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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 上-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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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电视台新闻部成立了评论组并开办了《观察思考》栏目。《观察思考》也曾播出过不少有影响的节目，但始终没有形成规模，而且时起时落。今天看来，原因是当时有些节目超越了社会发展的进程，人们还没有足够的舆论监督的承受能力。
●正常的、有活力的舆论生态，应该有利于培育平衡，培育理性，而这一份理性的平衡应该是从媒体自身开始的。一个文明社会，包括发布舆论的媒体自身所需要的舆论生态环境，都应该是健康的、良性循环的、物种多样性保存良好的。这样的舆论环境才能为社会提供冷静的参考，提供思考的可能和选择的空间，而不是运用一种“强权语言”，罗织为自己观点服务的片断事实。中国的市场在成长，中国人的舆论环境、公民心理都在成长，舆论应该有助于建立判断标准，建立公共秩序，建立健康的心理成长的环境。
在我所经历的十年新闻改革的探索中，有太多的例证用以说明舆论建设是怎样地推进着法律的完善，促动着制度的建设，呼唤着道德的回归，同样多的事实也足以证明，这些进步是怎样形成着一个适宜舆论生长的“绿色舆论生态环境”———毕竟，舆论的力量要通过舆论之外的力量去表达。
（摘自《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孙玉胜著）
中央电视台东门传达室里挂着一个牌子，上书：“找焦点访谈和今日说法的同志，向北走50米，那里有人专门接待。”
向北走50米，有一座面街的白房子，这里是《焦点访谈》公开面向社会的窗口，经常会有很多观众主动来到中央电视台，向《焦点访谈》反映情况，提供新闻线索。
10年来，《焦点访谈》每天“用事实说话”13分钟，盯紧社会生活中的“焦点、热点、难点”，与“舆论监督”的进程紧密相联，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的进程，成为中央电视台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的栏目，有人形象地称《焦点访谈》为“焦青天”。
《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十周年之际，每天都会接到热心观众的祝福和问候，每天平均接到电话500余个，电邮1000余封，短信500余条，信函300余封。
作为一个电视栏目，《焦点访谈》曾得到共和国三任总理的题辞和赠言：
1997年12月29日，李鹏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时题辞为：“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
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专程来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座谈，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2003年8月26日，温家宝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在《焦点访谈》演播室赠言：“与祖国同在，与人民同行，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
在愚人节开播
《焦点访谈》的诞生与1994年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并非灵机一动的产物。
谈起《焦点访谈》，中央电视台副总编孙玉胜就像在谈自己的亲生儿子。20年前，孙玉胜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10年前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新闻评论部主任；而今年2月6日，他被任命为中央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总裁。
“中国的电视新闻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孙玉胜说，“《焦点访谈》的诞生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个特点，当时中央要求电视新闻要针对社会‘焦点、热点、难点’进行报道，中央电视台就把这个精神落实到了《焦点访谈》身上。”
1992年年底，中央电视台要求孙玉胜负责一个早新闻专栏。看起来这个工作不太可能出彩儿，因为当时中国人还没有早上看电视的习惯。但后来就是这个叫做《东方时空》的早间新闻，引发了中国电视新闻新一轮的改革。
1993年5月1日的早上，《东方时空》开播。该节目一反电视新闻节目严肃拘谨的面孔，话语鲜活幽默、清新随和。
《东方时空》开播后，孙玉胜就开始了不分昼夜连轴转的工作，累得进了院。出院后台里让他把《东方时空》、《观察思考》、《今日世界》三个栏目组合起来，成立一个新的部门，这个新部门也就是后来的新闻评论部；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再创建一个反映“焦点、热点、难点”的栏目，新的栏目将在1994年的3月或4月开播，运作体制按《东方时空》的模式执行，这个栏目就是后来的《焦点访谈》。
孙玉胜对于该部门的设置细节记忆犹新：“央视附近的新兴宾馆二楼的一个小餐厅里，临三环路一侧的小桌旁，我和同事就在这里敲定了新部门格局和制片人人选。在这个冷冷清清的地方确定下来的一切，奠定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的基础和雏形。”
1993年12月2日，新闻评论部正式成立。而将要反映“焦点、热点、难点”的栏目，1994年3月初的设想叫做“记者视点”，而台里决定叫“焦点访谈”。可是《东方时空》节目中已经有了一个叫做《焦点时刻》的节目，《焦点时刻》曾播出过这样一则报道：大连中学生乘大客车春游，过铁路路口时与火车相撞，20多人遇难。当时来看，这样的负面报道拿到电视屏幕上是颇费思量的，给观众的印象也很深刻。观众会不会把《焦点时刻》与《焦点访谈》混淆呢？为此孙玉胜曾两次专门找到了杨伟光台长，要求换名，但都受挫而归。这样，“焦点访谈”就叫做“焦点访谈”了。
1994年4月1日19时38分，《焦点访谈》开播，第一期节目由张恒主持，编导戴明，题目是：《’94国债发行第一天》。
《焦点访谈》第一期的节目内容和倾向可以显示出，该栏目的最初设想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定位在“舆论监督”性质上。孙玉胜的编辑原则是，既不回避矛盾与问题，又不做“过把瘾就死”的事。“对于政府工作，我们是‘只帮忙，不添乱’———因为舆论监督所及的问题，都是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也全都是政府急于解决的问题。”
当初孙玉胜习惯于把《焦点访谈》昵称为“15分钟”，因为节目的设计时长是15分钟，后来广告部从中切去2分钟，所以这个节目开播时的实际长度是13分钟。在这13分钟中，孙玉胜拿出12秒制作了一个栏目形象广告：“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每日请看《焦点访谈》”。一时间，这四句话传遍中国，巷里坊间耳熟能详。
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总制片人梁建增，在1994年是《焦点访谈》记者二组的制片人。尽管他现在掌管着多个节目，但对《焦点访谈》，梁建增的偏爱之情仍跃然于言语之间。
梁建增说：“4月1日，在西方是愚人节。巧合的是在这一天我们中国开创了一个‘以事实说话’的节目，当初我们也没想到10年后《焦点访谈》会受到这么大的关注。”
“《焦点访谈》第一期节目是国债发行；第二期是标准化信封；第三期才算是舆论监督，当时叫做‘批评报道’或‘负面报道’。报道的是北京郊区占用耕地建坟墓的情况。这个线索本来是群众举报到《观察思考》节目的，后来《焦点访谈》拿来做。从今天看，该节目具有标本意义，日后《焦点访谈》的新闻表现手法在这个节目中已初见端倪：以调查为基础，逐步展示事实；逻辑是由表及里，由未知到已知。节目形态由过去主要展示主持人的评论，发展到展示当事人的看法，也就是来自老百姓自身的评论。”梁建增说。
当时这种想法还处于试验阶段，早间播出的《焦点时刻》就成了晚间热播的《焦点访谈》的试验田。1994年，新闻评论部做了一个流浪儿童题材的报道，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对未成年人问题进行报道。孙玉胜看了这个报道后认为片子非常好，但对于该片是否可以在《焦点访谈》中播出“有些犹豫”。最后报道就先在《焦点时刻》报道，群众反响很好；然后才放到《焦点访谈》中播出，中央有关领导收看之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就这样，《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逐渐扩展到了社会的纵深。
《焦点访谈》播出两个月之后，观众好评如潮。开始纷纷主动为《焦点访谈》提供新闻线索，期望他人或自身的不平能够借《焦点访谈》得以解决。
“现在我们每天接收到的各种线索平均有2300多条，过去来信比较多，经常没几天就一麻袋一麻袋的；现在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新闻线索的来源很‘立体化’。”梁建增说。
“用事实说话”
梁建增认为，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看望《焦点访谈》，是《焦点访谈》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的时间，可以称为《焦点访谈》的发展期。
1998年《焦点访谈》开播4周年之际，栏目的四句广告词浓缩为“用事实说话”。
“可以说，是《焦点访谈》确立了电视新闻的地位。1994年以前，电视新闻从内容到形式都无法与文字报道相媲美。当时谁也没想到电视新闻竟然能成为新闻发展的突破点。”梁建增说。
发展源于创新。责任感、工作人员的理想主义冲动是发展的动力，但部门文化、管理模式的突破之于《焦点访谈》发展的重大作用也不容忽视。
《焦点访谈》节目组的内部文化是“以人为本，以屏为根”。首先，《焦点访谈》在用人制度上，打破了中央媒体的“铁饭碗”模式，公开向社会、全国招聘人才。水均益等人就是通过招聘，从五湖四海各个单位聚集到了《焦点访谈》旗下。
“《焦点访谈》没有铁饭碗，工作人员在人格上，在待遇上，在机遇上都是平等的。我们内部有人说，在《焦点访谈》，人没有三六九等，节目有金银铜奖。”梁建增说。
“文化即性格，性格即命运。”梁建增说。然而《焦点访谈》并不是文化小沙龙，“以人为本”偏重于人文色彩，而“以屏为根”则强调的是业绩导向。如果说旧的体制是“因人设事”，则《焦点访谈》就属于“因事设人”了。
在节目管理和制作上，《焦点访谈》采用制片人制。制片人是栏目的管理者和节目创作的组织者与把关人，也是节目的第一责任人，对节目的全程制作、经费使用、人员调配具有决定权。
《焦点访谈》的节目形态很受观众欢迎，培养出了一批新闻素质、文化底蕴都很高的“明星”主持人，比如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
对于《焦点访谈》的文化和管理的开拓，最有发言权者当属孙玉胜：“以用工制度而言，《焦点访谈》的方式，在2000年春节后才在全台普遍实行。由于有了《焦点访谈》等节目的长期铺垫，2000年中央电视台全台的用人制度改革波澜不惊。”
2002年，《焦点访谈》在中国电视媒体中第一家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至于《焦点访谈》的监督力度的加深，孙玉胜与梁建增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了1997年10月与11月的两期节目，这两期节目使《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对象发展到了司法人员、国家公务人员身上。
第一个节目是1997年10月播出的，河南警察张金柱开车撞人后把人拖死的事件，当时该节目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轰动。张金柱事后说，我就是被记者整死的。
第二个节目是1997年11月播出的，《焦点访谈》对309国道山西段交警乱收费现象进行了报道。交警见车就罚款，空车也要罚；如果司机辩解一句，罚款当场翻番。
如果说“张金柱事件”提升了《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力度，将舆论监督对象扩大到了“大盖帽儿”身上；那么“309国道事件”则惠及全国：此后全国范围内开始治理公路乱收费的现象，这样的监督既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焦点访谈》的报道，大多数都引起了中央和省部委领导的重视，不少陈案积案疑难案常见案等等，都在中央领导的直接重视下得到解决。
从1994年至2003年，《焦点访谈》荣获中国新闻奖、中国电视新闻奖等20项大奖，其中，《“罚”要依法》、《巨额粮款化为水》、《难圆绿色梦》、《和平使沙漠变绿洲》、《粮食满仓”的真相》、《吉烟现象》、《铲苗种烟，违法伤农》、《河道建起商品楼》等节目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并获得当年度中国新闻奖评论类大奖。《焦点访谈》曾两次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十大名栏目”，连续两届获中国新闻名栏目奖，1994年—2003年连续获中央电视台优秀栏目一等奖。
梁建增说，《焦点访谈》很多节目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比如2000年的《铲苗种烟，违法伤农》，报道的是重庆巫山县把青苗铲掉，种植烤烟。当时的主流声音是号召大力推广经济作物，而今天看来，粮食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焦点访谈》以舆论监督为特色，说穿了，也就是得罪人。那么《焦点访谈》是否曾被人告上过法庭？
就此问题，梁建增谈到了舆论监督的“技术问题”：“《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遵循的是‘三个说话，两个原则’，这使我们经得起事实检验，当事人质疑，有关部门的质问。”
三个说话：事实说话，过程说话，当事人说话。“1998年开始，《焦点访谈》突出了‘用事实说话’。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新闻本身就是要用事实说话。我们认为这绝不是废话，相反我们还要把‘用事实说话’的精神高扬起来。我们的报道都是事实本身，不是主观色彩和道听途说。”梁建增说，“对事实的选择，也是观点的表露。”
两个原则：与人为善，掌握好度。
与人为善的意思是“我们的报道不是要给人出丑，或泄私愤。而是协助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梁建增说。今年《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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