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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事-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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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一个官本位的时代，官员领导一切，秦始皇甚至以吏为师。我以为可用“风尚所至，贤者难免”来概括这种现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脱离这种风气，在这样一种官本位的风气之下，读书人进入官场是一条普遍的道路，可以说中国所有的读书人都想进入官场。如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没有得到理睬，之后才起来闹革命。洪秀全没有考上秀才，所以砸掉孔夫子的牌位，以宗教的形式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只不过有的走上了官场，有的走不上，走上了官场之后又有成功与不成功的区别。
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当然也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一本书《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其中谈到德国、法国、中国、俄罗斯等几个国家对官员都是实行低薪制，因为这些国家当时没有建立个人所得税体系，国家税收少，发给官员的薪水自然也少。为解决低薪制问题，俄罗斯是赐给官员大片的庄园，因为该国地广人稀。中国在两宋以前也这样做过。但到了宋明清以后，人多田少，没办法再这么干。此后的中国和法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默认官员的受贿和贪污，他指出，国民党时代有实权的官员的实际收入相当于公开收入的4至19倍，甚至最高的可能达到36倍。那些权力不大、不太会弄钱的，或者不忍心吸取民脂民膏的可能在4倍左右，而那些昧着良心干的厉害角色可能达到36倍。
这里还有一些数字可以说明问题，明朝和清朝都是实行官员低俸制，以知县为例，明朝知县一年的俸禄是39两白银，清知县一年的俸禄是39～40两白银。而且这些年薪还不一定能发给现金，也难按时得到，中央政府往往通过折算成稻米的办法来支付，有时甚至把其他国家进贡的苏木、香料、胡椒折合为年薪，这些东西既不能吃又不能穿，官员只好拿去卖掉，换钱养家糊口。像永丰县有一个很有名的进士叫罗伦，他中了状元以后，上书抨击大学士，结果被贬到福建当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明朝只有三个海关，一在浙江宁波，只接待日本客商，而且限制进出口的数量；二在广州，所有南洋和西洋的客商都到这里缴税，这里的市舶司自然有钱。三在福建泉州，只接待琉球客商，就是现在的台湾，此地的海关很少有人来。所以罗伦只好上街卖字画以养家糊口，可见当时官员的工资低到了何种程度。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实行养廉银制度以后，官俸才有大幅度提高，一个知县的年薪达到600～1200两白银，比过去多了15～20倍，我们可以折算一下，雍正年间，江西的大米是七八钱银子一斤，600两白银可以折算成800石大米左右，一石大米是120斤，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年薪是10万块钱。但需指出的是，这个养廉银里面包括对皇帝的进贡和官场来往的接待费用。我在省政协会议上也建议对官员实行经费包干制，把交通、接待费等费用全部打进工资里。譬如我到香港去讲学，接待我的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他月薪16万港币，内含接待费6万港币，学校根本不管派车、请客一类的事情，也无需发票报销，所有的接待事项都是他自己负责，由他发给我车马费、劳务费。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
金庸在《鹿鼎记》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千里做官只为财”。我曾经看过一份材料，写道：有一个文人借了2；000两白银谋得一个知县，当了知县以后，他就问手下的小吏，这个官应该怎么做？小吏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于是回答说：“一年清，二年浊，三年贪”，意思是说第一年要做清官，第二年开始混混浊浊，第三年便彻头彻尾做贪官。没想到这个家伙听到这种回答以后很失望，认为这个速度太慢了，于是第一年就开始伸手，结果被抓住革了职，借的钱也无法偿还，被老婆骂得要命。
我读《王阳明全集》的时候，其中有一篇文章，写一个书生吏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仆人，千里迢迢远赴贵州做一个小官，到任以后心情非常愁苦。结果第二天儿子死了，第三天仆人死了，再过一天自己也死了。王阳明为他写了一篇祭文，其中写道：你为什么千里迢迢来贵州？如果你在家乡种几亩薄地不照样可以维持生计吗？你来贵州不就是为了发财吗？你既然来了就要高高兴兴，不能这么愁苦满怀，而你这么百般愁苦，我就断定你活不长。王阳明这个说法还不如金庸一语中的，他认为种地也照样可以维持生计，但他没有想到种地和做官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后者处在社会的上层，发财是地位的伴生物，农民处在社会下层，种地必然与发财无缘。
湘潭县有一句民谣，叫做“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意思一样。湘潭县当时是属于壮县，就像现在一些民营企业发达、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县一样，在这样的地方做官，不贪不滥一年也有三万。还有一句官谚：“命运低，得三西”，意思即官运比较差的人，往往派到山西、陕西、江西三个地方去当官。山西、陕西是因为自然条件、生存条件不好，比较贫苦，油水不多。江西则是因为讼风特别厉害，告官的人多，当官不容易。
江西的官本位发达与江西的经济有关，与本土一定程度的闭塞也有关系。
江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地方与中部许多地方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有人曾问我江西怎么样，我说江西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自然条件还可以，物产还过得去，一般饿不死人，通过自己一年的辛苦劳动，可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愿意出去的老百姓不多。而且，江西这块地方一般远离战争，除了近代有几次战争在江西境内，古代几乎没有什么大战在江西发生，这就使得中原地区和淮河两岸一有战事发生，大量的读书人和有声望的家族都迁到江西来避难。江西离政治中心不远也不近，进退方便，江西的大家族都是那时候移民过来的。于是江西人历史上给外地人以凝重之感，如浙江人所说——江西人有愁苦之思。江西也有不好的方面，混饱肚子容易，但在这块土地上发不了大财，做大生意的江西人一般都去了外面。
明朝有一个著名学者王士性写了一本书叫《广志绎》，介绍各地的风俗，其中谈到河南，说当地老百姓生活困窘，反正无法积累财富，所以有一个吃一个。宋朝王安石变法搞“青苗法”时，苏东坡路经河南，亦记下当地老百姓每当发青苗钱就像过节，他们一年辛苦到头却喝不到一餐酒，吃不到一顿肉，所以政府一放贷款，他们立即借钱，借到了钱先吃一餐再说，一到这时候，镇上所有的酒馆都爆满。等到官府要他们还钱时，他们却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但是江西人一般不这样。据王士性等学者介绍，江西人一到丰收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的坛坛罐罐全部存上稻米，冬闲时男人又出去做小生意，女人留在家里养猪织布。江西人会扳着指头盘算怎么过日子，对自己的劳动果实看得很重，转而对自己的名誉、名声都非常看重，容易使外地人对江西人产生一种斤斤计较的印象。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3）
胡平：若说赣人满足于“薯丝饭，谷壳火，神仙不如我”的小农经济的日子，那也是因为“地产窄而生齿繁”的环境使然。关于赣地民俗的俭朴，时有记载：民间岁时之宴酒菜不多，“杯饮豆肉”，众多的食客却可以吃得很执著，很绵长，“日暮尽欢乃散”。无论大人、孩子，有一身体面的衣服、一双好点的鞋子殊为不易，亲朋间往来走动，孩子去上学，一般都是等进门前才穿上……
方志远：我感觉这种盘算过日子的习惯与江西人好争是非、论曲直的特点的确有某种联系。《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写道，西门庆宴请蔡御史和宋御史，花了1；000多两银子准备了一桌饭，但宋御史只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既不肯吃饭也不肯收礼物。等他走后，西门庆对蔡御史说，这个人肯定是江西人，为人有些蹊跷（就是作怪、古怪的意思）。蔡御史回答，此人虽然是南昌人，但并不很蹊跷。由此可见作者对江西人的看法。另外一本书写得也颇有意思，就是明朝的沈德符写的《万历野坡篇》，他写到有朋友请他到北京听口技，口技表演者用口技演绎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卖姜的客商与店铺的老板娘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后来奸情暴露了，兵马司与巡城御史一道来处理这个案子。口技者是用京语（北京口音）学店铺老板，用徽语（安徽口音）学卖姜的客商，用闽语（福建口音）学巡城兵马司（相对于现在的特巡警支队长），巡城御史则是用江西口音学的。这实际上表现了当时职业的地域特点，那时候经商最著名的是徽商，当地老板肯定是用北京口音，兵马司也需要进士出身。当时考科举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是江西、浙江、福建三省，连口技者都知道江西的进士特别多，所有的御史都必须是进士出身，所以用江西口音表现御史。这就像现在的笑星演小品，表演老板一般是用广东口音，表演打工仔、打工妹一般用四川口音，表演缺乏阳刚之气的男人一般用上海口音，表演豪爽之士一般用东北口音。
江西的官本位发达与江西的经济有关，历史上江西虽然有很多人经商，但从来没有形成消费中心，因为大家来钱都非常不容易。另外从两宋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很快，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非常大。明朝景泰六年泰和人陈循，上奏书给当时的明景帝，说天下读书以江浙闽三省为盛，江浙闽三省以江西为盛，江西又以吉安为盛。为什么江西读书之风这么盛？就因为江西人多田少，许多家庭务农无田，经商无钱，做手工业则有耻于门第，所以子弟要读书，要考科举，以图发迹。我曾说，江西人现在的高考与过去的科举，实际上都是一种体面地脱贫，过去一旦有子弟读书做官成功了，弄一个知府干一干，不但全家都可以跟着脱贫，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下成了当地谁也不敢欺负的望族。现在一旦有子女考上清华、北大，日后又去美国留学，几年过后，满脸沧桑的父母不是去了深圳、上海含饴弄孙，就是持着绿卡在加州的阳光下悠哉悠哉……
江西官本位意识的浓重与本土一定程度的闭塞也有关系。中原地区老是发生战乱，而且开发过度，社会动荡，百姓生活艰难，很难形成读书的风气。江西则从来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除非是半壁江山的短命王朝，江西曾经靠近过政治中心，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在杭州，但离江西还是有一定距离。明朝的政治中心曾一度在南京，沿长江离江西的水路不远，但总共才53年的时间，后来迁去北京，离江西又远了。江西也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闭塞，赣江也曾经是黄金水道，但战乱相对较少，商品经济不是十分发达，人民为了体面地脱贫必须要读书，只有读书才有出路，所以导致江西读书的人特别多，科举特别盛。
江西人在官本位文化里也充分尝到了甜头。江西的读书人更是从官本位中获益多多。
明朝老百姓的户口大概分这么几种，一是民籍，包括种田的、读书的、占卜算卦等等；二是军籍，明朝当兵是世袭的，如果你这户人家入了军籍，那就是世代当兵；三是匠籍，主要是手工业者；四是灶籍，是专门产盐的。根据我们统计的数字，整个明朝江西出了2；690多个进士，这还不包括军籍，只是统计了民籍。江西在明朝出的进士仅次于浙江（2；900多人）和南直隶省（包括今江苏和安徽两省，共3；400多人）。明朝前半期，江西考取的进士是全国第一。
江西人在官本位文化里也充分尝到了甜头。明朝有很多江西人当官，当时有一句话叫“朝仕半江西”。开始，有解缙、胡广，这都是吉水人，是永乐时期掌权的。接下来是杨士奇、陈循，这都是泰和人，他们在伦宗、宣宗、英宗、景泰帝时期一直掌权，再往后是彭时（安福人）、费宏（铅山人）、夏言（贵溪人）、严嵩（宜丰人），他们都是内阁官员，而且都担任首辅的角色，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江西帮”主持朝政，前后大概有一个半世纪。从严嵩下台以后就开始弱下来，江西人全面退出中央决策圈。
沈德符曾经谈到明朝有三次挖金的高潮，第一次是在永乐时期，是胡广执政；第二次是在成化时期，是彭时执政；第三次是在万历时期，是新建的张相（张四维）执政，但此人当首辅的时间很短。这三个人执政的时候，为了“惠泽乡人”，起码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江西人到处挖矿，尤其在西南地区挖得相当厉害。有一个院士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写了一个跋，其中指出宋应星为什么在书中对当时采矿业能如此了解，皆因当时中国的矿业大都“操持于先生乡人之手”，即由江西人把持。
从江西商人来讲，也分享到了官本位带来的好处，可以说随着明朝的统一大军打到哪里，江西商人就出现在哪里，只要哪里有江西人做官，江西商人在哪里就能如鱼入水，为此，宋明时期江西商风大盛，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很是活跃。在没有设巡抚之前，明朝一个省的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后来设了巡抚，布政使则变成专门管一个省的财政的财政厅长。明朝宣德十年，河南省的布政使向朝廷打报告，要求驱逐所有在河南的江西人，理由就是说江西人在那里放债。江西人在云南经商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个对江西人有意见的官员王士性，前面说过他还是个学者。在他看来在此地经商的抚州人老是打一些莫名其妙的官司，让他头痛不已，以后他凡是碰到江西人的官司一概不予受理。
另外，河南还有一位著名的大学士李贤，他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散文叫《吾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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