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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电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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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其文化的观念根本就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有关传播的概念构架，它们已经成为测量的指导性原则。社会科学家的使命是他们的数据和发现必须是具体、精确的，他们因此不可能强调考察社会和文化的动力因素，也不可能强调制度和话语权力的宏观观念，这使他们对媒体研究的贡献至少是有问题的。
第二部分：电视使用的概念文化研究（1）
文化研究在近来有关电视的思考中显得十分突出。一开始的时候，它被认为是受英格兰伯明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而不断壮大的学术团体，但今天文化研究已被视为文化研究中最复杂的批判研究方法。它集中研究不同社会环境中，即当代和历史的环境中的文化实践和权力问题。分析人员关注权力如何指导和组织日常生活的哪怕是最庸俗的领域；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试图揭示人们如何考虑权力问题，如何抵抗它的规范性影响。过去，文化研究包括了不同学科的范围广泛的研究工作，并通过这种方式，确定和讨论作为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话语的和文化的社会权力的运作机制。在其整个简短的历史中，文化研究在内容上的兴趣和政治上的考虑发生了变化，反映了随其同时发生的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论、女性主义以及近来的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持续影响。结果，文化研究最初对资本主义和以阶级为基础的自我身份（identities）与文化实践的研究领域已经扩大了，它包括了标志发达工业化社会特征的父权权力关系和种族划分的研究，也包括后殖民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研究。最起码可以说，对权力、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其感兴趣的内容和用以研究的方法上的多样性，证实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所有这些都使文化研究成为一种重要的创新式的研究。
把文化研究设想成为一种单一的范式是最困难的，因为它的起源本身就是跨学科的，而且分析人员必须选择的文化现象也是十分宽泛的。但是在构成文化研究的工作中还是存在着共同的主题。首先是这样的观点，即文化对象和意义是“定位的”（Hall 1980）。这种定位性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我们能够发现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社会差别，因此它们在拥有社会权力以及维护社会权力的能力上也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上，当然也表现在文化上。在关于群体、以群体为基础的实践、群体利益和意识形态这种观念之外，许多文化研究的支持者同样把意义看作是在话语上被定位的。因此，话语权就成为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主题。话语被理解为能起规范作用，使它能以价值甚至是意识形态所有能企及的方式指导、组织和管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在此过程，话语被认为具有相对的自治性：就是说，话语虽然与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和政策、经济运用有联系，但它却在同时在社会生活中建构了独特的语言领域，这种语言领域从基本上极有权力，而且十分醒目。
在文化研究中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文化研究认为大众媒体在精英的制度、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权力和特权的再生产力过程中是至为重要的。处于媒体研究核心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媒体的各种表达形式是极有权力的。文化研究确定了广泛存在于媒体图像中的统治性意识形态，有时甚至考察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随着对话语分析工具的日益依赖，文化研究为媒体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用以说明意识形态统一性背后的规范影响的多样性问题。但在文化研究中，区分意识形态的客观权力和它在人们与媒体的实际际遇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对当代文化的批判性理解同样重要。分析家们相信编码过程可以赋予文本以特定的偏好意义，但他们同样相信这种意义并不是惟一可以发现的意义。诠释被认为是传播和文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事实上，对文本的诠释被认为是变化极大的，因为使用媒体的人在社会结构中拥有不同的位置，从而产生不同的物质利益和社会身份，而这又导致不同的但却长久的诠释策略。因为这种位置被认为在权力上是等级性的，在某种情况下，文本诠释也可以呈现出与官方文化所偏好的编码不同的样态。
文化研究确定了媒体如何给予某些意识形态和话语以特权，同样重要的是，它也确定了社会位置如何给予某些文本的解释以特权，所有这些都阐明了文化实践的统治性、协商性以及对立性意义是由什么建构起来的。在此过程中，文化研究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大众传媒不是单向发挥作用的，或能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一种完全、持久的权力，出现于媒体合作过程中的抵抗性、对立性以及越轨性意义被认为是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Lembo and Tucker 1990）。尽管分析的是权力，但文化研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为了论证人们的社会位置、他们的自我身份和诠释策略，与文化抵制和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作为一种方法，文化研究坚持质疑媒体权力如何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结果，不但文化本身被理解为政治的，而且它的“政治性”必须以新的方式来思考、讨论，并进行考察。
第二部分：电视使用的概念文化研究（2）
熟知文化研究的著作——不管是早期理查德·霍迦特（Richard Hoggart 1966）的研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1975）的偏好/解码的模型，威利斯（Willis 1978，1977）或麦克罗比（McRobbie 1991）的人种史研究，莫利的电视研究（Morley 1994；1986；1980），还是菲斯克（Fiske 1987）对霸权模型的修正研究——对任何想认真思考电视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研究人员与我介绍的社会理论家与社会科学家都不同，他们对电视提出了更具体——也更困难的问题：社会权力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在实践意义上霸权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知道人们何时接受统治性话语，何时又不接受这种话语？屈服于权力或抵制它的影响事实上到底是怎么回事？起初，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直接质问电视权力是如何真正地与电视收视者的体验相一致。这样，在考察和理论概括过程中，就有可能更加充分地思考来源于收视活动的使用的社会性和文化问题。
我支持文化研究的批判方案。我也想了解电视权力，特别是作为商业媒体的电视权力如何构造与影响人们的所思所为。同样，我也想知道，当人们赋予与电视相处的体验以意义的时候，电视如何为他们提供了想象的可能性。与文化研究分析人员一样，我想知道电视所展示的世界是如何在人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被铭记在心的。我想知道电视如何是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体验和行动的各个角落的。我想知道电视权力在此过程中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我想了解在人们日常使用中产生的种种抵抗与反对电视权力的形式。
文化研究向媒体研究增添了力量和提供了进步动力，但在考证构成电视使用文化的复杂的社会动力因素方面，它仍显不足。研究收视活动的文化研究分析人员所使用的社会权力概念架构主要集中在节目的话语符号体系，话语符号在此是指意识形态、文本或话语本身。但对视觉图像的美学内容以及节目的商业形式这种独特的符号，却缺乏足够的关心。缺乏的还有对所有这些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符号与节目话语之间关系的研究。同样，文化研究也不试图理解这种对象，即电视的符号复杂性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社会性。在观众这一面，人们使用许多概念架构来确定有意义的活动：如文本诠释、解读策略、社会位置、自我身份的作用、话语实践，等等。尽管称呼不同，绝大多数分析人员止步于诠释过程阶段，通过区分人们赋予文本的统治性、协商性和对立性意义，解构文本的权力。所有的这些概念架构都内在地具有社会性观念，但这种观念却从来没有成为权力或使用分析的明确内容。重要的是，电视使用的社会性不能通过这些概念架构传达出来，不管单个地或综合地使用这些架构。在分析中被遗漏的还有不同收视关系中的内部状况，即横跨全部节目符号的自我（self）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也是自我形成的模式，发生于诠释和自我身份位置，以及媒体使用的仪式性方面之间，这些仪式性方面的内容既包括文本解读，又在文本解读之外。因此，可以说在文化研究中遗漏的是范围广泛的不同的社会性，正是这种社会性构成了权力与抵抗的动力因素，这种权力与抵抗是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所设想的，但事实上的权力与抵抗要比他们想象得更为复杂。
在本章剩余的篇幅中，我将使用一系列概念架构来阐述我对文化研究的批判。关注、小心谨慎的情感参与、符号、自我、自我形成、收视关系、收视实践、仪式、意义创造，当然还有社会性和收视文化，所有这些概念架构都是我们话语中关键的术语，这种话语试图以文化研究所没有的方式说明人们与电视的关系。我将依次讨论“话语”、“文本”和“话语实践”这些概念架构，确定在文化研究的媒体权力和使用的论述中它们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第二部分：电视使用的概念话语（1）
思考电视权力有许多方式，这取决于研究人员想要讨论的是权力的哪一个方面。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作为文化客体的电视之复杂性的证据。文化研究的许多早期工作将注意力集中在电视的霸权作用方面，这种霸权表现在电视能够在体现有权者利益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力过程中，将有权者的物质利益模糊化、自然化。电视被认为向人们提供片面的、高度选择性的社会现实。在这种事实的体系中，电视的限制性权力就成为分析的焦点：电视被理解为能限制人们观点和图像的获得，而且，它被理解为能限制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以便反映和再生产官方文化的规范和传在较近的学术中，话语这个概念架构已占据中心位置。在文化研究的这个看法中，权力不再被视为对意义的限制或对社会现实的隐瞒，而是被视为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规范化过程：它繁殖意义，并在此过程中，产生文化实践的新领域和新形式。正是通过指导和组织日常生活的意义，话语的规则才构成了电视文化的本质。
如在《留点空间给电视》（Make Room for Television）中，林恩·斯皮吉尔（Lynn Spigel 1992）通过考察诸如《理家、生活和景观》（Good Housekeeping ；Life ；Look）、《哈伯市场》（Harper’s Bazaar）等流行杂志（当然还有各种报纸和商业出版物）中对社会生活的描述，讨论了战后美国电视话语权的形成过程。她所分析的档案文件，如果说不是由企业团体设计和生产的，也受到其他职业人员如新闻人士、作家和文化批评家的影响，这些人与公司雇员一样，置身于电视（或收音机）使用的日常生活世界之外。在高频率的商品出现的次数中，在广告的叫卖中以及那些与之相伴的图像中，她发现了推动消费这一主题在不断重复：家务劳动或闲暇活动的平凡内容以商品化的形式体现出来；消费行为被提高到是使用生活少有问题和麻烦的途径的高度；极大的舒适与方便被认为是消费活动的可能结果；消费被视为一种令人渴望的生活方式，它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
对斯皮吉尔而言，这些主题都是话语，也是拉比诺夫和德雷福斯（Rabinow and Dreyfus 1983）所称的官方文化“意义重大的语言行动”。它们是电视中存在的规则，以图像和文本的客观形式，使企业资本主义的权力扩大到美国家庭的私有空间中去。这些话语同时作为人们的规范性指导原则发挥作用，它们为人们提供了用以发现其个人意义的框架，并在不断发生着重大变化的社会中确保自己的社会位置。斯皮吉尔说，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资本主义的社会逻辑得到了规范化，这种逻辑成为人们在家庭内部进行的意义创造活动的一部分内容。这对妇女尤其是这样，因为她们的主要责任，就是要照顾、维持和再生产家庭生活。
斯皮吉尔同样说明了对这种规范权力的抵抗情况。在相同的那些杂志、报纸和期刊上，她发现了文化批评家、知识分子和家庭主妇的声音，而且发现，观众有时并不赞同居统治地位的与家庭话语有关电视的观点。在这些对立的话语中，由于电视的到来而引导的的好处与舒适、方便、不可思议和奇迹般的变化效应等等，都遭到质疑。取而代之的是以各种方式对空洞与虚枉的认识，甚至是对广告商及制造商，包括他们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关于电视所发表的言论的认识。与统治性话语相比，对立性话语产生了不同的更为具体的知识类型。
另一种相似的观点是由塞西莉亚·蒂奇（Cecilia Ticht 1991）在《电子家庭》（Electronic Hearth）中提出的。蒂奇试图理解美国社会中电视的意义，她分析了各种文本，包括那些出现在流行出版物，市场营销与广告界中的商业出版物，反映知识分子观点的期刊，发行于学术圈内的学术期刊，以及大众文化出版物上的文本。和斯皮吉尔一样，她发现人们谈论电视时总会出现某些规则和重复。这些规则与重复就是电视话语，它们是多元的，重叠的，有时相互之间也是冲突的。在这些话语中最突出的是这样的话语，把电视当作技术进行的仪器来庆祝的话语，把它作为消费品而赞美它带来的舒适与方便的话语，还有把它作为蚕食、侵占传统文化制度和实践的东西因而对电视具有无限恐惧的话语。
在蒂奇的眼中，统治性电视话语是科学、技术、企业市场，特别是消费主义等社会逻辑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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