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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电视-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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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不始终如一地得到展现。这并不是说这些理论所提出的权力和政治问题并不重要。它们是重要的，十分重要；但由于缺乏公开的文化参与的政治形式，我所考察的脱离的社会性——特别是对程式的识别、以图像为基础的收视和持续性收视——值到我们把它视为政治作进一步的思考。毕竟，在我的论述中很清楚的一点是，这些收视实践并不是权力的再生产。它们与出现在话语和自我身份之间的自我形成的微妙过程相关，而在话语和自我身份的界限之外，这种收视实践依然是收视文化的长久的社会形式。我认为这种社会性十分重要，因为它促使电视或其他媒体的批判研究人员认真地对待思维自觉性问题。人们对企业控制的图像世界，包括对企业控制的当代政治生活的电视世界的参与，这种参与本身就是社会地建构的，而人们的思维自觉性就在这种参与的社会建构性中得到展现和维持。如果思维自觉性能被认真地加以对待，那么，我们就能以一种新的、不同的、更有希望和更有解释力的方式提出有关政治的问题。
我在结束本书的写作时，电视一直开着，我不断地在弹劾听证会和轰炸巴格达的画面之间做频道冲浪运动。识别节目程式和脱离节目，并审视“美国人民”激烈的质疑的能力，在这一刻是批判的政治的资源吗？它们是我们在面对并挑战这个奇怪并且危险的后现代政治生活的不连贯和无序的时空时，我们能够依靠的资源吗？
第五部分；电视使用类型学致谢
值得我感谢的对我的著作有帮助的人真是太多了。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向我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正如他常说的那样，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内部”批判之作。在电视问题上，斯坦利阐述了普通人的知识和见解如何，更为重要地，为什么与受过正规训练的知识分子的复杂理论不同，但却同样有效。在学术上我欠已故的埃德·斯旺森（Ed Swanson）很多，不仅因为如他常说的那样他使我的社会学“分枝”合法化了，更重要的是，他向我证明了在致力于以经验为基础的社会学过程中，同样可以醉心于复杂的、理论性的问题。埃德·斯旺森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并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从而使我对文化观念的考察成为可能。同样地，戴维·韦尔曼（David Wellman）的学术贡献在本书中随处可见。他纠正了我试图对电视使用进行定量研究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引导我理解人们意义确立的过程，并解释当人们面对由他人建构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如何以微妙的方式维系他们的整合、尊严和体面。我同样感谢他对我的不断的支持和鼓励，在我努力完成本书的过程中使我能够专注最重要的问题。他的作品为我的写作树立了榜样，使我明白，清晰明了地表达观念不见得会损害思想的深度和文体的优雅。
我在阿姆赫斯特时的朋友和同事玛格丽特·塞鲁洛（Margaret Cerullo）对我的帮助，使本书的写作大为方便。我对她在编辑方面的帮助表示感谢（有段时间我厌透了书稿），更为重要的是，我很幸运能分享她关于什么是批判社会学的思想。玛格丽特为我拓展了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后结构主义，使我能够以一种从未设想过的方式探索理论、政治和现实领域之间的关系。
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总是就电视及一般大众传媒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提出严峻的、政治取向的问题。在我做论文研究的早期，正是他的影响才使我致力于批判的文化研究。我要感谢他把我带入伯克利的研究生圈子，并向我提供教书的机会以维系在那儿的几年生活。当我还在圣巴巴拉读研究生时，迪克·福莱克斯（Dick Flakes）就以种种方式帮助我，他还和托德一起帮助我获得了一种政治的敏感性，用以思考电视。我同样要感谢吉姆·布莱克威尔（Jim Blackwell）对我的支持，正是他帮助我发现了社会学，或许更重要的是，他第一个使我相信我有能力完成我的社会学研究生学业。
我要感谢鲍勃·邓恩（Bob Dunn）多年来对我的友谊。这些年来鲍勃的学术支持和鼓励让我受益良多。正是在与他的交谈中，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才能最初闪现并得到批判，最终得以充分的表达。肯·塔克尔（Ken Tucker）同样使我获益匪浅，他总是就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事情提出具有洞察力的问题，促使我重新思考、修改我的观点。我还要感谢克雷格·赖纳曼（Craig Reinarman）的支持，他愿意与我分享他关于电视政治的真知灼见，特别是关于电视的表象世界，以及电视收视中的文化矛盾方面的见解。我要真诚地感谢保罗·洛佩斯（Paul Lopes）、乔伦·菲希尔凯勒（Joellen Fisherkeller）和里克·范塔西亚（Rick Fantasia），他们鼓励了我，并使我意识到我的研究项目的社会学意义。他们总是乐于赔上他们的时间，提供支持，对我的作品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感谢丹尼尔·贝塞特（Danielle Bessett），她仔细、详尽地搜索了有关电视使用的文化研究方面的最新文献。我也要感谢她在书稿第三部分的草稿上所提供的编辑方面的帮助。
感谢我的研究生同仁们，特别是伯克利的同仁，在我形成本书观点的过程中，他们向我提供帮助、建议，并与我交换学术观点。在此我必须提到安德烈亚·普雷斯（Andrea Press）、乔恩·克鲁兹（Jon Cruz）、保罗·利希特曼（Paul Lichterman）、特里·斯特拉思曼（Terry Strathman）和汤姆·安德烈亚（Tom Andrea）。还要深深地向我在阿姆赫斯特学院人类和社会学系的同事表示谢意，他们在过去的8年中对我和我的工作给予了莫大的帮助。我特别要感谢简·迪扎德（Jan Dizard）、德博拉·格韦茨（Deborah Gewertz）和杰里·希梅尔斯坦（Jerry Himmelstein），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阅读本书的草稿，并提出深刻的、建设性的批评。他们的努力使本书变得更好了。我还要感谢弗雷德·埃林顿（Fred Errington）、巴里·奥康奈尔（Barry O’Connell）、弗兰克·科瓦尔（Frank Couvares）和苏珊·道格拉斯（Susan Douglas）对书稿所提供的帮助。
最值得我感谢的是菲利斯·拉里莫尔（Phyllis Larimore），没有她的帮助就不会有这本书。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她为我的学术发展所做的事情难以诉诸笔端。她倾听了我所有的那些不成熟的构想，通过她的帮助，这些构想最终成为本书的篇章。她阅读、编辑了本书写作过程中不同阶段上那么多的段落，多得我数不胜数。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她做了我的学术同仁所不能的事：她对我的研究提出了问题，电视收视者本身会问的问题。这样，菲利斯向我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通过学术程式进行思考，以便尽可能忠实地重现电视使用的日常世界，通过我的各种信息提供者，这个日常世界是可以得到认识的。简言之，她对我的支持绵绵不绝，正因如此，我对她的感激非文字所能言表。谢谢你，菲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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