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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06年第6期-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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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挂断电话时，蛐蛐儿突然开口了：我相信“总理遗言”也是总理要说的话，那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我看不见蛐蛐儿的表情，但我听到他一字一句非常清晰地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是有点愕然，可以想见他一定是又沉浸到自己创造和梦幻的意境中去了。
当年蛐蛐儿从北京监狱放出来后很长时间没有和我们联系，虽然我们从来都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的账算在“四人帮”头上，但他总觉得对不起我们，不好意思来看我们。直到有一天他写出了一部后来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的稿子《啊，龙！》，当时我在《东海》杂志当编辑，蛐蛐儿为了投稿，第一次到编辑部来找我。那也是他出狱后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总理遗言”确实是总理想说的话，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我没有反驳他，只是静静地听他说。当时的他依旧风度翩翩，潇洒倜傥，我们谁也不会想到此时他因在监狱里长期失眠，靠吃大量安眠酮才能入睡的依赖性已经等同于毒品上瘾，我们更无从预料这种毒瘾居然会毁掉他的后半生！
那一次，他对我说了很多话。
他告诉我为了写好这份“总理遗言”他曾经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他还在父亲曾当过团省委第一书记的晨光家里看到一本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任弼时的追悼会纪念册，里面的许多内容都给了他很大启发。最最关键的是，蛐蛐儿认为：在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这就是他写“总理遗言”的动因，他认为自己只是说出了总理想说而来不及说的话罢了。
今天，当我从电话里听到蛐蛐儿说着和当年几乎相同的话时，我终于明白：这么多年过去了，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已改变，蛐蛐儿也从一个风流的青年才俊变成一个过早步入老弱病残行列的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但他对“总理遗言”的信念却从一而终。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曾几次问哥哥：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父亲、姐姐，还有阿斗和他的父亲、蛐蛐儿的父亲都被放出来了，为什么单单把你和蛐蛐儿又关了大半年呢？假如说因为蛐蛐儿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还能说出一些继续关押的理由外，那么，将你也扣着不放是什么原因呢？
哥哥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我。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才拿出一个颜色陈旧的牛皮信封，将他从来都秘不示人的个人档案展示在我的面前。我从中挑出了与“总理遗言”案相关的材料。
第一封材料是：
关于袁中伟同志的审查结论
袁中伟：男，二十三岁，浙江上虞人，因有伪造总理遗言的嫌疑，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拘留审查，后送北京进行保护性审查。经查，袁中伟同志和制造总理遗言无关，但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很复杂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损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现解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
材料虽然是复印件，但字迹清楚，右下角那枚带着国徽图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印章有一种赫然和庄严。
哥哥告诉我，他当时根本就不同意公安部作出的结论，并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公安部的同志对他说：你不签字这个案子就结不了，案子结不了，你就出不去，你难道不想早点回家和家里人见面吗？在他们反复轮番地劝说下，我哥哥终于同意签字。他在他的审查结论上写道：
这个结论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利。
袁中伟
公安部的同志当时就傻了，他们没有想到我哥哥会签下这样的意见。他们将他一个人撂在房间里，出去商量了半天进来对他说：你这样签字就出不去了。我哥哥说：我不出去，我不能拖着这样一条政治尾巴去面对我今后的生活。僵持了半天，他们尴尬而无奈地说，那还是先让你出去吧。
出狱后我哥哥被转移到一个招待所，在招待所期间，他们继续派人轮番做他的工作，要他撤消自己的意见。他们说：这个案子已经定了，中央领导都签了字，你不要再固执了。有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和颜悦色地对我哥哥说，你们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我党历史上每次路线斗争总有一批人要牺牲，这是革命需要付出的代价。现在“四人帮”粉碎了，邓小平已经出来工作了，你们的目标也已经达到了，虽然坐了牢，但到底没死人，你们还算是幸运的，这样的结局你们应该满意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名公安人员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据说当时我哥、我姐、我父亲以及其他涉此案关押在北京的蛐蛐儿、阿斗和他们的父亲共七人，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而我和母亲的户口也在我们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迁移到富阳农村。假如不是粉碎“四人帮”，我们必将家破人亡。
此时，浙江省公安局来北京接我哥哥的同志也帮着做我哥哥的思想工作。一名姓蒋的老公安对我哥说：我们大家都是这场路线斗争的受害者，我的损失比你还大。原来这位蒋公安当时是省局负责“总理遗言”案子的成员之一，1976年7月26日，他去北京送此案的审查材料，他儿子的女朋友在唐山工作，儿子便要求和爸爸坐同一辆火车去看望自己的女朋友。车到天津时儿子下车了，从那儿转道去唐山。就在那天晚上唐山大地震，打那以后，儿子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就像从这个地球上蒸发了一样。他曾发疯一样地寻找和打听儿子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任何线索，生不见人，死不见鬼，这种莫名其妙丧子的悲苦他无法向任何人述说，他是去送死的呀！蒋公安对我哥说：假如那天我不去北京送你们的材料，我儿子是不会坐这趟火车的，不坐这趟火车，他就不会遭遇唐山大地震，不遭遇唐山大地震，那我现在可能就快抱孙子了……蒋公安说这话时眼睛湿润了。
哥哥不再说话，无论是天意还是人为，再大的冤屈比起一条骤然消失的鲜活的生命，你还能说什么呢？但是，哥哥的沉默并不表示他的认同，他最终也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
陈旧的牛皮信封里还有两张泛黄的纸也许可以作为“总理遗言”这个惊天大案的结尾：
第一张纸上的内容是：
中共浙江省委（决定）
省委发＇1978＇112号
关于给袁中伟同志
彻底平反的决定
省电力局党组转杭州市半山发电厂党委：
在“四人帮”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赖可可、罗毅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他们利用追查“总理遗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对反对“四人帮”的袁中伟同志非法抓捕，实行所谓“拘留”和“保护审查”，纯属政治迫害，应予彻底平反，对袁中伟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恢复其政治名誉。
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二张纸上的内容是：
公安部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袁中伟同志因所谓“总理遗言”问题受“四人帮”在公安部党羽和在浙江的代理人的政治迫害而被非法抓捕，进行所谓“审查”。事实是：袁中伟同志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并和伪造“总理遗言”毫无关系。中共浙江省委为此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已作出的《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是正确的，公安部同意中共浙江省委的这个决定。同时，撤消销毁公安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关于袁中伟同志的审查结论》，有关材料予以销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九年
后面的月和日被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章上庄严的国徽盖住了，我努力辨认了半天还是看不清楚，便放弃了努力，因为我从心里觉得，这样的平反决定对我们亲历这个惊天大案的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2006．9．16
怀念一个人和他的女朋友们
商 羊
2004年8月22日是农历七夕，那一天狂风暴雨，我答应了晚上去看一出昆剧的约请。白天在华东医院南楼408房间门口，家里人陆陆续续地来到，就是总也没有到齐。医院房间里站不下那许多人，我们这些在上海的孩子都只好站在门口。
天色很黑，白天就像黑夜一样。走廊上的窗前都是雨滴，豆大，敲着，我的脸贴着玻璃，身边是最小的弟弟桂圣浩。他十三岁，长得好看，和我并排。我们都不说话，也不哭。向来空荡荡的走廊因为站着过多的人而显出了一种不安的气氛，我们都是被打量和同情的人，虽然我们也不喜欢那些打量和同情。小浩哥说：“公公是不是要死了？”
当然现在我是肯定知道了那个时候公公确实是要死了，他的死忌是2004年8月23日18点10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知道的，他肯定是快要死了，否则我们是不会那么齐整地等候在病房门口。只是那个时候我还可以存有侥幸心理。我想说，不会的，公公还会好起来的。我回过头看着小浩哥，他比我还高，信任地看着我，我说：“是的，公公要死了。”
“公公”是江西人对“爷爷”的称呼。我们叫公公的人，私底下也被我们叫杜宣，叫的时候声音总是不自觉地小了点。其实他就是听见了也不会说我们没规矩。北京的表哥大立叫他老杜，我叫他阿杜，他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戏剧学院出来没有教养的孩子，但是他每次都还答应。
彼时他住院已经整整两年，初因体检时便血，后确诊为癌。确诊为癌的那天我和桂未明陪他在小花园散步，他问我晚上做什么？我说，晚上想和几个朋友出去喝一杯，他说，很好。然后说，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很好，替我多喝一杯，我付钱。我说好。我们始终没有讨论过病情，一直到现在。
他喜欢生活，喜欢享受，喜欢安详、美好和完整。他最喜欢的是真实。因为他，我们都喜欢了真实。我们不偏不倚地履行着真实，整个家庭，都是——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是舒畅的。
他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择偶标准——这也是我们经常说到的玩笑话，但是不乏真情。第三代女孩子居多，除了随父母在广州生活的最年长的红表姐结婚生子之外，余下都未嫁，有时笑言要找公公这样的男人。公公说，哪里去找我这样好的？接下去总会说，真有这样好的，遇到了就不能放的。我们说，要是人家要放呢？他说，那就算了，女孩子家，仪态要好，礼数不要失了。
他深谙男女相处之道，和孩子们说起来，也是坦坦然。其实，他应该算是一个生性木讷的男子，自小的愿望是做一个和尚，为人处世也不算浪漫。我从北京念书回来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到他去世也有七年了。关于他，官方语境有太多的形容词，我们都认可，但是我们都觉得不完全是。我们是他的亲人，亲人的回忆，很私人化，也很感性，于是我就是这样小情小调地想到了他许多女朋友们——关于一个男人的优劣，从女朋友那里可以得出结论。我一直这么认为。
他先后有两房妻室。前妻蒋宛茹是当年吴淞中国公学的同学，后一起去了日本。据说是一代校花。我曾经在公公的老朋友孙钿的文章里看到过回忆他们一起在日本留学的段落，里面说到密斯蒋很好客，就是说她。家里收拾抽屉的时候，也曾经从一个纸盒子里掉出一张黑白小照，上面有一对青年男女泳装坐在沙滩上，他直愣愣的，她半低头，挑眼看镜头，抿嘴，好像在生气。公公说，这是我，这是密斯蒋，我说，校花大概都应该是这般好看且坏脾气的吧。
他们离异后，密斯蒋去了辅仁大学执教。
公公后来的妻子是叶露茜，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工作，1992年1月去世。“露茜”这个名字读作“rose”，是英文名字的直译。他们生活在一起四十八年，是著名的恩爱夫妻，事实证明如果女孩子的名字叫做“玫瑰”的话，容易得到美满的爱情。有关这一段感情，公公专门写过一篇名为《芳草梦》的文章。那是一篇祭文，写于1992年12月，在之前的十一个月时间里面他不能就此事写作。
他有一些女朋友，彼此喜欢。这是一种有过成熟男女关系的人们完全可以意会的喜欢。作为孩子，我们也喜欢那些女人们。她们都有着精彩强劲的人生，有的美人，有的才女，有的是普通女子。她们往来穿梭于泰安路家中的日子，真是一段缤纷的日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郑农。我但凡能够活到六十岁朝上，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像她，身材除外。她又高又胖，一年四季穿松身宽长旗袍，两边均有插袋，这一专属装束其实除了领子之外根本失去了旗袍的意义。冬天她只穿裘皮外套。我第一次见她是2001年和公公、桂未明一道去澳门，返程折去广州，探大姨妈苏娥一家和公公的许多老友，其中有郑农。
她八十多了，有丈夫和一个女儿，女儿是和前夫生的。依我的习惯，她要我叫她名字，她丈夫是上海人陈先生。在一众老友聚会的时候，郑农夫妇总是拉我到另外一间小房间抽烟。“不要和他们老人家在一起，我们玩我们的。”这是她的口头禅。她是一个玩家，每天雷打不动要过十六圈麻将，最高赌资在六千块，超过这个数字就收手。有一阵子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交了一个大牌明星男朋友，跑来上海审我，条件是带她一起玩。我辟谣半天，最终发现她不是关心我的终身大事，而是真的贪玩。
她和公公的感情非常好。当面都是玩笑话，背后真情实感地说好话——这是我理解的“好朋友”的最高境界。我们在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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