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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事-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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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3）
三是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注意培养造就一支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干部队伍，市委对过去的干部队伍结构作了很大的调整。我们公开宣称按照“四化”标准选人用人，要用“靠得住，有本事”的人。我是外来者，在南昌不认识任何人，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也不想在这里搞小团伙。南昌的事业是南昌人民的，光靠一两个人再苦再累也没有用，要靠千千万万有本事的干部来做，这些人要忠于人民、忠于江西、忠于事业，不是为自己的私利，不是为自己升官，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加快南昌发展的事业当中去。我在大会上多次讲，并不是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官的能力有多大，江西有4；300万人口，能力比我们大的人多着呢！历史的潮流把我们推到了这个岗位上，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要在这个岗位上有所建树。有本事的干部才能打开局面，政绩突出就是打开了局面，不用这样的干部还用什么干部？不管他们有没有资历，有没有关系背景，我们在南昌用了很多这样的干部。其实，南昌的一些干部年纪很轻，水平、能力不比苏南的干部差，像昌北、高新、南昌县开发区这么一两年就上来了。这次机构改革市委调整提拔了200多名干部，都是三四十岁的年轻干部，现在人才队伍全部接上来了，后面的步骤还会更快，要源源不断地培养后备人才队伍。现在还有200多个岗位空着。对1000多名年龄偏大的干部，采取了离岗退养的政策，他们都高高兴兴地退下去了，这个政策力度之大在全省所有城市中是仅有的。有了这样一批年轻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对经济工作比较熟悉的干部上来，一个地方怎么能不欣欣向荣？
我很想完成南昌人民留给我的那份“考卷”，很想在自己手里对南昌——这件我从政以来最重要的作品精雕细刻，让它憬然于世，光彩照人，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留给我在南昌的时间太少了……
江西人自己要认识江西人，江西的广大干部是很有能力、很有水平的，所有的变化都是江西人自己创造的，并不是靠几个外来的领导者，我们不过是担负着领导的责任……
从20世纪80年代在江阴开始，以及到南昌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我讲得最多的话就是“事在人为，负重奋进，以创造性工作快速发展”、“地不分南北，基础不论强弱，有志者事竟成”、“路是人走出来的，事业是人干出来的”，这些话可谓我思想的“主弦律”。说实在的，我很想完成南昌人民留给我的那份“考卷”，很想在自己手里对南昌这件我从政以来最重要的作品精雕细刻，让它憬然于世、光彩照人，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留给我在南昌的时间太少了……
从沿海发达地区来到江西，已经快两年了，南昌人民和无锡人民一样接受了我，认可了我。当初我离开江阴到无锡赴任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对我开玩笑说：“吴市长，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人大准备投票，不同意你辞职”。很多市民也给我送鲜花，就是不想让我走。我不在意有哪些官员来送我，但我很在意居委会的老大娘来送我。后来我离开无锡到南昌，这次调动也是突然宣布的，一宣布时就有很多人掉眼泪了……在南昌这两年，南昌市民自己出钱在电台为我和李市长点歌；退休职工在八一公园演出，自己掏钱买花请主持人转交给我，请我保重身体；开省党代会的时候，出租车司机问上车的九江人、赣州人是不是来开会的党代表，对方回答说“是”，司机说你们投票的时候一定要投吴书记的票……这些事让我很受感动。也让无锡来的客人很受感染，我来南昌半年之后，无锡柴油机厂的老总来南昌考察，看到南昌人民对我如此支持，宴会上他噙着泪光说没想到江西的老百姓这么淳朴、厚道，没想到你一个人不带秘书，不带干部，却在短期内打开了局面。无锡锅炉厂的老总听说一些情况后也专门飞到南昌来，给了我定点扶贫的一个村子70万元，帮助村里发展经济……这就是一个人为官从政的价值，要心中真正装着老百姓，全身心地去完成“三个代表”，而不是把它作为一句政治口号。
除了人民的厚爱，我还要感谢南昌市广大干部对我工作的支持。李豆罗同志总结的“白天加班加点，晚上工作到零点，节假日照常到点”，是这两年来南昌市委、市政府大多数干部的真实写照。有很多领导干部瘦了10多斤，有的人还得了很多病，像腰间盘突出等等，有的人发烧打着点滴还坚持工作……他们比我还辛苦。通过这两年的接触了解，我认为江西人自己要认识江西人，江西的广大干部是很有能力、很有水平的，所有的变化都是江西人自己创造的，并不是靠几个外来的领导者，我们不过是担负着领导的责任，通过正确决策，把上上下下的智慧和资源集聚起来，把全省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瞄着一个正确的目标去进取。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4）
胡平： 因为你的厂长出身及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丰富经验，在企业经营、开拓市场及一个城市的发展、管理上，你很有眼光、有主见；又因为你来自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在经济欠发达的南昌的许多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把自己过去做过的又做了一遍。你给人以轻车熟路、举重若轻的印象，不仅是南昌的许多百姓、干部，也许还有一些外地的记者，都对你刮目相看。我想，这固然会为你带来成就感，但同时也意味着压力在一个各方面起点较低、但人们改变自己落后的生存面貌的心情又迫切的情况下，你的所思所言所行，怎样去经受历史的考验？
不管压力有多大，我们始终要有清醒地认识，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越是快速发展越要求真务实。
吴新雄：企业和企业之间有竞争，城市和城市之间同样有竞争，这种竞争首先体现在一个地方的领导团队的决策水平、抱负、追求和素质上，往往一个重大决策失之毫厘，对这个地方的发展就差之千里。一个现代社会领导者要具备三方面的能力，一是对问题的决断能力，把握事物的发展才有决策的超前性，抓住内在本质才有决策的科学性，突出重点环节才有工作的实效性，建立目标管理才有工作的考核性；二是对重点、难点的突破能力，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碰到很多棘手的难题，领导者不仅要身体力行动手解决，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要敢于承担责任和风险，这才是对事业更大的奉献。如果看到有风险和责任就回避，那解决不了难题；三是要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把全社会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集聚于一个目标和方向。如果领导者光凭个人的能力和见解，只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事情早晚要砸锅。如果领导者深知民主不但是对个人素质与作风的要求，更是对体制与机制的要求，这个地方必然搞得生气勃勃。
南昌人民希望加快发展，希望尽快改变面貌，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和期望越高，我们感到的压力就越重，当然我们也希望尽快赶上去。但不管压力有多大，我们始终要有清醒地认识，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越是快速发展越要求真务实，每一条政策、每一个措施、每一个数据都不能有水分，有水分导致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点我是始终坚持的。那么如何防止下面掺水分呢？一般来说自己要深入实际，不能光听汇报，在会上听来听去是不行的，比如说招商引资，我既要看数字，还要到现场去看，哪些工程在做？哪些项目在投产？哪些税收交了？用电量是否上去了？这些东西是实打实的。在苏南我们就是这样防止泡沫、挤去水分的，在考核经济发展时早就不看GDP值了，第一看工业开票收入，这肯定有税收的，没有人可以做假。第二看用电量的增长，经济发展了用电量肯定增长；第三是看财政收入，这都是没法掺假的。
胡平：现在中国省部一级的领导中，有不少是“老三届”，即“文革”前夕正读初中、高中的中学生；或者说，所谓“老三届”，大抵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饿过肚子，1966年夏秋在天安门广场拍过巴掌、喊哑了嗓子的一代人。但更大量的“老三届”人，现在成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困难群体。我看你也是这一代人，还有这代人的代际意识吗？
我们各级领导一定要抓住发展不放松，把大家的思想和能力全都聚焦在发展上，这才是对包括“老三届”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的最重要的关心，若没有发展其他的关心只能是杯水车薪。
吴新雄： 我正好是“老三届”，初中一毕业就碰到了“文革”，孟书记也是“老三届”，现在我们都会想起“老三届”当年的一幕一幕青春岁月。现在虽然和他们的联系并不多，但我注意到建国后的每次运动他们几乎都赶上了，对过去极左政治和计划经济的错误后果，“老三届”确实承担了很多，相比之下，改革开放20多年带来的很多好处，他们却分享得不多。比如过去上山下乡主体是“老三届”；现在企业改革、下岗分流又轮到了“老三届”，很多“50对象”是“老三届”，他们现在都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很重。计划生育也是从“老三届”开始的……应该说，这一代人是吃苦的一代人，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一代人，属于比较特殊的群体。
作为这代人中的一分子，我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我对他们满怀同情。我一向以为各级领导应该更多地关心他们，一是要更多地关照他们再就业，因为他们都是50岁上下了，和年轻人竞争岗位没有了优势，所以党政机关的保洁、保养岗位要更多地考虑他们。二是对他们中特殊困难的家庭要体现社会的温暖，他们的年收入一般很少，住房条件不好，买不起商品房，政府要适当发展经济适用房，当然这一点不光是针对“老三届”的。说到底还是要加快发展。不管是对“老三届”也好，对其他弱势群体也好，最终让大家普遍感到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靠发展，所以要抓紧时间发展，拼命地发展，而且发展还不能用常规的办法发展，人家花十分力气，我们要花一百二十分的力气。如果我们的实力雄厚了，那么，最低保障、公益事业等问题都可以比较好地解决。有些问题不能简单地推向市场，政府该照顾的还是要照顾。所以我们各级领导一定要抓住发展不放松，把大家的思想和能力全都聚焦在发展上，这才是对包括“老三届”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的最重要的关心，若没有发展，其他的关心只能是杯水车薪。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5）
胡平： 我听你夫人曾经说起，你好不容易回无锡休息几天，坐在家里沙发上都心不在焉，一天到晚没有几句话，不知你在琢磨什么。吴书记，你能不能谈点个人和家庭情况？
母亲勤劳一世，俭朴一生，为孩子们操碎了心，1977年就去世了，没有看到我当市长。父亲也吃了一辈子苦，1992年去世，他看到我当了官却看不到我对家里有什么照顾，父母亲只要求儿子把工作干得更好。
吴新雄： 小时候家里比较苦，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子女多，共有七兄妹，我排行老六，最小的是一个妹妹。父母把我们七兄妹带大确实很不容易，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大姐连初中都没有上就帮助家里纺纱织布，后面几个小孩都念到了书。我作为最小的男孩子，家里自然很宝贝，没有下过乡，最小的妹妹倒是下了乡。可我也吃过很多苦，三年“困难”时期，我十三四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老是吃不饱，每天在居委会的公共食堂吃6两米饭，菜里不见一点油，那时家家户户不让开灶，回家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在学生时代我一直要求自己成绩要好，功课要好。初中毕业以后我分到工厂当工人，每天不声不响埋头工作，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将那点微薄的工资交到母亲手里。后来仅初中文凭的我，却被挑去江阴很有名的南清中学当教师，教了两年初中班的物理，现在这所中学是国家重点高中。后来又送我到南京化工学院上学，学的是基本有机合成。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有人鼓动“停课闹革命”，去造反，当时我是班长，我说都不准去，全班同学坚持读书上课。3年零8个月后毕业，分配工作我没有找后门，当时也不懂什么是后门，结果把我分到了江阴县化肥厂，当了车间技术员。干了不到两年，调到技术科负责工作，不久又当厂长。35岁时入政界，1983年底起先后任江阴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副书记、市长，1992年起先后任无锡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长。
除了大学期间系统地学习过，后来大多是一些短期培训。但在无锡当市长时，我读了美国蒙东娜大学与上海国际金融学院合办的MBA，每周上课的日子晚上6：00从无锡开车到上海，7：30上课上到9：30，然后又开车回无锡，整整坚持学习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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