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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事-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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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勇，只会连打哈欠。道光帝看奏后大为震怒，立即将李鸿宾革职查办，并流放乌鲁木齐。两年后，李鸿宾才予以释还，并给了他一个翰林院编修的头衔，一直在家赋闲。道光二十年（1841年），李鸿宾病死在北京。
我们是在研究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注意到这个人的，李鸿宾的贪婪，胆大妄为，欺上瞒下以及能颠倒黑白的嘴上功夫，使得历史无法绕开他，《清史稿》中多有他的记载，后来我们一详查才知道他是江西德化人。用现在的话来讲，广州当时是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李鸿宾身为两广总督，本来应该有所作为，结果却在历史的演进中扮演了一个为后人所不齿的角色。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光荣与耻辱（3）
再说黄爵滋。
黄爵滋，字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1824年）进士，选庶吉士（取得进士资格后，选拔其中一些有才气的年轻者在翰林院继续学习，即为庶吉士。三年后散馆，二甲进士做编修，三甲进士任检讨，其他的则分到六部做主事）授以编修之职，后升任御史、给事中。当时以直谏闻名于朝廷，他只要看到有违朝纲之事，立即上奏参劾，从不避，而且所奏之事多被采纳。道光十五年（1836年），特提升其为鸿胪寺卿。
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在与外国的贸易中始终保持顺差。以中英贸易为例，1827年以前，英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如刀和钟表），由中国输往英国的则以茶叶为大宗，其次是生丝、土布、陶瓷、糖、樟脑、大黄、水银等。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来的商品有一种顽强的抵抗力，所以英国的纺织品在中国不能畅销。而英国却必须购买中国著名的茶叶、生丝和陶瓷。这样，中国对英贸易每年都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优势。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英国人使用了最损的一招，他们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换来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叶、生丝等输往英国，英国人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
由于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中国却相反，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1820～1840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在1亿两左右，相当于银币流通量的五分之一。由鸦片大量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已开始扰乱清王朝的国库和货币的流通，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的泛滥极大地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使中华民族面临灭种的危险。
从道光十六年（1836年）起，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场禁烟与弛禁的激烈争论。
弛禁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他们竭力反对禁烟。弛禁派的吹鼓手、太常寺卿许乃济甚至上奏道光皇帝，鼓吹鸦片无害论，说如果要禁也只须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民间贩卖、吸食可以“一概勿论”。
道光十八年闰4月初3（1838年6月2日），黄爵滋针对鸦片弛禁派的观点，上奏了著名的《清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卮：古代盛酒的器皿。）他在折中惊呼：“从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他提出要肃清鸦片，必“先重治吸食者”。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1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则处以死刑，官吏则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在黄爵滋之前，主张严禁者都着眼于堵塞贩卖渠道。道光的禁烟令中也未涉及过吸食者，有人认为这与道光本人曾吸食鸦片有关。黄爵滋是第一个建议“重治吸食”的，他指出：“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
道光帝读了黄爵滋这道奏折，深为激动，立即谕令内阁，要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接到刑部公文后，他立即对黄爵滋的奏折加以研究，不禁拍案叫绝，过去从来没有人敢提出吸烟者死罪，唯独此奏毅然上陈。林则徐完全同意黄爵滋提出的“重治吸食”，并亲自拟定《筹议严禁鸦片章程》：1、责成地方彻底收缴烟具；2、以一年为限，劝令吸食者自新；3、重治开馆、贩卖及制造烟具者，限期自首；4、以过去从宽现在从严为原则，给予官吏失察处分；5、令地保、牌头、甲长搜查烟土、烟具、烟膏；6、用“熬审”的方法审断鸦片吸食者。
这道奏折送出之后，林则徐知道等朝廷议决尚需时日，便在与湖南巡抚钱宝琛、湖北巡抚张岳崧商量后，一面逮捕开馆、贩卖者，一面发布禁烟告示，配制、分发戒烟药丸，并设置一个类似禁烟局的机构，专门负责收缴烟枪、烟斗等吸食工具。经过两个月的查禁，仅汉阳县就抓获贩烟者多人，缴获烟膏12；000余两；汉阳、江夏两县收缴烟枪1；264支。林则徐下令将这批烟枪在武昌校场当众焚毁，并把销毁的余膏残沥，拌以桐油，再行烧透，最后又把余灰投入江心。后来武昌、汉口两局又继缴烟枪700多支，湖南省也收缴2；300多支。9月20日，林则徐向朝廷奏报湖广查禁鸦片情况时说：“民情并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涣弛。”
不久，各地将军、督抚对黄爵滋奏折的意见陆续反馈到朝廷，共29件，其中大部分同意漏银在于鸦片的看法，但对“先重治吸食者”这一点，反对的有21件，同意的仅林则徐等8人。道光帝权衡利弊，还是下决心禁烟。9月7日降旨把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的吸食官吏革职，把烟贩子交刑部审讯；9日谕令邓廷桢整饬广东的地方部队，惩治吸食的官兵；16日令琦善查拿天津夹带鸦片的洋船铺户；10月5日奖励收缴烟具有功的汉阳知县郭觐辰；25日太监李秋澄吸食鸦片，被揭发出来，谕令枷号两个月，刑满后发往黑龙江给兵丁为奴，遇赦不赦。又向常躲在尼姑庵里偷吸鸦片的两个皇亲国戚开刀，一革去王爵，一革去公爵；28日以“冒昧读陈、殊属纰缪”为由，将弛禁派的主将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令其退休回家。
林则徐鉴于朝廷中弛禁派势力仍然很大，担心道光帝举棋不定，又于10月初再次上了一道密折，即《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鸦片》，请道光帝以社稷为重，下决心严禁鸦片。在这道奏折中，林则徐写下了直逼国家民族存亡的著名警句：“当鸦片未盛行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弊辜。迨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其意思是如果不切实禁烟，长此下去，几十年后，军队就会衰弱，国库就会空虚，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国家无可以充饷之银。
同年11月9日，道光帝接到林则徐的密折，读后不禁惊出一身冷汗，相信林则徐所言决非危言耸听，还在这些警句下用朱笔画了一连串的圈。9月23日，道光帝召林则徐入京，并8次单独与他密谈，商议禁烟方略。11月15日，道光帝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令其驰驿前往广东，查办禁烟事务。
“禁烟之议，实爵滋发之”，黄爵滋因此成为同林则徐齐名的人物。
次年三月他升任大理寺少卿，六月，道光帝召见于勤政殿，赞其禁烟疏：“汝所奏严禁鸦片，看似骇人听闻，实是宽猛相济，所谓火烈民畏也。非痛发其端，谁肯如此说话”，勉励遇事仍要尽言。又命为江南乡试主考官，补受礼部右侍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起，黄爵滋受命驰往闽浙沿海一带，勘查水师，视察海防，讲解战守方略。他把闽省海防提到与粤省海防同等重要地位。提出“闽浙总督暂驻泉州”，此议确定了闽海防的战略地位。
当时福建水师有战船二百余艘，因年久失修，“风干日炙，敝坏居多”。原来规定有一套维修办法，但文官借包工之机贪污舞弊，武官也要求分沾，于是文武各官共分赃款，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海防建设。黄爵滋秉公执法，进行了严肃处理，追回赃款，落实了修船计划，又在沿海添设炮台，加强了福建的海防建设。此外，黄爵滋很注重调查研究，他认为过去绘制的地图，错误太多，很不可靠，于是通过历次出使的机会，调查了从山海关到福建沿海一带的形势，重绘成《海疆全图》上下两册，进呈给道光帝，作为了解沿海形势的依据。
道光二十年，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广州、浙江战役失败，穆彰阿等主和派把责任推到林则徐等禁烟派身上，称“开兵衅”是他们禁烟处置不当而引发的。9月，道光帝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派遣琦善为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11月初，琦善抵达广州，与奉派到浙江前线查办“夷务”也是钦差大臣的伊里布，一唱一和，互相勾结，主张对敌妥协退让。黄爵滋对此极为不满，坚决主张必须抵抗侵略，加强海防，他亲到浙江沿海前线，进行调查，11月16日，他与祁隽藻联名上奏，痛陈英军在定海一带的暴行，认为“浙江乃闽、粤之腹心，与江苏为唇齿”，地位极为重要，务必认真设防。这时伊里布已与英军擅自订下定海休战条约，他们揭露伊里布与琦善相呼应，对英国侵略者存在幻想，准备退兵撤防的种种情形，请求道光帝饬谕伊里布“深思远计”，“不可偏听琦善，信敌必退”。回京以后，他又“极言英人劳师袭远不足虑，宜竞与绝市，募兵节饷，为持久计”。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黄爵滋因户部银库案被牵连遭褫职责赔。后以员外郎候补。晚年家居不出，咸丰三年（1853年）5月，因病卒于北京，享年61岁。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光荣与耻辱（4）
与拼死救国的前者比较，此公则是典型的弄权误国之徒了——
陈孚恩，字子鹤，江西新城（今黎川）人。道光五年拔贡，授吏部七品小京官，升主事后补充为军机章京，累迁郎中。由于这个人善于察颜观色，且会曲意逢迎，很受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的器重，仕途顺畅，官至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又升为仓场侍郎，均为“副部级”干部。道光二十七年（1848年）调署兵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期间，他与另一“副部级”大员赴山东查办巡抚崇恩贪污、赎职，尊旨将其罢免，并暂代一段山东巡抚。在回京时面见道光帝时说，自己在山东当巡抚时不接受公费招待，而且不花公费。道光帝听了很高兴，特赏其加头品顶带、紫禁城骑马待遇，并赐匾额“清正良臣”。
穆彰阿为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1806年）进士，很受道光帝信任，曾任军机大臣20余年，还是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当代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是：包庇鸦片走私商和受贿的官吏，阻挠禁烟，鸦片战争中卖国求荣，对力主禁止鸦片和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林则徐、邓廷桢等进行诬陷，支持琦善对英军求和，又支持耆英与英、法、美签订不平等条约。《清史稿》上也评论说：“穆彰阿当国，主议和，为海内所丛诟”。穆彰阿亦有聪明之处，他不像今日的一些腐败官员，贪权而不贪财，而且对确有才学的人多有施舍，着意培植。由于穆彰阿多次主持乡试，而且身为主考官，依附他的人很多，久而久之形成了“穆党”。
陈孚恩是怎样攀上穆彰阿的呢？道光二十二年7月24日（1842年8月29日），清廷在南京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也称《江宁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议和的消息引起主战派的强烈不满，另一位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每逢上朝时，就与穆彰阿争论，予以痛斥，责备其谬议误国，并为林则徐打抱不平，鸣冤申屈。王鼎，字定九，陕西蒲城人，嘉庆元年进士。少年时家庭贫穷，但学习很努力，推尚气节。穆彰阿知道王鼎的秉性，只要一听到他的斥责声，便作出大度的样子，笑一笑避开。有一次，两人同时被道光帝召见，王鼎在殿上又责骂穆彰阿是秦桧、严嵩，穆彰阿则保持沉默，不与争辨。道光帝心里知道王鼎骂的是穆彰阿，怨气却是冲着自己来的，但又不好发作，只是笑着说：“你醉了”，命太监把他扶出去。次日，王鼎又在大殿上苦谏，道光帝动怒，拂袖而起，王鼎急忙拉着道光帝的衣裾陈说，道光帝仍然不理。下朝回家后，王鼎越想越气，越思越悲，叫下人伺候笔墨，挥笔疾书，写下了一本长长的奏折，小心封好，紧揣在怀里，当晚自缢身亡，以死进谏。
按大清律例，朝中大臣自缢，必先奏报皇上，吏部、刑部派员验视之后，家人才能移动尸身。王鼎家人尚未来得及奏报，暗藏心机的军机章京（军机处文字官员）陈孚恩已闻讯抢先赶到，他命人将王鼎遗体解下，搜检衣带，得到遗书，才大松一口气。遗书的大意是弹劾穆彰阿，建议重新起用林则徐。
看过遗书后，陈孚恩对王鼎的儿子王沆说：“皇上正为林则徐‘开兵衅’引发的后果恼怒，不愿再听人谈论此事。你如果据实奏报，恐怕尊公就得不到恤典了，你也会受到牵连，连你的编修之职也难保。你如果还想往仕途上走，就不能如实奏报，更不能呈递这份遗书。”
王沆是个老实人，被陈孚恩的连哄带骗吓住了，一切听任其安排。于是，陈孚恩乘机篡改了遗书，并以“暴疾”奏上。
事后，陈孚恩快步流星赶往穆府，把王鼎原来的遗书送给穆彰阿，穆很是感激。从此便有意提携陈孚恩，使其平步青云，不到5年的时间，由军机章京而升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大约是副总理还兼着国防部长）。王沆却因未能继承父志，遭到亲戚朋友的鄙弃，他自己也愧悔莫及，于是终身不再出来当官。
王鼎死时，林则徐正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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