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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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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平：7000年前，在现在浙江叫河姆渡的地方，一群身穿树皮的祖先，种出了一种日后被称为水稻的植物，中华民族由此走出狩猎进入农业。5000年前，在浙江北部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部落，玉器是它的图腾，这些被称作良渚文化的玉器，至今还作为石器时代的遗传密码让人们苦苦破译。2000余年前，浙江称为“越”，越王勾践和越女西施构成了那个风烟滚滚、兔起鹘落的时代里最荡气回肠的故事。白居易先生吟完“能不忆江南”，就是宋代了，岳飞在此怒发冲冠，仰天长啸；陆放翁也在此与年青时的恋人不期而遇，喜极悲极，他写下了千古绝唱《钗头凤》。以后，我们就越来越熟悉了：王阳明、黄宗羲、蔡元培、王国维、秋瑾、鲁迅、徐志摩……直到不久前在中央台八频道播出、拍摄于浙江东阳的《橘子红了》。西湖，自然山水的经典画卷；大运河，饱含了历史文化的底蕴；浙江——鱼米乡，丝绸府，风月地，文物邦，从来是一个令世人向往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里，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许多人眼里也是一个谜。　　　　
　　　　浙江省面积为10。18万平方公里，是除了宁夏、台湾及海南外全国面积最小的省份。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河谷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人均耕地面积为0。57亩，大大低于全国1。2亩的人均耕地面积水平，不及全国人均耕地占有量的一半。矿产、能源资源也比较贫乏，在全国“各省市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中浙江排行倒数第三。　　　　
　　　　这种客观上的资源状况，从两方面制约了浙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浙江农业生产在这种土地条件下，尽管农民精耕细作，土地产出量高，但几乎已经接近了农业增长的极限，很难再有扩大发展的余地；另一方面，在矿产能源短缺的条件下，浙江又无法成为全国性的重工业发展基地，在全国工业生产中也很难有浙江的一席之地。如果没有别的优势，大量增加资金投入也不失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来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在“一五”期间，国家出于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以及准备要和台湾打仗的需要，把主要的资源配置到那些自然资源相对丰厚、地处内陆的省份，沿海的浙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际地位。　　　　
　　　　“一五”时期，国家对浙江省的投资仅占全国投资总额的0。84％，直至1978年，浙江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54。3亿元，仅占全国的1。6％，以人口平均计算，列全国各个省份的最后一位。处于前线位置的温州更是少得可怜，从1949年到1981年，国家在此的固定资产投资总共为6。55亿元，平均每年只有0。2亿元。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工业生产在资源型和投资型方面显得相当薄弱，浙江经济在资源与体制的双重约束下，不可避免地陷于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很快让世人刮目相看！1979～1997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6％，比同期全国年均增长率高出3。8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翻三番，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第十四位跃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广东、江苏和山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0；515元，也居全国第四位。1979～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全国第二位，其中，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全国第二位。　　　　
　　　　还必须充分注意的是，浙江的GDP值是按区域统计的，相对比较准确。可还有一个GNP值是按人算的，浙江人在外地办的企业远远超过外地人到本省来办的，所以这个GNP值没法算，但肯定是比GDP值高得多，因为GDP值是只有在浙江办的企业才算入浙江的GDP值。广东的GDP值虽然看起来比浙江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香港等地的资金，按人算这不应该算广东的，因为这些财富不是控制在广东人手里。而浙江虽然有很多人在外地办企业，但财富却是实实在在控制在浙江人手里。经过20余年的发展，浙江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1979年到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3％和9。5％。到1997年，浙江全省多数地区城乡居民已基本提前实现小康。浙江老百姓的存贷款比例在全国也是很高的，存款大于贷款，每家银行的总行都会把浙江支行的存款调剂到其他地方去放贷。到去年末，浙江民间资本的盘子已达5；000亿元，其中有3；500亿元滞留在银行。　　　　
　　　　浙江如同一个跳远高手，从改革开放前最多是中等经济发展水平一跃为当下中国的经济大省。当它的邻省——人口也是4；000余万的江西，在2000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仍低16个百分点，大抵上还处于农业社会时，浙江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全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达85％以上，经济社会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浙江还是体操王子，以市场为木马玩起了托马斯全旋，让国人如走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比如，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源小省，就是在并不多产羊毛的地方办起了羊毛衫市场，在不多产棉花的地方办起了轻纺市场，在不多产牛皮的地方办起了皮革市场，在不多产钢铁的地方办起了五金市场，在不多产木材的地方办起了三合板市场……仅义乌这个当今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一年的成交额就近200个亿。抗战时期有一首能将中国人的血点得着火的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今日浙江人开辟出的市场遍及国中，甚至开去了欧洲、北美、南非、阿富汗，这市场真是给浙江人造出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其中最响亮的又当属“浙江”这两个字的品牌。　　　　
　　　　马年春来早。春风吹得桃红如霞，柳绿似烟，新叶在攒拥，老根在发力。在2001年里，我发现不仅是我所在的城市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中国的不少城市都在变高变大变美。杭州亦然，她将新区余杭、萧山揽入怀中，从此杭州春色之美又豁然开朗，更为缤纷深沉。可这一星期里，我却未能走苏堤白堤，看平湖秋月；也没去余杭的径山，品与龙井齐名的径山茶，或去良渚古文化遗址看那些美仑美奂的玉器……　　　　
　　　　我此行的目的和全副心思只有一个——依靠学界同人，探询浙江经济高速发展之谜。　　　　
　　　　谈浙江，自然得先谈鳌江畔名闻遐迩的温州。　　　　
　　　　温州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搞商品生产，初步实行了市场经济，或双轨并存，即使在50年代“左”的政治环境下，这里也没有完全按“一大二公”的模式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浙江人（尤其是农民）在全国各地做小商品生意、弹棉花、承包建筑工程、理发、补鞋，还形成了“温州一条街”、“温州村”、“浙江一条街”、“浙江村”等等。　　　　
　　　　温州人对钱几乎有一种本能的冲动，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可能会呈现多元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偏好，但是对财富的不懈追求却是一致的。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2）

　　　　周伟林（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如果说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温州模式为典型代表的，那么浙江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自发的秩序。　　　　
　　　　从浙江省的实际情况来看，土地确实是比较紧张，生存状态不是很好。以温州而言，改革前农村劳动力大约有70％即约110万余过剩。这些人长期被困在贫瘠的土地上，劳动效率极低，过着贫穷的生活。处于计划经济边缘的浙江人的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显然有其植根于现实生存土壤之上的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在计划经济的中心区域，由于人们能够较多地享受原存制度的好处，比如医疗、住房、招工、粮食以及副食品补贴等福利待遇，一般来说，创新意愿较弱。而在像浙江这样的边缘区域或薄弱环节，由于多数人（尤其是农民）较少享受计划经济的好处，一般来说，自主谋生的意愿或自主创新的意识往往较强。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惟浙江，尤其是温州和台州最不“安分守己”。　　　　
　　　　温州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搞商品生产，初步实行了市场经济，或双轨并存，即使在50年代“左”的政治环境下，这里也没有完全按“一大二公”的模式运行。永嘉的包产到户闻名全国，而在浙江尤其是温州实际上实行包产到户的并非永嘉一个县，苍南等地也这样做。其后不少农村往往是明里集体统一出工，计算工分，暗里农民耕作自家责任田。小商品生产也一直小打小闹地进行，如金乡镇“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加工语录牌、领袖像章。20世纪50年代以来，尽管民间工商业普遍受到抑制，但温州虹桥一带的农民仍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集市贸易，每市日仍有二三万人，上市品种达到400多种。甚至粮食的买卖在严格的控制之下仍未能根除。永嘉桥头镇劳力不到5；000人，外出弹棉花者在1962年就有200人，1968年更是高达1；000人，而此时外出的劳力共达3；000人，已占全部劳力的60％。虹桥仙佯陈村在20世纪60年代末走街串巷卖麦芽糖的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　　　　
　　　　由于当时实行粮油和棉布定量发票供应，在乐清与温州等地，许多人开始往返于温州和上海、杭州之间，通过倒卖粮票、油票和布票等谋取糊口的收益。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党政机关受到冲击，政府对农村基层的控制能力大为减弱，迫于生存压力而自发进入流通领域的农民越来越多，致使温州在当时就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而加以严厉的批判。　　　　
　　　　在浙江这些往外走的农民大都是能工巧匠，他们都有专业化分工，而且在某些小商品和产品的制造上各有传统经济的支撑，能工巧匠们从生活当中一些很小的、很具体的服务业做起，随着分工发展以后呈链条状逐步延伸，这些技术很容易延伸到周边其他地方去，并且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农民很容易学会，转行快，所以很容易吸纳就业，形成市场。如绍兴倚借“日出华舍万丈绸”的传统经济，日后大力发展轻纺工业；宁波依托“奉帮裁缝”的传统技艺，日后大力发展服装产业；永康利用“百工之乡”的优势，日后大力发展小五金；温州人发挥肯钻研、善模仿、能吃苦、会经商的精神，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皮鞋、服装、打火机、眼镜、灯具、钮扣、低压电器、标牌徽章、编织等小商品。现在这些市场的规模都非常大，小的有几十个亿，大的则有几百个亿。它们在全国专业化市场当中所占的市场份额比重都很大，这说明浙江的专业市场已经大面积向外辐射了，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加工能力，而且营销还形成了网络化，其他地方已经没办法和它竞争了。　　　　
　　　　大企业的很多信息是靠研究所或其他机构提供的，而对于遍布浙江的这些小企业来说，市场就是信息员，消费者到这里来买东西讨价还价，什么东西好卖，什么款式好卖，出什么价格，它在市场上第一时间就反映出来了。因为它们是“前店后厂”，如果你需要的话，它马上就给你生产出来了，这样的话它总是把握市场的节拍，总是走在市场的前头，以最快的速度适应市场的需求。香港上市的时装款式，温州在一周内即可生产出来并迅速地投放市场。日本的打火机经过温州人的学习效仿，出产的打火机与日产相比从性能、质量到外观上都让人难分高低。　　　　
　　　　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调查表明，全省66个县市区的区域特色经济广泛分布在农业、工业建筑劳务和流通等各个领域，共涉及工业中的110多个小行业和农业中的30多种农副产品，生产企业有13万家之多。据精确估计，1996年，浙江66个县市区的工业特色产业（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37。4％；农业特色产业（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9。8％。据不完全统计，当年66个县市区中特色产业（品）产值超过1亿元的区块有306个，总量达2；664亿元，平均每个区块规模达8。7亿元，其中产值在10亿元～50亿元的区块有91个，50亿元～100亿元的区块有13个，超过100亿元的区块有4个。它们对整个浙江的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　　　　
　　　　浙江人有流动的习惯，喜欢走街窜巷做些“鸡毛换糖”的小本生意，像义乌以前就有换鸡毛的，把回收的鸡毛做成鸡毛掸子去卖。“敲糖帮”的组织管理复杂而又严密，既有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又兼顾现代管理的不少理念，为今天的义乌人管理现代小商品经济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义乌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县城，开集市还是逢单开或者逢双开。但现在的义乌足以让全国刮目相看，凡是做小商品批发生意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有几十个国家的贸易组织在义乌有常驻机构，那里集散了全国各地的小商品，但主要还是义乌本地的商品。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一打衬衣的价格便宜得简直让你没法想像，平均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件，想想连买布也不止这点钱，但在那里就有那么便宜。上海城隍庙的很多小商品都是从义乌进的货。现在义乌干脆在上海福佑路又建了一家小商品市场，它在上海都能占有市场，在全国就更不用说了。义乌还有一个老板私人投资几千万美元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建了一个小商品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浙江人（尤其是农民）在全国各地做小商品生意、弹棉花、承包建筑工程、理发、补鞋，还形成了“温州一条街”、“温州村”、“浙江一条街”、“浙江村”等等。这正是浙江人（尤其是农民）自主谋生冲动和自主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中流动最典型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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