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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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在历史上也曾风光过。这风光只是相对而言，与江西中古时期的辉煌是没得比的。　　　　
　　　　进入近代以后，湖南在中国中部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2）

　　　　江政华（湖南省委讲师团教学辅导处处长，副教授，硕士）：先秦时的楚国还比较强大，当然主要是长沙一带，其他地区还很落后，特别是湘西、湘南，历来被人们称为“蛮荒之地”，有“瘴疠之气”，是“武陵蛮”及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最近这些年湖南连续出土了许多竹简、木简，先是长沙出土的三国时的，后来是龙山出土的战国时的，内容都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法律、交通等多方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此外，还有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大发现，这一切可说明湖南在历史上也曾风光过。这风光只是相对而言，与江西中古时期的辉煌是没得比的。　　　　
　　　　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即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这几个条件不具备，那要发展就非常困难，甚至无从谈起。近代以前的湖南，情况就是这样，从“天时”上看，虽然南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湖南却游离在这个中心之外，其中心主要在江浙，首都就在临安（今杭州），以及与其毗邻的江西、安徽、福建等地区。所谓“苏湖熟，天下足”、“朝士多江西”、“无徽不成镇”等，湖南都不沾边，那时在朝廷的心目中，湖南没有什么地位。从“地利”上看，湖南在古代没有一点区位优势。当时由北向南有两条主要交通要道，一条经过江浙入闽，一条途径徽赣进粤，都绕开了湖南。湖南本身又地处中部内陆，没有直接的入海口，这样就更局限了湖南的经济发展。　　　　
　　　　从“人和”上看，一是古代湖南人才稀少，所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二十四史”中，有籍可考的人物共　5；783　名，属于湖南的只有　57　名，仅占其中　0。98％　；又如明代科举人物，湖南人中进士　427　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　1。9％，状元1名，在全部　89　名状元中，仅占　1。1％　。二是湖南人口稀少，特别是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两次改朝换代过程中发生的大战乱，更是导致人丁稀少，田地荒芜，这是历史上湖南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据历史资料及民间传说，元朝蒙古人对汉人的统治很严酷，别的不说，仅准许几家人合用一把菜刀就可见一斑。所以，汉人的反抗非常强烈，湖南地区亦然。后来红巾军在江淮流域起义，其中的陈友谅部队就主要活动在湖北、湖南一带，湖南有不少人参加了。以后陈友谅与朱元璋争天下，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激烈水战。有一次还打得朱元璋落荒而逃，被围困在康郎山，情况非常狼狈。军师刘伯温宽慰朱元璋说，这里有“糠”，那么“猪”就有活路。后来果然在山上挖到了粮食，大批人马转危为安。多年相争的结果以朱元璋的全面胜利而告终，朱元璋坐稳江山后却来报复曾经支持过陈友谅的湖南人。朱元璋曾派军队三剿湖南，其中一支是从新疆调来的军队。“文革”前，北京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据说就是这支军队的后人，他的籍贯是湖南桃源，却是维吾尔族。经过反复围剿，湖南人死的死，跑的跑，结果造成湖南人丁稀少，田地荒芜。据说那时候路上丢了钱袋，过几个时辰走原路回来，钱袋还依旧在那里；许多田地也因多年没人耕种，长起了合抱的大树……　　　　
　　　　进入近代以后，湖南在中国中部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区。我认为主要得益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移民因素。由于湖南开发较晚，从五代开始就有湖北、江西等省的移民陆续迁入湖南，宋元两代已成风气。三剿湖南之后一方土地总不能一直荒芜下去，官方的力量起作用了，明洪武时移民湖南达到高潮，移民主要来自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到清顺治、康熙至乾隆年间也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此后到湖南的移民潮逐渐趋于平缓。据统计分析，历史上迁入湖南的移民来自全国16个省市，其中来自江西的占64。5％，以江西人最多。如韶山地区主要的姓氏毛、罗、李、周、彭、庞、刘、苏等，都来自江西，邓中夏、胡耀邦等祖先也皆为江西人，这一切有史为证。我们桃源江家的祖先也是从江西移来，到我父亲这一代，还经常唱山歌：“我们从江西搬过来，传了十八代……”但我们不知道具体来自江西什么县，族谱上只写了来自“江西大叶（音）树土地”，可能是一个旁边有棵大树的土地庙。为什么不准写从江西何县何村来呢？当时是强迫移民，江西人不愿来，怕你们去寻根，不安心呆下去。　　　　
　　　　当时湖北、江西等省的开发比湖南早，来自于这些地区的移民素质比湖南土著人高，我们老家的房屋与当地土著的风格就不一样，有山墙，讲风水。前些年报道的湖南岳阳山区的张谷英村，也是明代江西一个姓张的风水先生建的，整个村呈八卦图形，很有意思。当地土著人一直发展缓慢，我们老家附近有个姓朱的土著村子，一两百年过去，还是二三十户，一百多人，而我们在桃源的江姓已经发展成三个大村落，有一两千人，大家彼此间时有走动。移民有较开阔的眼界和见识，有适应新环境的一技之长和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因此，大量移民迁入湖南不仅更新了湖南土著的族源和血源，提高了湖南的人口素质，而且促使湖南全省特别是洞庭湖区得到了空前的开发，省会长沙很快成为全国四大米市（另三个是无锡、芜湖、九江）之一，第二大城市湘潭到清雍正时呈现出一派“四方商贾辐辏，数里市镇，堆积货物”的繁荣景象，常德、岳阳、衡阳也成为南来北往的商业重镇。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3）

　　　　第二，区位与交通因素。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只开放广州为惟一的对外贸易港口，由一个名为十三行的机构主持外贸事务，于是广州成为中国茶叶、丝绸、瓷器出口西方，西方鸦片等商品进入中国的惟一窗口。湖南南连广东，经济贸易来往密切，这一重要的区位优势很快使湖南成为继江西之后第二个中外进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转地。历史已经证明，交通通讯在一个地区的开发开放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方面近代的湖南受益匪浅。1897年成立鄂湘轮船局，首开小火轮定期航行于湖南的长沙、湘潭、常德、岳阳以及湖北的沙市、汉口等城市之间，沟通了湘江、沅江流域与长江水系的联系，并开通了长沙至汉口的电报业务。1913年，湖南人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公路——长潭公路，使长沙、湘潭这两个当时湖南最大的城市之间除了有水路交通的便利外，又有了陆路交通的便利。再如，长2；298公里的京广铁路的开通，使湖南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强，不仅带来了交通枢纽株洲的兴起，而且像串糖葫芦一样，给湖南带来了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的繁荣。与此相反，江西则逐渐丧失了这种区位优势。　　　　
　　　　第三，文化因素。随着湖南的开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了一条更为重要的路线，湖南正好处于这条路线的折冲位置。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观念直接冲击湖南古老的思想文化传统，引起湖南人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乃至生活习惯的巨大转变。从此，有识之士遂大批走出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三次大交汇与大融合（洋务运动、戊戍维新和辛亥革命）中，湖南始终走在全国各省市前列，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有生气的省份，并对中国的全局影响至深至巨。　　　　
　　　　例如，湖南人魏源及其稍后的郭嵩焘等人首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把人们的目光从封闭狭小的天地引向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又如，湘军统帅曾国藩提出了“师夷智以制炮制船”的建议，全面、完整地表达了洋务派观点的思想，并与左宗棠一起，兴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军工企业，造轮船，制机器，开矿山，建立译书局，兴办新式学校，并选派幼童出国留学。再如，戊戍维新的主将谭嗣同极力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改革中国的各种制度，失败后他又慷慨就义，为中国改革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第四，人才因素。如果说“唯楚有材”并不符合古代湖南的历史实际，那么，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群雄并起的局面则完全证明了这一点。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领导组建同盟会，参加筹备会的成员共79人，其中湖南有20人，占四分之一强；同盟会最初两年有会员976人，其中湖南有158人，在各省中排列第一；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武昌起义，总司令和代总司令是湖南人黄兴和蒋翊武，之后湖南又是“首义之省”。再如，20世纪初，湖南人走向世界的数量之多，进出国门之频，均为各省之冠。根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共2；395人，其中湖南有373人，接近六分之一；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约1；600人，其中湖南省有346人，是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又再如，“五四”运动以后，湖南成了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涌现了像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一大批革命家；北伐战争时期，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湖南则既是广东的大后方，又是北伐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在330名黄埔名将中，湖南有81人，占24。5％。在1955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有68人，占26。8％。仅平江一县，在国共两党少将以上军官中就有1000多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基本条件对湖南的经济发展更为有利。　　　　
　　　　湖南最大的问题是一直把自己定位于农业大省……20世纪90年代又提出要成为农业强省，湖南的农业产值却从全国第三位掉到第八位，并没有搞上去。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4）

　　　　朱翔：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基本条件对湖南的经济发展更为有利，从1950年到1956年，是湖南致力于国民经济恢复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省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6。1％，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6％，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9。13亿元，新建工厂434个。这个时期不仅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效益也较好，国民经济主要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全省城乡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活泼的景象。　　　　　
　　　　从1956年到1966年，是湖南致力于全面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全省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59。9亿元，平均每年近6亿元，比前7年平均每年投资1。3亿元增长3。6倍。在苏联的早期对华援助项目中，湖南受益多个，有株洲车辆厂、湘潭钢铁厂等，为湖南的工业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在能源工业方面，新建了柘溪、岳阳、邵阳等电厂和涟邵煤矿，扩建了白沙煤矿；在钢铁工业方面，新建了涟源等钢铁厂；在冶金工业方面，扩建了锡矿山与水口山矿区，发展了铜、铅冶炼；在机电设备工业方面，开始了冶金采矿设备、发电机、电动机和电机车等产品的生产；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建立了一批农机厂，到1966年底，全省农机总动力发展到54。47万千瓦；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全省最大也最著名的引水灌溉工程——韶山灌区，于1965年开工。湖南的卷烟、食品工业都不错，国家在湖南批了8大卷烟厂，搞得较好的是长沙和常德卷烟厂，白沙烟、芙蓉王烟全国有名，现在卷烟算是湖南的一个支柱产业。可以说，湖南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但是，这个时期由于“左”的路线的错误影响，工作上也有严重失误。主要是不实事求是，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结果生产急剧下降，市场商品非常匮乏，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据统计，1961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35。6％，其中工业产值下降46。5％，农业产值下降15。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14。2％。经过3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关停并转了工业企业一万多家，压缩下放工人539万，调整了党在农村的政策，集中力量发展农业，到1965年，全省经济才渡过难关，重现新的生机。1965年与1962年比较，全省社会总产值增长41。6％；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9％。　　　　
　　　　从1966年到1976年，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与全国一样，湖南经济也受到极大破坏，到处停工停产，武斗成风，打砸抢盛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在这个时期，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努力，国民经济在部分年份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尤其是湘西北几个地、市利用国家大量投资进行“三线”建设的机会，争得了一些大中型建设项目，如枝（江）柳（州）铁路的开通等，为湘西北这一广袤的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湖南的经济发展情况还过得去，比周边一些省区发展的势头要快，特别是农业情况更好一些。就是在“文革”时期，湖南在全国的总产值还排在第8位，湖南的大米、腊肉、咸鱼源源不断运往广东，那时候的日子比广东好过多了，许多广东人来湖南买农副产品带回去。民间对此有一则笑话：湘粤两省边界有一座金鸡山，鸡头在湖南，鸡屁股在广东，人们说这是吃湖南人的米，蛋却生到广东人那里去了……　　　　
　　　　湖南最大的问题是一直把自己定位于农业大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