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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葬礼 --霍达-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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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老师！”郑晓京精神抖擞地走进来，身上的那套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还不舍得换，胳膊肘上还显眼地打了一块补钉，好像刚从南泥湾回来似的，腕子上的手表却是崭新的“欧米加”。
“噢，郑晓京同学，请坐！”楚雁潮站起身来，习惯地把仅有的一把椅子让给客人。
郑晓京并不谦让，稳稳地坐在那把椅子上，双肘支着桌面，两手的十指对叉着拢在一起，支着下巴，望着她的老师。那神情，像是静等着聆听老师的教诲。而楚雁潮却看得出来，这恰恰表明她自己有话要说。
他在猜测着她的来意。是又要分配什么角色呢，还是来向他“汇报工作”？
都不是。郑晓京此行的目的，是他所不曾料到的。
“我想跟您随便聊聊，楚老师，”郑晓京开口了，一只手从下巴底下抽出来，抚弄着桌上的那张《人民日报》，大概是想做出“随便”的样子，“本来早就想跟您谈的，最近事儿太多，班里一摊儿，还有系总支一摊儿……”
楚雁潮从老子、孔子的会见中回到了现实生活。他知道，郑晓京前不久当选了系党总支的宣传委员，这位身兼两“摊儿”工作的女学生刚才的开场白决不只是为了“随便聊聊”，现在是中共北京大学西语系总支部的一位领导同志来找他谈话。这种谈话通常都是极其严肃的。
楚雁潮立即从心理上调整了师生之间的惯常位置，正襟危坐，等待下文。
“怎么样？”郑晓京微笑着，以一个问号开头，使人全然不知她所问的是什么“怎么样”、哪方面“怎么样”，因而也无从回答。其实这样的问话一般不必回答，仅仅是一种类似“叫板”的发语词而已，实质性的内容在后头。“最近，在咱们系的老师们中间，思想情绪怎么样？对党的工作，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啊？”
“哦，”楚雁潮简直无言以对，“我……不清楚，很少和别人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郑晓京宽容地看了看他，并没有一定要问出点儿什么来的意思，而只管继续说下去：“对于积极靠拢组织的同志，党是很注意培养的，特别是像您这样工作能力很强的青年教师，如果能吸收到组织里边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楚老师，您对于组织问题……”
像一块巨石突然投进平静的湖水，楚雁潮心慌意乱了。尽管郑晓京极力摆出老练沉稳的架势，但她毕竟太年轻了，那近乎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工作方法，那过于明显的“暗示”，已经让楚雁潮心领神会。这是党在向他召唤，在启动他心灵的门窗！对于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每一个中国青年人来说，这都是求之不得的，闻之足可以热血沸腾！
但是，楚雁潮胸中的波澜却很快地复归于平静，他迟疑地望着郑晓京，说：“我……并没写过入党申请书啊！”
“是吗？”郑晓京略略有些意外，在她所接触的人当中，组织上找上门来谈话而本人尚未提出申请的现象是少见的。但她很容易地便打消了这一点疑虑，“这有什么关系？随时可以写嘛，现在也为时不晚啊！写申请书、填表，只是个形式，更重要的是首先从思想上入党！鲁迅并没有在组织上入党，但他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入党比他的学生晚得多，但他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加入了党的队伍，这是最可贵的！楚老师，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为了心中的信仰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疾风知劲草’啊！”
说起这些，郑晓京十分激动，使得任何人也无法怀疑她发自内心的虔诚。
楚雁潮不能不被她所感染。虔诚本身就具有感染力。任何一位真正的而不是伪装的宗教信徒，也不管他尊奉的是什么教义，当他心口如一而不是阳奉阴违地祈祷跪拜时，也足以使毫不相干的旁观者肃然起敬。何况，对于郑晓京不惜为之献身的信仰，楚雁潮并不是一个旁观者！自从红旗插上了上海城，他便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毫无例外地接受了这一切。以后，他来到了北京，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炼钢铁……一个刚刚跨入青年时代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和评判这一切，但他宁愿相信，这都是天经地义的、勿庸置疑的，一直到饭越来越吃不饱，革命越来越艰难……
“是啊，人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追求，不能没有归宿。”他说，声音有些颤抖，“共产党员，是一个崇高的称号，我也曾经想……可是……”
郑晓京认真地倾听着，她希望这位年轻的教员畅所欲言，像在英语课堂上那样，而不必吞吞吐吐。
楚雁潮却又迟疑地停住了。虽然他是个“党外人士”，但凭着常识也知道，发展党员应该是组织委员的事儿，而郑晓京却是宣传委员，况且毕竟还是他的学生，有些话，他有必要在这个场合对她说吗？
“也许我不该问，”他嗫嚅着说，“是组织上委托你……”
郑晓京被问住了。今晚的游说，完全是她的自发行动而并非组织派遣。但是，这和组织原则并不矛盾啊，在教师和学生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这是校党委和系总支都已经明确的任务，每个党员都有培养“发展对象”的义务和担任介绍人的权利，何况她本人还不仅是一个普通党员！她对楚雁潮的关心决不是盲无目的的心血来潮，她敬佩自己的老师，并且希望能亲手把他吸收到党组织里来，这样，无论对于系里还是班里的工作都是极为有利的。现在，楚老师却似乎有些不“领情”，是对她郑晓京不够信任吗？还是想讨得更大的“保险系数”？
她没有正面回答楚雁潮提出的问题。自尊心使她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煞有介事地“培养发展对象”之前并未讨得明确的令箭，而组织纪律又提醒她不可假传圣旨，便索性放着胆子做了一个大得没边儿而又不留把柄的许诺：“楚老师，您不要有任何顾虑，对每个有入党要求又符合条件的同志，党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党，是我们的母亲啊！”
楚雁潮又是一阵激动。他确信，郑晓京是代表着党组织来关怀他这个徘徊在党的门外的青年；那么，他现在所面对就不是自己的学生而是“母亲”了。儿子对母亲有什么话不可以说呢？
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要倾吐心中的疑虑是那么困难！
“组织上……审查过我的历史吗？”他试探地问。
“历史？”郑晓京觉得奇怪，“一个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还能有什么复杂的历史啊？”
“哦，我说的是……我的家庭。”
“您的家庭很简单嘛，职员出身，您的母亲是小学教员，还有一个姐姐在……在商店里做会计工作。就这些嘛！”
郑晓京回答得很准确，看来，她对班主任做过一番起码的调查研究。但这并不全面，以致楚雁潮不得不提醒她：“还有，我的父亲……”
郑晓京一愣：“我印象中好像您没有父亲？”
“一个人怎么能没有父亲！”楚雁潮这句话几乎是喊出来的，从童年时期起他就不能忍受邻家的小孩和同学们认为他“没有父亲”的侮辱。但不知为什么，他现在“喊”出来的这句话却声音非常低，而且显得沙哑，“我有父亲，但是他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在履历表上都填过的，组织上不了解吗？”
他的脸涨得紫红，期待地望着党的代表。他希望郑晓京再仔细回想一下，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这些情况，组织上都掌握，并不成为你入党的障碍。那么，他会毫无矫饰地立即流下热泪，而不管最终能否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为卸下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很遗憾，他等了一秒、两秒……一直等了很久，两眼直直地望着，却没有等到他所希望的回答。
权力虽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郑晓京并没有看过楚雁潮的档案——那种被某些人称之为“生死簿”的东西。现在，她为自己准备不足而贸然采取的行动感到隐隐的恐慌，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又促使她想探究未知的一切。
“您的父亲，”她预感到那一定是个不妙的角色，只能往坏的方面猜测，“是地主？资本家？”
“不是……”楚雁潮的声音低得几乎自己都听不见，也许仅仅嘴唇在嚅动。
“右派分子？”
“也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呀？”郑晓京有些按捺不住了。
楚雁潮痛苦地垂下了头，在当今社会中最坏的称谓轮番向他压过来，使他难于承受！看来，“母亲”并不了解他的父亲，他后悔自己主动地引出了这个话题。现在他想后退也已经不可能了，仅仅出于维护自我的尊严他也必须澄清这位举足轻重的郑晓京对他的种种误解，何况他要说的都已经白纸黑字记载在档案里，对党组织来说，也根本不成其为秘密！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脸上由突然的充血而涨成的紫红褪去了，玳瑁眼镜后面的双眼不再犹疑闪烁而恢复了平静。现在，郑晓京看到的仍然像在英语讲台上的楚雁潮，他镇定自若，侃侃而谈……
那已经是二十七年前的事了。
1934年的秋天，中国正处在国共两党之间“围剿”和反“围剿”的激战之中，上海则是在文化上两股政治势力你死我活的战场。
那时候，楚雁潮还怀在母腹之中。8月31日——母亲说过无数遍以致使楚雁潮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一天傍晚，在一所中学教国文兼英语的父亲刚刚下班回家，还没来得及脱下长衫，听得楼下有人叫：“楚先生！”他以为是熟人来找，便应声走出亭子间下了楼。这时候，母亲无意中向窗外瞟了一眼，却看见两个身材高大的人猛地向父亲扑过去，一个用胳膊卡住他的脖子，另一个飞快地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母亲吓坏了，放下抱在怀中的姐姐就往楼下奔，但是父亲已经被拖进了一辆不知什么时候停在弄堂口的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母亲哭着，喊着，拼命地追呀，追呀，她根本不可能追上汽车。
她到处哭诉，到处打听，没有任何音信。她哀求校长为她做主，校长躲都躲不及：“学校出了这种事体，谁能想到？楚先生个人的所作所为，与本校无涉！你问你的丈夫去！”
到哪里去问？父亲无影无踪。一切都像是事先周密地策划好了的，他突然地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第二年的春天，母亲在绝望中生下了他，按照父亲早已有的嘱咐，命名为“雁潮”。谁能够想象母亲在怎样艰难的境遇中带大了这姐弟俩？一个小学教师的薪水不足以养活三口之家，她还在星期天给人家洗过衣服，当过娘姨（保姆）。姐姐仅仅读完了小学就辍学了，可是母亲坚持让雁潮读书，因为他是这个家庭惟一的男孩。每天晚上，母亲在灯下仔仔细细地检查儿子的作业，逐字逐句地纠正他的差错，一边感叹着：“要是侬格阿爸还在，唉！侬格阿爸，文章写得交关好，英语讲得交关好！”
但是阿爸永远也没有回来。母亲希望雁潮快些长大，长成像父亲一样的男子汉，“文章写得交关好，英语讲得交关好”。楚雁潮从来没见过父亲，家里竟然连父亲的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因为他不可能预先知道自己将突然地一去不回，没有任何准备。儿子就永远也无法认识父亲，只能千遍万遍地在想象中追寻。后来这个家被房东驱赶着搬了不知多少次，也就没能留下父亲的什么有研究价值的遗物。他的遗物也无非就是一些和母亲共用的书，一些旧衣服和一把旧雨伞，还有一函线装的《楚氏族谱》，母亲一直舍不得丢掉，因为那上面记载着楚家的血脉，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做过“翰林待诏”，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官拜“刺史”，成书时的最后一代则兴办了“国学”。上面当然没有来得及印上父亲和楚雁潮的名字，但这条千古未绝的血脉正是由他们延续下来的。尽管母亲有千种遗憾万种感伤，但她觉得惟一对得起父亲的是给他生了个儿子，留下了根。
父亲恐怕早就死了，也许就在他被抓走的当天晚上。
是谁杀死了父亲呢？不知道。二十多年来，母亲、姐姐和楚雁潮都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父亲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不知道。无论他是作为革命者被反革命所杀害，还是作为反革命受到了革命的惩罚，都应该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供后人做一个结论。但是没有。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地位太低了，在哪一边都数不上，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没有记着他，没有留下哪怕只有几个字的记载。
这个谜，楚雁潮一直苦苦地猜了许多年，也没有找到谜底。1949年5月，上海解放，楚雁潮十四岁。他错过了佩戴新中国第一批红领巾的年龄。进了高中，他和许多纯洁得像水一样的同学一道，虔诚地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但是，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他毕业，也没有得到批准。是他哪方面不如别人吗？不是，从校长到每一个同学都公认他是最优秀的学生。原因只是由于他那个不明不白的父亲。谁知道你是什么人的后代？也许你父亲是个罪有应得的特务、历史反革命。即使他曾经是个革命者，谁又能保证他被捕之后没有叛变投敌？总之，一切都没有人能证明。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被翻来覆去地审查了许多次，而每次都是以问号开始又以问号结束，在这个清清白白的青年身上布满了迷雾，把一颗饱含热血的心扎得干疮百孔。
他百思而不得其解：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我从来也没见过他，他是好是坏，和我有什么关系？即使他是功臣，我也不想分享什么荣耀；难道他是罪人，我就必须承担罪责吗？还有父亲的父亲、祖父的祖父，什么“翰林”、“刺史”那些封建官僚所做的一切，也都要子孙负责吗？我为什么不能走自己的路？
谁也不能给他以透彻的解释，一股巨大而无形的力量像磐石一样牢牢地压在他的心上，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母亲总是流着泪开导他：没有资格问政治就不要间政治，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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