而是搭船到仰光，再乘汽车沿滇缅公路抵达昆明的。我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十三大队三十七中队。中队的任务是在畹町、芒市至保山之间抢运军用物资。 1942年5月，惠通桥失守，滇缅公路中断，盟军供应中国的武器及军用物资，就只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航线。这些军用物资必须从仓库运往机场。因此，印度丁江机场，急需一批汽车司机，盟军便在昆明招募华侨机工前往印度，我们这些刚从滇缅公路撤退下来的机工们都踊跃报名。我与50名战友被批准第一批赴印，领队是李卫民，于1942年8月乘美军飞机抵达丁江机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机场跑短途运输。我们这些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开过车，技术很高，因而受到盟军的赞赏。当时在印度机场搞运输，时常遭到日军飞机的空袭。每当拉空袭警报时，那些外国人都弃车跑到防空洞里去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才拉响，日本飞机就已到上空了，这时，一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大卡车刚开进机场，情况非常危急，万一被炸，会造成对机场的威胁，后果不堪设想。这时，我们的这位南侨机工战友，并没有弃车逃命，而是掉转车头往外直冲，目的是将敌机引到别处，以便保住机场以及其他车上的物资。车子加大油门呼啸着向前飞奔，黄土尘烟滚滚，像一条黄龙翻腾，敌机发现目标立即尾随追击。当飞机追上黄龙背后射击时，这位机工却来个急刹车，车停了，但黄龙却滚滚向前，飞机追着黄龙疯狂扫射，以为汽车已被炸个稀巴烂了。其实，司机又掉转方向，把车开到路边的大树下，隐藏起来。飞贼绕个大弯回来不见汽车踪影，以为得手了，就洋洋得意飞走了。由于这位机工的英勇行动，机场上的物资和人员都安然无恙。许多外国人看到这种宁可牺牲个人而保住其他人的英雄行为，都连声称赞。 我们在印度机场完成了运输任务之后，即搭乘美国“空中霸王”号，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回到了昆明。 好容易熬到卢汉起义，昆明解放了，但南侨机工失业的问题一时还未能根本解决。在困难的时候，我想起了陈嘉庚先生，想起了抗战期间成立的华侨互助会，心里亮了，就给陈嘉庚先生写了封信。 我们没想到，陈嘉庚先生收到信后，立即拍来急电给昆明侨务处，侨务处王一知处长到处找我。王处长高兴地对我说：“一个月前陈嘉庚先生就拍电报来了，非常关心你们南侨机工，指示说云南任何单位需要司机，首先要录用南侨机工。”王处长接着说，“我看你们生活确实太困难，先给你们一些救济好吗？”我说：“我们要就业，不要救济；救济只能救一时之急，就业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最后的南侨机工92岁的南侨机工杨保华（2）
1952年，我们车队合并前往修昆洛公路（即昆明至西双版纳的打洛）。从峨山修到澜沧，修到勐海，苦战几年没有休假。只是在送民工、石匠回家过年，才顺便回一次家。昆洛公路修成以后，改属第六公路工程局。 在进行肃反工作时，南侨机工受到牵连。过去，侨务处常叫我们开会学习政策，讨论搞好工作。可运动一来，有人诬蔑这是“开黑会”。于是，一顶“特务”的帽子突然从天而降，戴到我的脑袋上。我为啥突然成了“特务”呢？原来是这样：有个南侨机工叫郭六成（与我同为第四批回国机工），听肃反报告，没有弄清政策，他想坦白一下，可以立功，免得人家说我们“开黑会”，搞“特务活动”。就在会上说：“我郭六成是一号特务，杨保华是二号特务。”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没人肯相信我是清白的，就被送进“老虎队”，天天写交待材料，写了一叠又一叠，写了9个月，我的字也就练了出来。 我家祸不单行，接下来又碰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那可是艰难岁月。当时吃、穿全部定量，凭票证购买。我的脚也受伤了，面对困难，想出办法，全家分工，共渡难关。老岳父母总管家务，岳父的婶婶老太太帮助抚养年仅9个月的老七。老大、老二、老三上学去，老四带领老五、老六。车队长期补助我家30元。 “文化大革命”开始，大揪“牛鬼蛇神”。南侨机工抗战时期在西南运输处的那段经历，被当成大问题，大揭大批。我扪心自问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人检举我，要我坦白交待罪行。他们天天审，天天问，就是要我交代“罪行”，查了一个多月，仍无问题。最后，他们抛出了我的“罪行”。说我1948年在空军招待所开汽车，有一天所长叫我开吉普车到南屏街拉进步人士去黄土坡枪毙。他逼问我拉了几个人，叫什么名字。并说人证俱在，还不快坦白。我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能拿出证据来，该劳改，我自扛行李；该枪毙，我站着不闭眼睛。第二天，集中了几百人开大会，会议主持人大声逼问我，要彻底坦白交待。我仍说我没有罪。他大声喊：“褚秦真出来！”当众问褚是否说过所长派车拉人去枪毙之事。“是不是杨保华送的？”褚说：“这事杨保华晓不得！”全场几百人都听到了，会议主持人气急败坏地把褚推了下去。 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光荣退休了，却又闲不住，车队留我继续工作，当教练指导。1984年，我从玉溪车站回到昆明，与儿女、孙子们共享天伦之乐，经常与南侨机工战友们聚会。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张智源热心联络南侨机工战友，我积极参与活动，共联络了昆明20多人，举行座谈会。后来，张智源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病故，我牢记他的嘱托，继续组织机工联谊活动。当时大家最关心的共同问题，就是落实南侨机工的政策。我想昆明老机工多，生活有困难，认为应好好组织起来，于是写报告给北京全国侨联。1986年9月，“南洋华侨抗日时期回国机工云南联谊会”（简称“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终于正式成立了。 现在，杨保华老先生收入990元，医药费也给报销一部分。前前后后我采访了他5次，拍了10盘录像带，最后一次是2004年9月。时经7年，要不是汤小梅同志帮忙，要不是参照林少川先生的著作《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我很难将杨保华先生描画出来，在此，我感谢林少川先生，感谢汤小梅女士的帮助。 现在，南侨机工的支持者们正在云南畹町地区拍摄题为《南侨机工风云录》的电视剧，共有20集，投资方是南侨机工当年回南洋的老机工们。
最后的南侨机工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悲壮的群体（图）
在“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揭幕仪式上，部分健在的南侨机工与全国侨联及云南省有关领导人合影
2005年新年伊始，南洋华侨联合会的汤小梅女士从云南打来电话，她语调低沉而庄重地对我说：“刚刚统计，自1939年从东南亚各国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机工，目前在中国大陆还有9人活着，平均年龄91岁。你如果再不动笔写他们，将会愧对历史。” 听了汤女士的叮咛，我的心中倒海翻江、百感交集。 汤小梅女士是南洋归国抗战华侨汤耀荣的女儿，曾任南洋华侨归国参加抗战的机工联合会的理事。在她的带领下，我于1998年开始多次采访中国境内的幸存南洋华侨归国参加抗战的机工。在云南的广大地区，我先后采访了23人。那时，在云南的南侨机工还有96人。仅仅数年，转眼之间只剩9人！而且，这9人的平均年龄都在90岁以上！抗战胜利60年，当年20的人现在也80岁了。我确实一直没有动笔描写南侨机工群体，我感到压力大；多少老鬼子来信，多少老八路、老新四军和我联系，多少被侵华日军强暴过的妇女、多少劳工、多少参加过抗日的国民党老兵需要我去面会，我要采访和写作的人物太多了，压迫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可我的心，却一直在为南侨机工们当年的英雄壮举而震撼，为他们的命运而感动和哭泣。 我称他们为中国抗战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群体。 昨天还向我们微笑的人在今天就会成为永久的历史。 在我的心目中，我的镜头里，我清晰的记忆中永远存留这样的背影： 采访完了，年老体衰的南侨机工们向我挥挥青筋毕露的老手，微微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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