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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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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出来了很多人，一些人从里面搬出来后自己开专卖店或者开一个门市部，实行品牌经营战略，市场里面留着那个摊位也就是为了方便与老客户打交道。有的是出来办贸易公司，他们已从小摊贩变成贸易公司老板，和国内国外的客户广做贸易。还有一些人搬出来以后，到省外或者国外去开分市场。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在乌鲁木齐、兰州都有分市场，甚至在南非也有分市场了。这些都说明浙江的专业市场已经从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向现代组织形式转移，传统的交易方式在向现代的交易方式逐渐转移，不少地方已经进行电子商务，比方宁波余姚的化纤塑料、化工产品的一个市场，那里基本上是通过网上联系来做生意，它的价格已经成为国内同类化工产品价格的指示器 。还有一些市场做得非常专业化，专门卖一类商品……
但这还不是浙江几千个市场的普遍现象。此外，有一些市场已开始消亡，像永嘉桥头的钮扣市场，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钮扣市场，现在开始萎缩。永嘉桥头现在不靠这个市场，而主要是靠小工业，像生产和钮扣有关的、与服装配套的拉链等小产品。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向现代组织形式转移，这在浙江应该说是一个发展趋势，现在开始明显起来。
工业化的规律应该是农民变市民，而且是大量地变成市民。
乡村地区在向工业化转移的过程中，一些乡镇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有一些乡镇却又是不能丢的。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5）
周伟林：温州人的创造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中国最早的农民城就出现在温州龙港，最早对城市化进行探索的也是温州人。农民有钱了，是还当农民还是变成市民？工业化的规律应该是农民变市民，而且是大量地变成市民。
变市民有很多变法。比如像台湾，当时国民党到台湾以后，搞土地改革，就是把大量的土地包括地主的土地都分给农民，使每个农民拥有土地。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比如入股的方式、土地买卖的方式，使农民获得了第一笔资金，拿到这个资金以后农民可以投资，可以到城市里去发展。台湾是通过使农民有钱以后变成市民。但大陆很多土地不是农民的，是国有的，是集体所有的。龙港那个地方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做的，一开始就成立了“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你想成为龙港新城的市民，那你就自己掏钱进城办企业，不管多大的规模都可以成为市民。基础设施靠群众集资，一个平方米多少钱，每户人家都要出钱。这样的话就开始有市民社会，很多事情比如政府的规划、保安措施或者其他公共服务的提供，都跟投资人有关系，大抵由纳税人决定，所以它一开始就有了市民社会的雏形。原来许多人估计要把鳌江南岸一个荒凉的小渔村建设成如今这样占地5平方公里、各类企业达1300多家的新型城镇，至少得20年时间，但龙港只用了2年，被誉为“龙港速度”。这种城市的模式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前几年浙江省的很多地级市在某种程度上还赶不上县级市，因为县级市紧靠农民，在社会由农业快速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农民变成了市民，所以发展很快。现在这几年地级市也发展上去了，杭州、绍兴、宁波、嘉兴这些城市的发展都很快，而且用的很多钱也不是来自于国家，而是来自于民间。老百姓有钱了，就来城里买房，使自己变成了市民，这就是投资移民。为什么杭州的房价比上海的还高，主要就是因为温州人来这里买房子的多，据说他们带来在杭州购房产的钱达到了200亿。
温州人为什么要往杭州、上海移民呢？从县一级的角度讲，本县人的交易是在县城完成的，不同的县之间的交易是在地级市完成的，不同的省之间或者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交易是在区域中心或者省会这种大城市来完成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易则是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中心大城市完成的，这是从交易的半径、交易的内容来看的。为什么大城市具有这种集聚效应呢？比如，上海学钢琴的人就有十来万，有这么广大的群众基础，世界上任何一个钢琴演奏家来上海办音乐会都会有市场，都会有听众，而在一个县城里面就不可能有这个群体。大城市还有好的大学，会聚集很多有名的教授，有飞机场，有一流的实验设备，有强大的工业化设施，有大歌剧院，有许多优质的城市公共服务。不仅是在温州，浙江的许多年轻人都倾向到大城市里来，为的是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享受生活。
工业化时代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向城市集聚，这样一来乡镇就会衰弱。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区位优势，又没有产业依托、市场依托，它肯定会衰弱。比如美国的高速公路发展以后，它的乡镇就衰落了，只要设居民区、居民点就可以了，人们要买大件东西都到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地方去。浙江的许多乡村地区都逐步碰到向工业化转移的挑战，不管是居民的生活内容，还是人们的居住方式都会有挑战。
从浙江省来看，现在正在注意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开发这类地区。比如：开发桐乡的乌镇就比较成功，乌镇为古吴越交界处，唐时隶属苏州府，宋时曾归湖州，今属桐乡县，隶嘉兴。此地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巨擘茅盾的故里，名胜古迹甚多。那里一开始修复的时候，搞得商业气息很浓，现在尽量保持古朴的风情。开发的最高原则是“修旧如旧”，把很多管线如电线、污水管等等都埋在了街道下面。人们走进乌镇，一边在斑驳老墙之间的石板路上拾取种种传说，在袅袅的茶香里倾听橹声乃，但一边又可以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现在浙江许多乡村地区的开发也是这样。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城市的工业化生活使得许多城市都是“千城一面”，都是高楼大厦，人在里面呆久了就会厌烦。城市虽然有许多好处，但也有很多毛病，比如：噪音、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相互之间心灵的陌生化，这时候人再回到乡村古朴的环境里面就有一种亲近感。从内心审美机制来说，第一步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步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步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所以回过头去看，我们的乡村地区在向工业化转移的过程中，一些乡镇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有一些乡镇却又是不能丢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化、加入WTO以后，这时越是民族化的东西越有魅力，比如今年特别流行穿唐装，越是古典的东西越有价值，越表现出它的独特性。
浙江民间企业家的创新，不是来自于任何官方现成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所提供的成果。
浙江民间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起始阶段更像是某种历史的重演，是在沉寂30年以后的后续效应，只是到了后来才呈现出新的特点。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乃创造了一个名词——“父爱主义”。“父爱”多了，人们的精神体能很难不萎缩，相反的情况下，则肯定是如《红灯记》里所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6）
史晋川：浙江现代化进程启动以后，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一进程得以持续展开，是什么力量使浙江现代化成为可持续的发展过程？那就是民间企业家的创新。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浙江有效地保障了创新从而使创新成为现实的呢？有一点可以断定，浙江的民间企业家的创新不是来自于任何官方现成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所提供的成果。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浙江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公共知识，为这种创新提供了“道德支持”。“讲求实效，注重功利”是浙江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浙江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大多提出过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主张，形成了“义利并存”和“工商皆本”的精神遗产，其中南宋以后兴起于浙东的事功学派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其代表人物陈亮，特别提出商的重要性：“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一无相通。民病则求之于官，国病则资诸民。商藉农而立，农藉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龙川文集》卷十一《四弊》）事功学派对经商活动及追逐利润的肯定态度，解决了中国文化传统里义利项背的长时期的心理难题，这一点上位处浙东南的温州以及整个浙江，比其他省区领先一大步。
第二，江自古以来就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有着丰富的关于市场交易的知识。南宋时的温州，不仅有发达的手工业，还有繁荣的商业，“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因为商业的繁荣，北宋熙宁十年，永嘉县税场的商税就已高达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一贯六文，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在南宋的临安（今杭州），据《梦梁录》记载，已经出现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行、南猪行、北猪行、布行、蟹行、油酱行、青果团、柑子团等市场，“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如城南的吴山一带即是外地“江商海贾”的寄寓地。由此可见专业市场这样的制度安排早在宋代的浙江就已经出现，长期以来已经积淀为民间的习俗，现在并不需要从头构思。诸如此类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民间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起始阶段更像是某种历史的重演，是在沉寂30年以后的后续效应，只是到了后来才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三，浙江人的文化禀赋和智力水平极为有力地促进了创新，像均瑶集团包飞机航线的举动，不仅显示了胆略，更显示了智慧。据缪进鸿先生统计，江、浙、沪地区历史上出的人才，占了全国的68％强，其中历代杰出人才，江苏省最多，有484名。浙江省次之，为443人。安徽、福建、广东、湖南、江西、四川依次排列，均超过100人。近代中国名人有51％强分布在苏、浙、闽、粤四省，而江苏、浙江又处前列，这些文化名人掀起的经世思潮、维新思潮、洋务思潮、科技思潮、教育思潮、革命思潮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功不可没。再看浙江人发明了风味独特的霉干菜，此物的好处一是可贮藏，二是体积比较小，便于携带。比如说走街窜巷做小生意或者出去求学、打工的人，一般都很节省，带一大碗霉干菜就可以吃上十天半个月，带上一坛子更可以吃几个月，他们经常是靠这个下饭的。浙江人大抵就是用这种精神学徒，用这样的精神读书，有的甚至一直读到院士，东阳县被称之为“教授县”，有一户人家就出了三个洋博士，在钱塘大地流传有这方面很多动人的故事。在过去生活很苦的条件下，家里再苦都是希望孩子读书，人们常说“把千万家产移于后代，还不如移之于经”，这在浙江是有传统的，由此浙江的高考成绩历年来都是非常好的。
第四，创新活动中的执行能力，这是创新能否成为现实的决定因素。从头脑中的构思到现实的行为，要有果敢的举动和甘冒风险的勇气。这也是文化积累更为厚实的杭嘉湖地区的制度创新，反而不如在文化上稍逊一筹的温州的重要原因。有些事情想到了不去做，等于没有想到。而在某些情况下，勇敢地去做了，才能更多地去想。改革开放前，整个浙江虽然处于计划经济的边际地位，但终也逃脱不了它的辐射，由杭嘉湖平原地区到山岭纵横的温州地区，正是这辐射由较强到极弱的递减。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乃创造了一个名词——“父爱主义”，意思是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人们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无微不至”的包揽。“父爱”多了，人们的精神体能很难不萎缩，相反的情况，则肯定是如《红灯记》里所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第五，浙江人跨地区、省区、国家的流动，有利于创新活动的精神与物质资源的供给，特别是华侨多、分布区域广的特点，对创新是极为有利的。经济学家桑巴特曾分析欧洲历史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创业家群体发生机制时，曾指出异教徒、移民、受排斥的人最有可能成为创新者。他认为之所以犹太人中企业家比重特别高，就是因为这个民族同时具有以上三种角色。这观点虽不能照搬来分析浙江，但是其中的道理是适用的。
从1978年以来浙江现代化的区域推进模式来看，思想解放快、旧体制打破较早的地区，农村工业化起步早，发展快，其中以温州地区最有代表性，“温州模式”可谓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髓。浙江中部金华地区的东阳、义乌等地，绍兴地区等也属于此类。思想较为保守、对旧体制的依赖性较强的杭嘉湖地区和宁波地区，农村工业化要滞后一步。工业化的自然约束较严的浙西北、西南地区，工业化进程较为缓慢。因此从区域上看，温州和台州一带，由于体制创新活跃和原始积累完成较早，现代化发展的态势比较持续强劲，其体制的辐射力向周边地区扩散。另一方面，浙江中部东阳、义乌等经济活跃地区的辐射力向西南地区扩散。两者逐步连成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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