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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电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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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关于电视的研究中，我最想做的，形象地说，是进入人们的头脑，以便确定人们在使用媒体的过程中形成的思维自觉性，并且进一步理解这种思维自觉性在电视使用文化中的仪式性意义（ritual significance）。在此过程中；我试图更好地理解电视及其日常节目所富含的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在影响和形成人们的思维自觉性过程中发挥的结构性作用。我试图了解电视收视如何真正地成为人们日常的习惯性实践，并且了解参与这种实践与使用其他媒介相比，从长远看对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的研究持续了多年，在此过程中我进行过深度访谈，和人一同收看电视，完成访谈日志，并随机地与上班的、赋闲在家的以及其他的人进行交谈。我发现我所研究的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每天都连续不断地收看电视。他们说，看电视已经成为他们工作之余用来放松和娱乐的主要方式。
我所谓的“连续不断”地收看电视是我熟悉的一个领域。同与我谈话、一同收看电视的人们一样，我也是由电视伴着长大的，而且，与大部分人一样，当我在家时，电视机通常是开着的。在我家里，看电视或让电视开着并不需要解释；对于我一批批的青少年朋友们情况也是这样。事实上，对于20世纪60年代无数居住于纽约大都会区小城镇上的那些中低阶层的人们而言，看电视是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
我、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以及我的朋友的家人都喜欢看电视，我们常常沉湎于电视带给我们的愉悦之中。电视带给我们朱迪·嘉兰（Judy Garland；1922—1969；美国50—60年代歌星、影星）和鲍勃·霍普（Bob Hope； 1903年出生于英格兰，美国喜剧演员）；带给我们卡特莱特和巴克利家族（The Cartwrights and The Barkleys；美国历史上显赫家族，分别在电视剧Wagon Train即《马车队》和Big Valley即《大峡谷》中有描述）。电视使我们了解马特·迪龙、基蒂和切斯特（Matt Dillon、Kitty and Chester；1952年首次上演的美国广播、电视剧Gunsmoke即《烟枪》中的三位主要演员），它使我们如此地熟悉那些家庭，如克利弗家、纳尔逊家、里卡多家和里德家（the Cleavers；the Nelsons；the Ricardos and the Reeds； 皆为美国传说中的家庭）；电视也使我们知道了埃德·萨利文（Ed Sullivan，美国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让我们认识了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名人乐队（The Who，美国费城摇滚乐队）和野兽乐队（The Animals，美国摇滚乐队，与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合称“圣三一”），以及数不胜数的已然消失于岁月中的英国乐队。电视同样也使我们欣赏到美国乐坛（American Bandstand， 1952年成立于美国费城的摇滚乐队）和灵魂列车（Soul Train，黑人版的“美国乐坛”）的演出，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斯莫基·鲁滨逊（Smokey Robinson， 60年代成立于美国底特律的乐队。初名“奇迹”， 1965年改称现名）、四大天王（The Four Tops， 1956年成立于底特律的美国乐队）、诱惑（The Temptations，20世纪60—70年代底特律的另一支乐队）、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美国黑人歌星，成名于60年代，常上埃德·萨利文节目）以及萨姆和戴夫乐队（Sam and Dave；由Sam Moore和Dave Prate 于1961年成立的美国乐队）表演的节目。电视也带给我们由罗旺和马丁（Rowan and Martin，美国喜剧演员）主演的《哄堂大笑》（Laugh…In；1968年上演的美国喜剧电视连续剧 ）及由“窒息兄弟”主演的《窒息喜剧时光》（The Smothers Brothers edy Hour；由Dick Smother 和Tom Smother兄弟主持， 1967年开播）等节目。电视让我们认识了史蒂夫·艾伦（Steve Allen， 50年代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和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与史蒂夫·艾伦先后主持《今晚》节目）及其无数的深夜嘉宾。电视也带给我们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 1916—；美国CBS资深电视记者 ）、亨特利和布林克利（Huntley and Brinkley；美国60年代著名电视记者 ）以及其他的如雷贯耳的新闻记者，使他们成为我们家中的固定一员，告诉我们在美国和世界其它地方正发生着什么；电视带给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流行的体育运动和倍受追捧的体育明星，如米基·曼特尔（Michey Mantel； 1931—；美棒球明星）、威利·梅斯（Willie Mays； 1931—；美黑人棒球明星）、乔·内马斯（Joe Namath； 1943—；美橄榄球明星）、吉姆·布朗（Jim Brown； 1936—；美黑人橄榄球明星）、比尔·罗素（Bill Russell； 1934—；美NBA明星）、杰瑞·韦斯特（Jerry West； 1938—；美NBA明星）、默罕穆德·阿里（Muhammad Ali；美著名拳击运动员）、霍华德·科塞尔（Howard Cosell； 1918—1995；美著名体育评论员），等等，他们仅仅是能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少数的几位体育知名人士而已。电视给我们带来关于民权运动的游行示威活动的消息，给我们带来城市骚乱的消息、越战的消息以及反越战运动的消息。我可以继续数下去，但我对于童年时期电视所扮演的角色的回忆却永远不会枯竭。电视上的所见所闻几乎自动会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或争论不休，或意见一致。对我，以及对生活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和我一样的那些人而言，电视在生活中的意义的确非同凡响。
回顾我的童年，特别是小学及初中时期，我发现除了我们模仿的电视节目和故事，以及我们喜欢或讨厌的电视人物外，收看电视对我及我的家人而言，是一种意义并不那么明确的复杂活动。我最早关于电视的记忆，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与姐姐一起欣赏整个下午播个不停的卡通片和各种电影。我同样也能回忆起那些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夜晚，母亲和继父在那两天晚上通常会外出。尽管有些犹豫，他们还是赋予姐姐“照看”我的责任。当她不是忙着和朋友在电话上聊个不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做些爆玉米花、冰淇淋、蛋糕，或其他什么东西，把电视调到晚间电影频道欣赏电影，如《木乃伊》（The Mummy）、《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和《作法自毙》（Frankenstein）等。即便是现在，我依然能体验到观看这些恐怖电影时的感觉。自姐姐和哥哥离家以后，家里就只有母亲、继父和我了。
第一部分：概论置身电视（2）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说，看电视是使我们三人呆在一起的一种方式——在同一时刻，呆在同一间房子里，相互分享各自的体验。那些永无穷尽的节目，绝大多数是程式性的，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却能使我们不争不吵地观看；而每当家庭出现冲突、紧张时，我们总是利用电视造就的安逸氛围解决这些冲突。即便我们很少就那些在外人，特别是在中产阶级看来意义重大的事件相互交换意见，我想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三人都知道电视能让我们团聚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电视逐渐成为我们分享生活体验的重要方式。时至今日，我依然能回忆起和我的继父一起收看《科杰克》（Kojak，美国70年代上演的电视警匪片）、《培瑞塔》（Baretta，美国70年代上演的警匪片）、《洛克福特档案》（TheRockford Files，1974—1980上演的123集美国电视侦探片）以及其它诸多的警匪片、侦探片和西部片时的那种温暖、舒适，甚至安全的感觉。因为我们之间很少有其他东西可以分享，和他一起收看这类电视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萨尔（Sal，作者继父）常常对他在电视上看到的场景、剧中人物发表意见，也常常对故事情节及其道德含义发表见解，这些都能触发他睹物思情，回想起他自己的与其所见所闻发生共鸣的生活经历：他在20世纪30—40年代纽约布鲁克林的成长经历；关于他对自己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回忆；那些栩栩如生的部队和战争生活经历；战后生涯和其赌博经历，甚至是那些在他工作的纽约周围餐馆和保龄球馆内与那些自作聪明之流及政治家们的偶遇经历。当他与我一起收看体育节目时，我可以向他提供某支球队或某位球员的背景信息，以便他更好地理解我们正在观看的比赛。我告诉他大学生篮球联赛和职业联赛的区别，告诉他为什么在一场橄榄球比赛中教练或四分卫在某一时刻会选择某一种策略，告诉他在一场棒球比赛中击球手会寻求什么，或为什么投球手在不同的地点会投出不同的球。在这时候，我会向他展示自己，同时也使自己沉湎于我所参加的学校体育比赛的回忆中，这些体育活动在那时对我是那么的重要。但出于种种原因，我的继父从不过分专注，也从不发问。
在整个过程中，我的母亲很少插话，因为她一般不看这类电视。我们收看这类节目时，她总是在厨房里忙着。但当我们调台至“埃德·萨利文秀”及其诸如此类的节目时，如弗兰克·塞那特拉（Frank Sinatra， 1916—1998，美国流行歌星）、朱迪·嘉兰、迪安·马丁（Dean Martin， 1917—1995，美国摇滚歌星）、鲍勃·霍普和小萨米·戴维斯（Sammy Davis Jr。， 1925—1990，美黑人摇滚歌星）的节目时，情况就有所不同。这时候，我们三人会呆在一起观看，而我的母亲也会讲述她自己的故事：她的父母如何从意大利移民并适应美国的生活；她早年在学校的时光；她与朋友们一起观看的篮球与橄榄球比赛；她与她的兄弟姐妹们成长过程中做过的种种工作；她的狂欢舞会以及她如何学习厨艺并成为一名美容师的故事。吃饭的时候、节假日或在为某人的生日举办的家族聚会上，我们会坐在一起看电视，这样的活动给我一种感觉，让我明白在我出生以前纽约的意大利美国社区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然而有时我们收看电视也并不专注于节目本身，也并不总是能勾起我上面描述的种种回忆。事实上，在家里，当我们走进房子时，我或是继父随手打开电视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家时，绝大部分时间都让电视“开着”（奇怪的是，母亲一个人在家时并不喜欢看电视。她宁愿做家务，家务是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开着的电视机成为我们家的某种背景，我和继父，有时也包括我的母亲，会坐下来看上一小会儿，这取决于电视节目的吸引力；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我们都站起来来回走动，讨论或关注任何其他事情，而不是电视。我可能是三个人中最关注于电视的人，因为我最喜欢的节目——《阿博特和科斯特洛》（Abbott and Costello， 1936年成立的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喜剧表演团体）、《索皮·塞尔》（Soupy Sales，真名Milton Supman， Soupy Sales是以演员名字命名的儿童喜剧电视栏目）和《超人》（Superman）会在下午的晚些时候播出。但即便有这些节目，看电视并不影响我做其它事情，如做作业，或重新分类整理我收集的邮票和岩石，做分配给我的家务，或干脆读点什么。在我家里，电视已经成为某种永久的存在。
有时我们也会想到，这样长时间地收看电视，我们就不能更好地利用时间做些更具建设性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也知道，电视给我们的的确太多了，它使我们了解更多的人、更多的地方、更多的事件；它使我们轻而易举地知道那么多的剧中人物的生活及其故事，因此尽管我们认识到电视的影响，但这样的认识却常常很快会消失。的确，没有人损失什么，我们还能在享受电视的同时找点别的事情来做。我的母亲和继父有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保龄球、他们的家庭和朋友；除了看电视以外，我有自己的爱好，我的亲戚、朋友，以及我们共同参与的体育活动。所有的这些对于界定我们日常生活的意义而言都很重要，看电视这种习惯也是这样，除了能使我们呆在一起并培育一种整体意识之外，沉缅于电视有时会分散和减弱我们的精力而不能再去从事我们自己认为更有价值的活动。规律性地收看电视总是使我不能读书，电视不开着就不能和我的母亲和继父交谈，也不会醉心于那些岩石、邮票和玩具汽车、火车的世界里。现在我能明白这些东西比电视更令人痴迷，也能带给我更多的回报，但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在情感上有点问题的家庭里，从事更具建设性的活动常常被扼杀在萌芽阶段，转而投向电视是最容易做的事情。所以，电视除了能让我们轻而易举地了解我们外部的世界之外，它也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的空间，使我和我的家庭避免询问比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更具真理性的问题。
第一部分：概论置身电视（3）
在我的家庭和朋友的世界之外，看电视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当我和那些中产阶层或中上阶层的人讨论看电视问题时，比方说，他们是我们的初中、高中同学，同学的父母或城里其他成年人，突然之间我收看电视的习惯成为某种值得怀疑的事情，某种我感到需要隐瞒的事情。面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那些在世人眼里的成功人士，我会为自己与电视持续的亲密接触感到难堪。我和我的父母从不限制对电视的使用，我们也从不看那些在世人眼里信息量更大、更具教育意义因而也更具启发意义的节目，这样的事实在当时被我视为个人的某种缺陷，或品质上的某种弱点。当时我想，高谈我如此熟悉的电视会给我贴上标签，使我不仅被看成所受教育不如他人，而且在不那么积极的意义上，我的能力也不如他人。在我家里和我的朋友们中间，看电视能给我们愉悦，同样也是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偶尔，电视也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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