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 上-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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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徐士法尴尬地笑笑：“那你怎么说呢……”

　　对他而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际约束力，显然低于“办事处的精神”。

　　萧山区民政局民政科科长杨银燕说：“每年方方面面那么多任务指标，你说下面怎么办？乡镇比我们区里还难办，我们还能往下压给他们，他们压给谁？只有村里了。”

　　于是，即便是作为自治组织，村委会也要对本村方方面面的任务指标负责：只有村里的“数字”上去了，乡镇、街道的日子才能过得安稳。于是，同样处在这个权力链条中的乡镇、街道，作为对村干部惟一的考核部门，与他们形成极为现实的利益纽带。

　　尽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了村民自治组织的原则，但实际运行中村委会的行政体系末梢色彩依然挥之不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可是，怎样就算‘指导、支持和帮助’？怎样就算‘干预’呢？”浙江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周炳泉问道。

　　在这样的格局中，村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面对过多的行政干预和传统势力，罢免权往往停留在纸上。在山东莘县史河口村，村民史朝旭曾经联合45名村民，按了手印将反映村干部问题的材料寄到乡政府，然而很快收到一纸劳教通知书，说他“侮辱干部”，是“村霸”，提供证明的七个人均为村委会成员及其亲属。

　　史朝旭说：“法律是这么规定了，但负责执行法律的不还是他们干部吗？我们老百姓除了征集签名，向上面反映，还能做什么？我们是能管钱还是能抓人？本来是指望他们（村委会）替我们说话的，他们不给老百姓办事难道我们再自己另外选个村委会？也得上面承认呀。”

　　这种尴尬成了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绕不开的“魔障”。农村的现实权力规则是个人力量难以违逆的，一个又一个徐士法和陈忠武就诞生于这样的“场”中。于是，从村民手中选出来的人，有些迅速蜕变融入原有格局，有些在当选之前就深受熏陶一门心思逐利，有些无法适应而很快出局。民选村委会被上级罢免、撤换的实例，不绝于耳。

　　学者贺雪峰指出：“民主是权力均衡的结果，相对于乡镇行政机构，分散的农民在实现有效的组织化之前，是谈不上力量的。”

　　村政问路山东省鱼台县谷亭镇的姜庄村，田姓家族最大，马姓和周姓次之。

　　前任村主任田素省及村委会其他两名成员被村民马宜场带头罢免。乡镇党委组织选举了临时支部，由两名周姓成员和一名田姓成员构成。姜庄村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原来的被上访者，如今变成了上访者。

　　临时支部里的田姓成员，已经扛不住压力，提出了辞职。新掌权的临时支部和马宜场等人在村里发起成立了专业经济合作社。第一批统一购进化肥农药，为农户每亩节省7块来钱。村里的文艺演出队已经发展到100余人，乡镇也给新办的村图书室捐赠了书籍。

　　他们还就明显违规的白条账目问题提起了诉讼。他们自己联系场地组织查账，为了保存原始记录他们硬是靠双手抄写账本。在原村委会组织的选举会议上，马宜场当场质问：“选举委员会在哪里？成员都是谁？秘密写票间在哪里？你们这是违法选举，谁敢宣布有效谁负责！”

　　舆论认为17号文件对监督小组、村务公开、决策程序等具体制度环节作出了规定，旨在加强“后三个民主”的制度建设。如果说，2002年中办发14号文，着重解决的是如何保障农民的选举权问题，那么17号文以规范组织形式和基本程序等方式，把有关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落到实处，提供一个制度化的解决模式。

　　专家们指出，14号文和17号文是一个有机整体，前者解决的是基层民主选举问题，后者解决的是选举后的问题。两者要一并实施。学者党国英认为：“有效的监督只能是职业政治家之间的监督，民主选举制度还是要强化，重点是建立健全竞争机制——哪怕是一个村里两大派之间的监督。”有宗派并不可怕，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引导它们成为互相制衡的力量，并由此降低整个社区付出的监督成本。

　　年届八十的辛秋水，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原研究员。他在安徽省推行“组合竞选”已有十四五年时间。这种方式首先在各村民小组产生候选人提名，由他们自由组合自己的竞选班子，并且全员公示。辛秋水说：“因为要全部公布名单，候选人一般不敢明晃晃地把亲兄弟或者地方上声名狼藉的人拉进去。这样无形中化解了宗派大族的操纵能力。搞试点的地区，当选的好多都是小姓、外来户。”

　　而贺雪峰更愿意强调以农民权益共同体的促成来“分权”。

　　他们主张继续强化、拓宽和加深选举环节的制度建设，提高“人为操作”的难度，以此落实17号文，推进村民自治下一步的发展。

　　对“后选举”问题的辨析，其实质正是村民自治行至今日，下一步的现实判断和路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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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之辩：回到常识和现实　
　



　　南方周末　　　2004…08…12　14：56：51　

　　□杨东平

　　近年来主要由民间力量和自由知识分子推动的新一轮“传统文化热”，与1980年代学术界的文化热很不相同，无论各地开展的少儿诵读经典活动，北京的一耽学堂，以及一些民办学校、农村新兴私塾等，都致力于行动和实践，探索在当前环境下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可行之路。比较而言，媒体上学者对读经的论辩仍胶着于义理、概念，陈义极高，立论极深，却显现出与社会现实的反差和疏离。这并不是说文化讨论不重要，而是主张对当下“传统文化热”的研究，应当更多地从实证、经验和常识出发，从社会现实中认识问题和探寻原因，套用一句顾准的话，应当从理性主义回到经验主义。

　　民间力量复兴文化传统的自发努力，产生于丧失了道德感和文化意义的社会生活，来自社会深层民族性的觉醒和现实焦虑。在全球化和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社会环境中，青少年一代作为中国人的文化特质正在迅速丧失，对文化传统可以一无所知，对书法、民乐可以一窍不通，剑桥英语却不可一日不读，视麦当劳、肯德基直如亲娘老子。各地在经济开发中严重破坏历史文物和自然环境，一些地方甚至赡养老人的基本道德都难以维系，都反映了传统断裂所造成的深刻道德和文化危机。当下所谓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无论拥护还是反对读经，基本已无国学素养可言，许多人甚至缺乏对传统尊重的情感和企图了解的态度；而拥护或反对读经的上一辈学人，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与传统的天然联系。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认识，世界上各种文明类型的社会都可以演进、转型而进入现代，儒家文化也完全可以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制社会兼容。因而，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以否定、割断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文化方针和教育方针的。越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化越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追求。一个不尊重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不可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能是作为“经济动物”的崛起。这一切，正是当下传统文化热的社会动因和现实合理性。它主要不是学者讨论出来的，而是产生于强大的社会需求。

　　当前在一些学校和社区开展的少儿读经活动，准确名称是“儿童经典诵读工程”，取材主要为《三字经》、《弟子规》等古代蒙学读物、孔孟学说，以及唐诗、宋词等历代佳作，也包括近现代中外文化名篇，并不排斥现代社会普适的思想、文化价值，通过“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的诵读活动，达成在民族文化、传统道德和心理、情感方面对儿童的启蒙。将此读经混同于袁世凯的复古读经，视为愚昧、倒退之举，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解。

　　即便对那些高调的复兴儒学之说，我也视为是一种善意的“矫枉过正”策略。由于儒教所依赖的农业社会、家族制度等宗法社会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说它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宰性力量是不真实的。今天谈儒家文化、谈国学，不过是企图重新建立与传统的微弱联系，培养对传统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建立其作为多元文化之一元的合法性，哪里是要重新“定于一尊”甚至抵御现代文化，不过是争取“一席之地”而已。比之佛教、基督教尚有寺院、教堂可以传习，而儒教却几无立锥之地，显然是不正常的。

　　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延续和传承文明，从而凝聚社会和民众，并在继承中创新。西方教育史上也屡次出现回归经典的教育运动，20世纪出现过著名的永恒主义、要素主义理论和大学的“核心课程”。对此虽然也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没有人会说他们是倡导愚昧或倒退、复辟之举，正像没有人会批评《圣经》陈旧过时。

　　今天，我们对弘扬传统文化应当抱有更加民主、开放和宽松的心态。儒家文化教育应当进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除了少儿诵读经典之外，中学、大学都应当开设专门的《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作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最重要的核心课程。

　　其实，五四时期的中国教育家已经接触过传统与现代化、民族化与国际化这样的冲突和挑战，处理得似乎比我们更好、更高明。如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提出的教育目标“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便生动显示了打通古今中外的理想和智慧，这难道不是今天我们也应当坚持和追求的吗？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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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南方周末　　　2004…08…19　14：56：30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邓小平不仅顺应了历史，而且用他特有的智慧推动了历史，当他于1997年去世时，中国比184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接近于民族复兴的目标

　　□马克

　　如果以中国国力在世界的位次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画一条曲线，我们将发现这条曲线在邓小平时代画出了一道止跌回升的陡峭轨迹———邓小平去世时，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综合国力前六位并且继续向前迈进，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真正接近了民族复兴的目标。

　　1904年，当邓小平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宋代以后即开始缓慢下滑的中国几乎到达其衰落的谷底。8年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带来了昙花一现的希望和兴奋，但中国随即陷入了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中国的国势跌到了秦统一以来的最低点。

　　1927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而日本人自1931年开始的入侵和不间断的国内战争使其从未真正获得过建设国家的机会。

　　因此，当生机勃勃的共产党人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其寄予厚望，“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回响。

　　“救亡图存”、“变法图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两大心结，无论历史存在多少偶然性，谁能为这两个问题提供让人民信服的答案，谁就能够赢得政权。

　　从1949年到1957年，新生的共和国却仅仅经历了8年欣欣向荣的建设时期，便陷入了持续20年的政治动荡。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百废待举的中国。思想上，造神运动使得蒙昧主义盛行；政治上，“四人帮”的残余有待排除，而相当一部分干部在知识上和能力上已经无法胜任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经济上，在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使粮食产量二十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全国人口却增加了一半。在城市，计划经济体制虽然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但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几乎所有商品都处于短缺状态，而几百万下乡青年又在回城的同时变成了失业者。

　　邓小平时代的序幕是从1978年春天的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这次理论交锋以“凡是派”的失败而告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最终得到确立，这奠定了改革的理论基础。

　　有人将他的方法论总结为“三论”———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石头论，摸着石头过河；灯论，不争论，少说多做，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跑步走，遇到绿灯快步走。他自己则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邓小平提出了他的治国纲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有着丰富内涵的纲领成为党的基本路线，使得邓小平和他主导的改革拥有足够的空间。

　　为了给改革路线奠定干部基础和人才基础，邓小平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乃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论断。

　　改革一旦展开，就有其自身的逻辑。“包产到户”是想提高粮食产量，结果是瓦解了整个人民公社制度；“放权让利”是想解决工业品的短缺，最终计划经济体制却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初衷是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结果是混合所有制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对外开放是想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