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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事-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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牍侔拖睦镒魑ù恚脞淄踉卦概校群蟪中思父鲈隆Ｇ逭豢疾淮鹩λ翘岢龅奶跫职讯苑降拇砣テ鹄矗还沧チ�70多人，其中有四五十个英法士兵被虐待致死，放出来的活人只有十几个，这一下激怒了英法联军。英法两国曾经商量是不是就此摧毁中国，进攻紫禁城。最后统一的意见是现在还不应该摧毁清政府，但要给中国一个教训，他们认为圆明园是中国皇帝吃喝玩乐的地方，烧掉也无所谓，所以又是烧，又是抢。兵临城下，咸丰皇帝怕被洋人抓走，匆忙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结果病死在那里，在位仅11年。
临行前他安排恭亲王留在北京，负责与洋人继续谈判外交事务。左谈右谈，清政府最终与外国人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中就有允许英、法、美各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
在此期间和以后，恭亲王首先发现清军的武器不如洋人，根本打不过人家。签订《北京条约》的前几天，英法联军占领了安定门，把大炮架在城墙上，不签的话就炮轰北京城。过去清朝的大臣们包括林则徐都认为洋人只是在海上打仗厉害，在陆地上打仗根本不行——当年英国女皇派马戛尔尼来中国晋见乾隆皇帝，清宫的礼节要求他下跪给皇帝磕头，但他坚持不下跪，据此大臣们都认为洋人的腿是不能弯曲的。结果双方一开战，发现洋人不仅在海上有坚船利炮，陆地作战也很有一套。签约后，英法联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恭亲王一看清军的仪仗队与外国的仪仗队根本没法比，装备差得太远，使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刺激他的还有，清王朝在与洋人谈判的时候，整个北京城找不到一个会讲英语的人，只能请外国人翻译。结果，外国人怎么说，大清官员就怎么听……
让恭亲王的思想发生更大转变的，是他深受了《海国图志》的影响。
此书作者魏源本人不懂英语，也没有去过英国，他是因林则徐的关系而编成这本书的。林则徐在广东呆了一段时间，当时香港已经割让出去，英国人在广东、香港都办了报纸，有的还是中文报纸。广东很多做生意的人包括小商小贩，要经常和英国人打交道，也可以了解到一些情况。林则徐就把这些中文报纸和听到的情况全收集起来。他和魏源的关系比较好，流放之前就把所有的资料交给了魏源。现在又有研究说，林则徐并没有帮什么忙，是魏源通过其他途径收集了很多资料，编成了《海国图志》。此书当时在中国只印刷了一两版，便没有再印，印刷量很少。但是这本书传到日本以后，日本大量地翻印，一共印了十五版，价钱越来越高。日本开始了解西方就是通过《海国图志》。当时恭亲王和一个叫王荫茂的御史奏请咸丰，希望加印一批《海国图志》，咸丰没有同意。恭亲王细读了这本书，对英国的历史状况、议会制度等情况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不少资料说，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平象山、吉田松阳、西乡隆盛等人在此书影响下提出“开国论”，最终战胜“锁国论”，使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
由此，恭亲王上书要求办六件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和兴办同文馆。当时还活着的咸丰皇上在肃顺等人的影响下，只倾向于成立总理各国通商衙门。恭亲王等人认为如此界定一个衙门的职责范围太小，请求把“通商”两字去掉，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过去中国从来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涉外活动主要限于接待贡使和商贸往来，分别由中央的礼部、理藩院，以及地方的督抚大员等兼管。
总理衙门成立以后，恭亲王任首席大臣。总理衙门因外国入侵而设，其建立之初，实际是一个应付时局的临时机构，朝野内外无不确信国家富强即会裁撤。可实际上随着中外交涉事件的增多，总理衙门作为当时惟一的对外机构，除办理外交与通商事务外，职权范围很快扩展到铁路、矿产、邮电、海防、关税、制造、传教、学校等新兴领域，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洋务衙门”，其在清政府中的作用越发举足轻重，总理衙门的成立即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
恭亲王上任后，着手开展一系列变革。
首先请英国人赫德整顿海关。当时中国的海关分布零星，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管理，还没有近代海关的雏形。而且由于走私漏税和官员贪污腐败，中央政府实际上收不到多少钱。通过赫德的整顿以后，每年上交给中央政府的海关税都有增长，后来发展到每年可以收到一千多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曾国藩为了剿灭太平军，从湖南一直打到江苏。湘军每月的军费开支最初为二三十万，这一千多万两的海关税等于救了清王朝的命。恭亲王重用赫德达22年之久，后来李鸿章等人也重用他，这个英国人担任海关总署署长直到清末，时间达48年。
其次，恭亲王委托赫德，又经中间人在国外买军舰，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外购买军事装备。结果买回八艘军舰，等于买回来一支舰队。后来由于英国人李泰国和阿思本想控制舰队的大权，遭到恭亲王的强烈反对，最后只好把这些舰艇作遣散处理，但只收回了1/3的购舰款。最近，我们发现一些较有价值的资料，说那些被转卖的舰艇中，有一艘最先进的旗舰卖给了在日本明治维新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萨摩藩。
第三是办同文馆，同文馆就是外国语学院的雏形。北京办了以后，广州也办了一所，李鸿章在上海也办了一所，懂外语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同文馆最早只开办英文一课，后来又相继开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1902年改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
到慈禧听政的时候，同文馆因为要增加天文学和算学两门学科，在朝廷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史称“同文馆之争”。当朝的大学士倭仁，是一个蒙古王爷，他认为学语言还可以，但算学和天文学也要学洋人的，岂不是完全洋化了？他坚决反对增设这两门课，恭亲王则认为学习语言是为了沟通和交流，但要掌握国外的技术，还必须掌握天文学、算学以及物理、化学等学科，否则自己怎么造洋枪洋炮？最后是恭亲王取得了胜利。但是，因为保守派的阻拦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报名的学生很少，不像现在学外语的人比比皆是，以会外语为荣。
自从有了同文馆以后，可以大量翻译国外的书，包括外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西方的新技术和新思想通过翻译开始传到中国，中国人接触外国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对创办同文馆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我认为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所做的很多事情在恭亲王手上都做过，如办合资企业和外语学校、送留学生出国、买军舰、购洋枪洋炮、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等等。
恭亲王作为一名亲王，不管是出于维护皇家统治的目的，还是抱有其他目的，最起码他能够冷静地看待西方、看待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富国强兵。中国近代工业发轫于洋务运动，可以说，连后来引进马列主义也是因为有了这场洋务运动，如果没有留学生出去，没有外语学院，哪里有人带回马列主义，翻译出《共产党宣言》？
洋务运动在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手中一步步开展起来——1865年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同年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制造局；1866年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1870年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制造总局；1868年，破天荒地委派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率清朝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十几国。1872年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同年第一批选派幼童留学美国；1875年，委派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出任驻英国公使，后又兼任驻法国公使。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西方国家派驻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官。1878年，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毛纺织厂。1880年，在上海建立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厂。同年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购置军舰，并设南北电报局。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1882年，建设旅顺军港。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在天津设立陆军武备学堂。
尽管如此，恭亲王还是受到很多挫折。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读书，从上册读起（3）
他支持李鸿章建立了北洋海军，但在甲午海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他又遇到皇权等不可逾越的鸿沟，清王朝的统治集团是由满清贵族和蒙古王爷组成的，也包括获取了既得利益的汉族士大夫阶层，要突破这个层面很困难，加上慈禧处处制肘，特别是后期，恭亲王与慈禧的政治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慈禧一直在压制他。现在有些影视剧说慈禧怎么开明开放，在洋务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那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恭亲王不受到她的压制，洋务运动的收效会更大。
洋务运动更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洋务运动充其量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进来的东西都属技术、器物层面，且以购买为主，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制度层面，更没有进入到文化层面。
从文化层面上讲，日本由于历史比较短，本身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学国外的东西比较彻底。最早他们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大唐的文化，遣唐使就是最早的留学生。西方列强的大炮还没有把中国的国门轰开的时候，日本人主要是学习我们的文化，以中国文化为本，以自己的文化为面。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尤其是甲午海战，一旦发现西方文化远比中国文化先进，日本人马上瞧不起中国了，改为全面向西方学习。日本明治政府前后派出几批人到欧美学习，对军事、工业、农业各方面进行考察，省吃俭用地考察了一年多，最艰窘时留学生们一天只吃几个冷饭团……他们学成归来，终使日本发生了彻底地变革。
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闹过一些笑话，如美英等国的士兵登岸以后，日本人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长得这么高大，就留心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发现他们全吃牛肉。当时牛在日本是耕地的生产工具，不能随便宰杀。看到外国人吃牛肉，日本人便认为他们的枪炮之所以造得好，可能与吃牛肉有关系，所以上层立即开始刮起吃牛肉风，从此“吃牛肉”成为一个社会层次的代名词……
虽然总体上看中国的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早了十多年，但后来却落后了，最终结果更是天壤之别。
中国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显然是不够的，张之洞等有识之士也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实际上没有触动到体制问题，更遑论文化层面，儒家思想始终与西方思想格格不入，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者们所围绕的一切就是“我大清”。在“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从皇帝到重臣，却仍死死抱住“天朝体制”不放，诚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占几乎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马克思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洋务运动光靠一个恭亲王是推不动的，他以为自己能做很多事情，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即使有些事做成了也是不伦不类。中国千年沉重的大门靠一个人用肩膀去挤开一条缝，透一点新鲜空气进来，即便有此可能，此人也必定同恭亲王一样是个悲剧性英雄人物。
但是作为当代人，我们无论如何应该还沉寂多年的恭亲王以本来面目，因为晚清的这段历史与中国时下的这段历史紧密相联，这就好比读一套上、中、下三册的书，如果没有了上册，单从中册开始读，是看不透的。我们还应该看到，中日两国开国前同属封建国家，同样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经济水平也差不多，人力和资源中国远比日本优越，且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思想，但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这是值得后人深省的。
马平：晚清的江西籍官员里，有一个人因为对恭亲王的攻击而在历史上暴得大名。
蔡寿祺，字梅庵，江西德化（今德安）人，与李鸿宾是同乡。道光十九年（1839年）进士，曾入翰林院当编修（按清制，状元出身方可在翰林院做修撰，榜眼、探花才能做编修）。
这一大概可视做皇帝顾问的职务，比起一般官员来，本应有着较多的升迁机会。他当了多年未见提升，遂到处投机钻营。他先窜到了四川，希望能踩出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子。他私设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摇。不久，新任川督骆秉章对他的行径十分看不惯，命藩司刘容（原湘军将领）将他赶回江西原籍，使其相当难堪，当即存下日后必报此仇的念头。
蔡寿祺又投靠正在陕西围剿回民起义的胜保手下当幕僚。
胜保失势后，蔡寿祺混入宫中，担任起居注册官，专门记录皇帝每天的起居、行程活动，从此他便利用在宫中任职的条件，与大太监安德海攀上了交情。
同治三年6月16日（1863年7月19日），浙江巡抚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占太平军都城天京（南京），实现了被当时史学家称之为“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的所谓“同治中兴”。由此，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被赞为“定乱绥邦”的“贤王”，被赏加三级，而湘军头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也分别加官进爵。
这时的慈禧太后却坐不住了，她对恭亲王执掌内廷外朝大权，且外省督抚尽用汉人，满人所占比例日益减少深感不安：到同治四年5月，全国10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1人外，其余9人都为汉人；至于15省巡抚，均为清一色汉人。且9名总督中，湖南人占有5名，即直隶总督刘长祜、两江总督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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