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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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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
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享受感，也没有一点美学的鉴赏感，在一种农民心理的激愤下，感到的惟有一种罪恶。在昆明湖的边上，我抚摸着汉白玉护栏，心里就想这块栏杆洒下过多少农民的汗水与血泪，或者，这是倒下了多少农民的血肉之躯才从大老远的地方运来，堆砌在这湖光山色里供皇公贵族们享乐的。在故宫，我也是怀着一种极大的厌恶看那一件件宝物，其中一块重达几吨的大玉石对我刺激最大，它从陕西运了多少年才运到北京，然后又运到浙江去雕刻加工，完了之后又运回北京。姑且不说在运输的途中，必有很多农民为之跌扑或者碰伤，仅为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农民要交多少苛捐杂税？服上多少暗无天日的徭役？在我心目中，让今人赏心悦目的很多历史文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换了一种说法。
我与城市生活一直格格不入，与城里人交往比较少，所谓白领阶层的生活与我无关。我在城里的小区住的时候，每次看到老太太、年轻女性牵着一条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交流？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更太平吗？
我心里装着村里那么多孤儿，惦记着他们的命运，你说我看见城里人养狗，心里会是什么感受？我在城里参加各种名目的聚会、宴会，往往一桌饭吃掉几千块钱，临别时脸上当然得堆满笑容对人家表示感谢，心里却一阵阵刺痛，这几千块钱拿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困难？我会在心里盘算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忘记了这顿饭，这盘算才结束。
如果我用农民的眼光来看待城市里各种时尚休闲或者小资生活，那我肯定是反感的。但是我又经常告诫自己，不能用这种眼光来要求别人。农民被体制甩得这么远，沦落到今天这一步，这是由某种历史原因造成的，在中国，对历史的梳理与清算，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还要有漫长的时间。而且，在当今再不讲“阶级斗争”、也不提“阶级感情”，只讲市场经济，以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社会氛围下，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像农民一样过日子。
但不管怎样去“消化”，我总有两个问号“消化”不了——
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政权，是从赣南一片广袤的乡村开始出发的，为其终于坐拥江山而前仆后继喋血沙场的，大抵也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但建国之后，为什么很快便采取一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治国方略？
而现在，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可以感觉到很多资金在流动，北京已经富得马路不够停车了，但这些钱就是流不到农村去，而农村是最需要钱的地方，时下常常连多盖一间教室的钱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很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还是一体的。但走出农村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笔下亦没有为农民说过几句话。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创作有着很大影响，但我还没有面对农民这一特殊的群体来进行创作。
刚到北京时，我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见过一次面，他看我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便说他身边有许多农民出身的学者，他喜欢和这些淳朴的人打交道。但他也发现一个问题，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勤学、很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有很深的体验，他们在学术上所做的题目、发展的方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与农村有关，与研究“三农”问题有关。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现在研究农村问题的，都是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的城里人，像上海的曹锦清先生写了《黄河边上的中国》。所以我对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不管他们研究哪方面的具体问题，我都对他们肃然起敬，毕竟他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农民。
当时，我没能回答出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正式回答钱先生。后来，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个是表层的原因，一个人进入体制以后，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运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上级安排你做什么课题，你必须按照要求去做，才能得到经费，这样才可以谋生。而以前“三农”问题一直不在国家的关注之中，也不鼓励人们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从农村出来的学者只能通过做体制所鼓励的课题，才能求得生存资源和学术地位。如果自己单枪匹马地搞“三农”问题研究，不仅没有条件，而且也不能糊口谋生。
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从农村出来的人，早年农村生活给他造成的痛苦越大，他越是在心底里留下深深的印记。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不想去面对，或者说一个人没有力气去卸下自己内心最放不下的部分。我们这些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人，坐在一起一般不会聊乡间的事情，因为一聊到农村，除了沮丧便是伤痛，我们几介书生面对农村的现状又能怎么样呢？只好把这部分内容封存起来。我不敢看《黄河边上的中国》这类书，越看心里越觉得撕裂，就像我不敢看周国平先生写的《妞妞》一样，那种痛苦不是一个父亲所能够承受的。其实，我们在城市至今仍处在艰辛的奋斗中，尚没有足够的力气与勇气来翻开这一页。
我看“三农”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制度上的破釜沉舟，也得有农民兄弟在自身精神土壤上的一番深耕细作——即如何主要不是靠外部的关照，而是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去脱贫致富，或者说，我们怎样去尽快折腾自己？
胡平：走访摩罗没有任何准备，几乎一开口就扯上了“三农”问题。血管里淌出来的总是血，他是一位以深刻的忧患意识而著称的学者、作家，而且由于他在城里持有农民的眼光，在乡下却又被视作城里人的双重尴尬，他独到的经历与感受，让我听了心情颇不平静，相信读者们也有同感。
除了前面写下的，我还想说的是——
在摩罗的谈话里多次提到体制的原因。农民被中国的现行体制所排斥，当然是造成农村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当下要调动农民增收的主观能动性，最有效的路径肯定是制度变革，即把本来属于八亿农民的完整的人身自由、经营自由还给八亿农民。但我以为，至少在中国中部，“三农”问题又不仅仅出于体制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是要农民自己自觉，要敢于自己折腾自己。一旦农民敢于善于折腾自己了——华西村的农民便以自己市场经济丰厚的实践，为中国农民展示了未来农村的绮丽风景；温州的农民便可以把中国和地球当作自己的菜园子一样走来走去……这样的例子，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亦不胜枚举。
因此，我看“三农”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制度上的破釜沉舟，也得有农民兄弟在自身精神土壤上的一番深耕细作——即如何主要不是靠外部的关照，而是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去脱贫致富，或者说，我们怎样去尽快折腾自己？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1）
胡平：安徽，绝对是“人杰地灵，物华天宝”——
安徽是个政治家、军事家的多产省份，随手拈来名噪青史的就有：春秋时辅佐齐恒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管仲；战国时在项羽大帐羽扇纶巾、料事如神的范增；汉末三国纷争时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以及周瑜、鲁肃；宋代有名扬天下、节照千秋的包拯；元末明初安徽属地爆发了著名的红巾军起义，凤阳人朱元璋浑水摸鱼，剑走偏锋，终成明朝的开国皇帝；清朝咸丰年间，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皖系集团崛起，为首者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发动者之一，他为一个暮色重重的中华古国如何走上近代化的新途，可谓殚精竭虑，焚膏继晷；进入民国，“北洋三杰”的合肥人段祺瑞是皖系的重要人物；稍后，国民党方面重量级的有冯玉祥、张治中、卫立煌、孙立人等；共产党方面著名的有陈独秀、王稼祥、李克农，及陶勇、皮定钧、洪学智等数十位高级将领……梁启超曾说：“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文化、经济上，安徽亦是阔水深流，俊彩星驰。老子、庄子长期在北部涡河一带活动，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故乡。东汉末年，亳州出了“医圣华佗”。稍后，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史称“建安三曹”，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魏晋时，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竹林七贤”中，有皖人嵇康、刘伶。在清代，散文方面有桐城派，小说上有写了《儒林外史》的吴敬梓。入近代，胡适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大师级学者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其他卓杰人士还有张恨水、蒋光慈、吴组缃、朱光潜、陶行知、黄宾虹、吴作人、刘开渠、张曙、严凤英、舒绣文、邓稼先、杨振宁……由四大徽班进京而发展和完善的京剧被称为国剧，黄梅戏亦唱遍南北，享誉中国。内容宏富的徽州文化，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立，为当代中国三大地方显学之一。明清时，以祁门人马曰为首富的盐商，堆出了扬州的姹紫嫣红珠光宝气；绩溪人胡雪岩更是有名的“红顶商人”，他在杭州元宝街建豪宅的鼎盛时期，家产有4；000万白银，为清廷年收入的一半，可谓富可敌国。即使到了近代，安徽也时领风气之先，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舰船均在安庆问世……
当代安徽人亦有过江西人一样的焦灼，远的不说了，这20几年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由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发轫，那18枚殷红的指印至今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显示着当年鱼死网破的决心；创出“傻子瓜子”品牌的年广九堪称中国个私企业里最早吃螃蟹的人，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里对此有过评述；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菱”、“荣事达”等知名产品在全国市场广泛覆盖，安徽——一个“轻工大省”的美誉日渐鹊起……后来呢？敢为天下先的奋进精神似乎搁进冰柜里雪藏了，有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谓下，在华东地区就是福建和江西。20世纪90年代里，福建将安徽甩到了后面，垫底的惟有江西。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1年下半年始，在张道刚先生看来，“与安徽省情极为相似的江西，大有赶上甚至超过安徽之势……”
去合肥，我结识了道刚和他的同事孙东海。我以为他们是当今安徽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诚如道刚所说：“我们之所以有子规啼血般的焦灼与痛苦，是因为我们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又不仅仅是指他们的家乡，还指着给他们以激情与才智的祖国大地，近年来他们走北闯南，挥笔不倦：《山西突围》《湖南战略》《海南起伏》《解读江西》……他们从当今区域经济每每虎跃龙腾的版图上聆听当今时代的脚步声，并由此观照安徽的发展与进步。
安徽和江西是华东地区年人均GDP值没有超过1000美元的两个省份。
眼下，安徽周边省份可谓“亮点”闪烁，“高招”迭出，这更对安徽造成一种挤压。
与安徽同属东部内陆的邻省江西的快速起跳，足以让安徽警醒。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2）
张道刚（安徽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决策咨询》杂志记者）：2002年上半年，一则关于安徽职工工资收入全国最低的消息，并未引起安徽决策层太大的震动。但有一则来自邻省江西的消息，却让安徽的决策层委实焦虑不安：当年1月～8月，江西实际利用外资金额6。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倍。其中南昌实际利用外资2。4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倍。而安徽同期实际利用外资仅1。88亿美元，只是江西的28％。看来，江西提出在中部崛起的一系列政策效应开始显现。再从GDP增速来看，当年上半年，江西是9。6％，而安徽仅为8％，比江西低了1。6个百分点。
安徽与江西同属华东和中部地区，江西的崛起，对安徽来说意味着什么？相信每个安徽人都能掂出其中的分量。在20世纪80年代，就华东地区来说，安徽有福建和江西垫底，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后来福建把安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安徽还有江西垫底的自我陶醉。而现在，与安徽省情极为相似的江西，大有赶上甚至超过安徽之势，换句话说，若安徽再不出招，那么，在华东和中部地区垫底的只能是安徽。
令安徽人尴尬的远不止江西的崛起。如今，来自周边省份咄咄逼人的竞争压力，也同样使安徽的决策者乐观不起来。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1980年，全国人均GDP为460元，安徽是291元，比全国人均低169元；1985年，全国人均GDP为853元，安徽是646元，比全国人均低207元；1990年，全国人均GDP为1；634元，安徽是1；182元，比全国人均低452元；1995年，全国人均GDP为4；854元，安徽是3；357元，比全国人均低1；497元；2000年，全国人均GDP为7；081元，安徽是4；867元，比全国人均低2；214元；到了2001年，全国人均GDP为7；543元，安徽是5；221元，比全国低2；322元。也就是说，安徽与全国人均GDP距离在逐渐地拉大，绝对数的差距由169元扩大到2；322元。同时拉大的还有人均财政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年均纯收入。拿农民年均纯收入来看，1980年，安徽农民年均纯收入为185元，比全国低6元，而到2001年，安徽农民年均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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