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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电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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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批判性解释这种实践知识能够说明，这种权力在设置人们的意义参与框架、构造人们的诠释过程方面是有局限性的。
但在标准化效应问题上，这种关于对权力的抵抗或限制性解释并无多大作用，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是人们在其生活中成为一种具有思维自觉性的参与者的能力问题。这并不是电视收视者是否作出这种或那种诠释的问题；而是人们是否有能力思维自觉地投身于诠释活动的问题，在这里，思维自觉性这个概念架构十分重要，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比较人们如何思考构成他们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通过这种方式，原来被认为是反复投身电视活动结果的思维方式标准化问题，就不会再被孤立地加以看待。相反，它会被置于同其他思维活动（包括诠释活动）模式的关系中来被看待，这些活动同样构成了人们生活的持续性内容。
下班之后思维自觉性较低地投身于电视活动的这八个人，除了投身电视之外，也投身于其他活动。
玛乔里在花园里忙乎；安妮打打网球；雷骑骑自行车或练习投篮；珍妮做些志愿者工作或带着她的狗在海滩上散步；约瑟和他的家人外出吃饭，或做些家庭小工程；法兰克做些家居小工程；卡罗尔外出吃饭、打球，或参加读经班；米切尔阅读小说。在任何情况下，他们说在投身这些其他活动时，都要比投身电视有更多的思维自觉性投入。比如说，雷把骑自行车和投篮看作是“使头脑保持一会儿的清醒”的方法，而安妮打网球的目的也差不多是这样。珍妮带狗散步，与约瑟外出吃饭，幻想某种变化的情形是一样的；他们在头脑中都有某种游戏性期待，期望他们从事的活动能向他们提供刺激。当玛乔里准备在她的花园里劳作的时候，当珍妮准备做志愿者工作的时候，当约瑟和法兰克做些家居小工程活计的时候，当米切尔读小说的时候，每个人都说在他们决定做这些事情之前，都会仔细地思考一会儿。他们会思考用他们的时间来做些什么，他们会如何体验，他们所具有的选择等等。这时候，在他们真正决定做什么之前，他们会掂量从事这事或那事的轻重，包括他们选择了这种事而不是那件事后最后可能出现的体验。
相对于收看电视而言，这类活动更多地体现了人们的思维与情感的参与，这一点在他们对于这些活动的思维自觉性中有所反映。即使他们对这类活动的取向与对其他任何活动的取向一样，都已经仪式化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仪式本身，也会呈现并且维持一种独特的思维自觉性特点。
当然，他们下班之后的惯例活动并不总是符合电视收视较其他活动而言具有较低的思维自觉性这种模式。有时候人们在投身电视及电视之外的其他活动时，其方式是一致的。
当约瑟和他的妻子下班之后做完晚饭并照料他们的孩子的时候，他会像收看电视那样以一种不假思索的方式收听音乐。卡罗尔说，事实上她在投身电视时，要比做晚饭和收听音乐有更多的思维自觉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案例只是电视标准化效应模式的例外情况；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而言，这些案例提供了证据，表明日常社会体验的思维自觉性是一种多变的现象。
在傍晚，电视在所有这些人的生活中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又体现了这样一种事实，除了其他活动之外，思维自觉性的可变性是内在于他们的电视使用过程之内的。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思维自觉性程度较低的投身电视（3）
对法兰克和约瑟而言，收看电视是他们与其家人共度时光的首选方式。在法兰克那里，十分有趣的是，他说，相对于下班后的那段时间，他在晚上收看电视时思维自觉性程度要低得多。他和他的妻子及两个男孩一起收看许多节目——从公共广播电视系统上的自然风光节目，到家庭类网络节目和有线电视的怀旧电影节目，不一而足。这是他们作为一个家庭共度时光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的思维自觉性。比如说，当他和他的两个男孩一起看《八就足够了》（Eight Is Enough）的时候，他们会讨论出现的许多问题，这种讨论并不是自我意识到的，而仅仅是他们理解节目的实践部分内容。在结束收视之后，他说，他们经常感到他们一起学到了某些东西，这些东西或许对他们联结成为一个家庭都有意义。一般地，在孩子们上床之后，法兰克和他的妻子还会继续看一会电视，收看诸如《坎宁和兰西》（Cagney and Lacey）、《山街警察》（Hill Street Blues）以及种种网络新闻杂志等节目。一般他的妻子比他对上演的节目更少具有专注性，但对法兰克来说这根本就不重要。因为就像他们与孩子们一起收看电视那样，这段时间只是他们共处的时间，是用以交谈和互动的时间，是相互之间分享体验的时间。这就是电视的“家庭时间”的含义。
在约瑟那里，电视是他家的傍晚首选，但又不是惟一的活动。通常他们会坐下来一起收看电视（尽管有时孩子们会在另一间房间里收看），对他来说，除了某些例外情况，如“惊天故事”（Amazing Stories）和波士顿凯尔特人队（Boston Celtics）的比赛之外，他们呆在一起要比收看具体的节目重要得多。有时他在收看电视时，他会思考并且开始“构思出”他计划完成的家居小工程，如建个后院墙或重新布置厨房等等。除了电视之外，他说他和妻子每周至少一个晚上“只是谈话，并把电视关上”，这是让他们“把握他们共同利益，如孩子和房子”的方法。除此之外，约瑟也规律性地演奏音乐，这意味着，至少每周一晚，他会和他的音乐家朋友们呆在一起，“一起创造音乐”。约瑟说，对这些事情他以一种游戏的方式参与其中，他期待它们，希望它们充满刺激，并且充满乐趣。从思维自觉性上看，这是一种提高，是在人们下班之后投身电视的自动性基础上的一种提高。
对于单身的安妮来说，电视从傍晚直到晚上就一直开着；这是她出于习惯所做的事情。偶尔地，她会关注某个节目，或节目的某个部分，但通常她只把电视当作她打电话、吃饭、收拾房间以及做些其他家务活的背景。但在星期二的晚上，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她最喜欢的节目会在电视上播出，如《谁是老板》（Who’s The Boss）、《月光》（Moonlighting）和《杰克和迈克》（Jack and Mike）。与让电视机“开着”不同，她对这些节目的取向是具有思维自觉性的，期待着这些节目能使她愉悦，并提供想像上的满足。她在收看这些节目时，比她在其他时间收看电视也有更多的思维自觉性。她会停下手中的任何事情“从头到尾”地观看这些节目。米切尔同样是单身，他说在晚上的时候，电视是他“专注的首选方式”。他说他有许多喜欢的节目，如《加州法律》（LA Law）、《干杯》（Cheers）、《山街警察》、《家庭纽带》（Family Ties）、《考思比》（Cosby）和《月光》等等。他在收看这些节目的时候，与他在下班之后取向于电视和其他活动时一样，是游戏性的。但米切尔说在某些晚上，或晚上的某些时候，他会把电视关上，看点小说。另外，有时他会和朋友或同事外出，或许是去看电影，或是去酒吧，这样他们就可以交谈或者只是共同度过一段时光。
对卡罗尔、玛乔里、珍妮和雷来说，电视在他们晚上的闲暇时间里并不像在前面的四个人那里那样，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在卡罗尔那里，她要忙于她的夜校课程。她在当地的一个社会大学读书，而且她还要花时间看小说，弹钢琴，听音乐，这样，她就没有多少时间收看电视了。在她学习或看小说时，她更喜欢用音乐而不是电视当背景，而且她很少的电视收视行为也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她说她会看星期六报纸上的电视节目表，提前计划下个星期要看的节目；当她选择的节目播出时，她会把它当作一次放松的机会，但在收看时会思维自觉性地投入。玛乔里对于如何度过她的夜晚也有思考。一般地，她会看小说，给朋友或亲戚（在英格兰）写信，或给杂志写稿；或者，作为一种较少的选择，她会决定收看电视上的某些特别节目，她偏爱《谜团》（Mystery）和其他BBS剧目。十分有趣的是，玛乔里晚上收看电视时，要比她下班后回家打开电视时，具有更多的思维自觉性。在珍妮那里，她通常在晚上看书，或与她丈夫交谈、收看电视以共度时光。电视是某种对他们来说可以“回过头来依靠”的活动，就是说，当她厌烦了看书，或如果她、她的丈夫没有精力再来交谈或互动时，电视就成为一种选择。她和她的丈夫有他们喜欢的节目，如《坎宁和兰西》、《山街警察》和《加州法律》，如果旧金山巨人棒球队的比赛恰好在电视上播出，那么它也会成为他们的“最好”节目。和玛乔里一样，珍妮说在晚上时她更具思维自觉性地投身电视，这又一次表明，人们在不同的时间能不同地投身电视，这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情境和心情。珍妮也会参加嗜酒者互诫协会的会议，有时她在晚上会做些志愿者工作，这两种活动进一步增加了她工作之余的心灵体验的种类和深度。雷在晚饭后关掉电视，他在晚上会选择读书或画画，他把这两种活动，尤其是画画，视为创造性地使用时间的方法。当他读书或画画时，开着的是立体声而不是电视。他在收看电视之外，更多的是阅读和绘画，而当他把工作带回家时，收看电视也成为他缓解工作对思维的高要求的一种方法。通常，雷起初会从事这些活动，但当他的注意力不够集中时，他就会转而投身电视，看上一会儿，然后把它关上，重新开始阅读、绘画或工作。他也有喜欢的节目，如《干杯》、《加州法律》、棒球比赛以及拳击比赛，而且他期待这些节目，指望它们能给他带来刺激和愉悦。收看电视或者是一种对要求严格的工作的逃避，或者它本身就是一种游戏性质的活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对雷来说，在晚上收视电视都比在下班之后具有更多的思维自觉性。他说，下班之后的电视收视只是出于习惯。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思维自觉性程度较低的投身电视（4）
尽管人们收看电视的时间量不同，所喜爱的节目也不同，十分清楚的一点是，收看电视这种行动常常能为收视者提供种种机会，哪怕仅仅是短暂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反思，有时是批判性地反思所收看的故事、事件和问题。有时，它只是提供机会让人们不同地想像他们自己。当人们收看电视时，他们常常沉溺于符号化过程之中，这是一种成长的过程，这时，他们会常常投身于一种自我能力的展示之中。当这些人把电视视为一种思维自觉的活动时，收看电视就成为一种具有连贯性的活动。结果，作为收视者，他们能够洞察自己、他人和世界。所有的这一切惯例性地发生于电视权力的作用之中，不管这是一种设定意义参考框架的权力，还是一种构造诠释的过程、或使思维标准化的权力。
同样的符号化可能性也存在于他们在访谈报告中提到的他们经常思维自觉地参与的生活之中的其他活动之中。这些活动可以是阅读、写信、与家人或朋友交谈、绘画等等，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控制节奏、形成连贯性，同时也获得洞察的能力；或许这方面的重要性要高于电视对他们的意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电视之外，所有的这些人都从事其他的活动，这就表明在他们的生活中，的确存在着对电视的标准化效应的思维自觉性抗衡。
另外，这些人以一种游戏的或反思的方式投身于其他活动之中，有时也包括电视活动。这一事实表明了他们有能力超越对事物的不假思索的态度，能够更具思维自觉性地摆脱工作所带来的种种思想和体验。缺乏任何一种这样的能力，就不能摆脱电视的标准化效应。但这些人能够把他们自己视为以一种刺激其想像力，持续地体现出其心灵存在的方式而参与各种活动的人。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尽管电视可产生作为其权力效应之一的思维的标准化结果，但与此同时，这种效应必须放在思维自觉性的概念架构中加以具体对待。正是这种思维自觉性，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构成了电视使用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投身电视和收视电视的社会性，以及投身并参与其他活动的社会性——是构成标准化效应的一部分内容。不管电视权力效应有多么持久，这种持久性的程度都可以与收视文化的社会性同日而语，由于这个原因，它不能被轻易地归结在话语权力效应的标签之下。正如我们在罗布、唐和菲尔这三个下班之后惟一地投身电视的人那里所发现的那样，这种社会性的确是电视权力的另外一面。虽然法兰克、约瑟、玛乔里、珍妮、米切尔、雷、安妮和卡罗尔已经习惯于“相对无知觉性的”使用电视，但与此同时，通过规律性地投身并参与电视之外的其他活动，他们依然能够以一种更具思维自觉性的方式构造他们自己。除此之外，他们中的某些人有时还能思维自觉地投身电视。当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思维自觉地行动时，他们是作为自我行动的。通过作为自我而行动，他们使一种分析性的断言变得复杂了，原本这种断言把投身电视等同于收视者思维的标准化。我所作的访谈以及参与性观察表明，这些收视者能够意识到，他们在投身电视时比投身其他活动一般地较少具有思维自觉性，因此，他们也能认识到他们对于媒体权力效应的参与。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在从事其他活动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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