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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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为了和那些国家进行贸易，我看主要还是政治目的，是为了宣扬皇恩浩荡，而不是自觉的经济活动。船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求当地头人率众先接旨朝拜，郑和再赠送皇帝的赏赐之物，最后才让手下的人与他们进行少量的商品交易，贸易只是顺带的副业而已。另有一种说法是此举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为了寻找逃出皇宫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皇帝。虽说法有异，但明朝有一段时间不禁海是确实的。　　　　
　　　　到明朝中后期倭患愈烈，倭寇闹得最厉害是嘉靖年间。那时的航海动力不是机械，而是依靠海流和季风，船从日本过来基本上只能到达浙江，所以这一时期倭寇的侵扰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的出海口和浙江、福建的沿海地区。明朝中叶以后，倭寇当中十有五六是中国人自己，主要是福建人和浙江人，这便是假倭现象。假倭有二：一是从事海盗活动的闽、浙沿海人，他们或是自己剃发着装，扮作倭寇侵扰沿海；或是与真倭勾结，内外相通，侵扰沿海。二是被真倭抓去的中国人被逼为倭。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里有一篇小说，讲有一个叫杨八老的西安人到福建经商，归途中被倭寇掳到日本，19年后，又被日本人逼回来打中国，这个扬八老就是一个假倭。但不管是真倭还是假倭，对东南沿海的骚扰是很严重的，给沿海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也给明王朝的统治造成很大麻烦。明朝对付倭寇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禁海，二是打击。几位著名的抗倭英雄张经、俞大猷、戚继光等人，都出现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赣亦在海中（1）

　　　　胡平：我当然不是在做散文，但是关于海，的确可咏叹处太多——　　　　
　　　　民间有山大王之称，没听过有海大王之说。　　　　
　　　　在山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豪气，有自足感或凌驾感。在海边，连乱世枭雄曹操也感到了自身的渺小，浪花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人生不过是逆旅过客，白驹过隙，人们对天地充满了敬畏。　　　　
　　　　山间，光阴仿佛凝固了，空气里往往静得蜘蛛可以从容结网，古刹多在山中，隐士多在山中，阿Q也多在山中。海上，无穷尽的变幻与运动，旋涡与蜃楼，失败与成功……催人奋进，促人警醒。　　　　
　　　　这些年，我感慨最深的一个词是“下海”。过去脱离单位去做生意，俗称“下海”。但时下下岗后自谋职业再找生路，也是“下海”——承担起昔日从未有过的风险，激发出过去从未有过的心志潜能，去创造新的人生。今天几千万上有老下有小的下岗工人，在现实面前必须要换一种活法——窃以为，这更是民族历史上一次悲壮的“下海”，由此大大地提升人民的自省自强精神，锻造出我们民族面对海洋的新的特质。　　　　
　　　　入主中原皇位还不稳的清廷为了隔绝东南沿海人民与郑氏集团的联系，下令沿海居民后撤30里甚至50里，严令“片板不许入海”，这就是清初有名的“迁界”和“禁海”事件。　　　　
　　　　对“海洋活动”和“海外关系”严惩不贷的政策，使沿海人民的遭际十分痛楚，亦使中国海洋经济的道路走得分外艰难。　　　　
　　　　陈东有：清朝海禁最为严厉，其禁海却不是因为倭寇。明朝灭亡后，郑成功依靠福建的泉州、厦门一带作为抗清复明的据点。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年轻时曾在日本经商多年，娶了一位有日本血缘关系的翁氏（也称田川氏）女子为妻，生下郑成功。因为这种关系，日本人一直对郑成功也很尊重。后来由于清兵大举南下，福建形势吃紧，加上父亲降清，母亲殉难，郑成功发誓要抗清复明，以报国恨家仇。他又屯军厦门，后来以此为基地收复了台湾。收复台湾不到一年，郑成功就病故了。史学界一般将郑成功四代及其家族称为郑氏集团，郑氏集团始于郑芝龙，中经郑成功、郑成功之子郑经，亡于郑成功的孙子郑克。郑氏集团和满清王朝是对立的，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也反映了这段历史，只是反映得不那么准确。最后是施琅从郑氏集团手中收回了台湾。郑氏集团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向海洋并利用海洋生存发展、按照海洋模式生活的集团。他们主要依靠海上贸易来解决经济问题，有“山路五商”和“海路五商”的贸易网络，把国内东部地区都作为了自己的经营范围，北京、苏州、杭州、山东都有他们的商贸点，同时又与日本和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这就保证了他们在厦门、台湾的供给和抗清复明的经费。他们还在与荷兰人、日本人、吕宋人做生意时，直接谈判，提出条件，甚至还发布命令，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海权意识的人，为中国的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入主中原皇位还不稳的清廷，为了隔绝东南沿海人民与郑氏集团的联系，下令沿海居民后撤30里甚至50里，严令“片板不许入海”，这就是清初有名的“迁界”和“禁海”事件。这样一来，渔民由过去的依靠海洋生活变成了依靠土地的农耕生活。而福建沿海一带自然条件恶劣，农耕条件很差，不用说后撤30里，有的地方后撤10里就没有了平地，沿海地区一片荒芜凄苦。康熙朝后期海禁虽基本解除，但以后的统治者雍正、乾隆一直到同治，对海洋的观念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出海经商或是务工的人一旦回来被抓，轻则罚款流放，重则极刑，甚至株连家族。我看过光绪后期一个外国人拍的一张照片，有4个到海外经商的人偷偷跑回来，结果被抓到了，当即就在海滩上杀头示众。地方官府什么理由都不说，也不给你辩白的机会，可见当时海禁是多么森严。我从资料中发现，明清时期也有不少江西人到广州去打工，其中有的就从广州下南洋了，极少有人回来，一回来就要被官府捉去杀掉。这种对“海洋活动”和“海外关系”严惩不贷的政策，使沿海人民的遭际十分痛楚，亦使中国海洋经济的道路走得分外艰难。　　　　
　　　　清代的海禁最为严厉，但在对待海外贸易和西洋欧洲人的问题上，不同的皇帝也有不同的表现。康熙皇帝的度量要大一些，在某种意义上他愿意并能够结识外来文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意大利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此后有数百位传教士进入中国，比较起来在康熙年间来华的传教士遇到的阻碍要少些，有的还受到一定的礼遇。乾隆皇帝则不希望“外夷”们进入中国，他没有他爷爷的气魄。马戛尔尼在回忆自己中国之行的文章中写道，他当时来中国目的是贸易谈判，找的借口却是给乾隆皇帝祝贺80大寿。但等他一行人万里迢迢到中国已经迟了，乾隆皇帝已是83岁。当时还来了很多国家的使臣祝寿，乾隆皇帝只是认真地召见了马戛尔尼，这其中还有过一场有名的西洋人是否依中国的礼制下跪的争论。对待其他国家的使臣的祝寿，乾隆更多的是傲慢。　　　　
　　　　清朝并不完全拒绝海外贸易，也设立相对口岸，在广州又有所谓的“十三行”，让国内的商品流出去的同时，允许海外的商品有限地进入。但这样做是为了显示皇恩浩荡，是关心外夷，帮助外夷，恩赐外夷。所以我们不能讲中国一直以来都闭门锁国，但开门是有条件的，门也开得很有限，而且是单向的，不是互动的，国与国之间也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其思维定势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看起来那时的中国无比风光、无比强硬可以地对西方人说“不”，但其危害和遗害极大。在贸易中一直没能赚到钱的英国人，丧心病狂地用鸦片贸易来填补他们的逆差，在每年上万箱甚至数万箱的鸦片上赚了大钱，做的是一种反道德、反文明的罪恶贸易。有人作过这样的统计，自明代中期到清朝道光初年止，中国从各种形式的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大约为4亿两白银的收入，而罪恶的鸦片贸易和1840年以后中国连续几次被迫赔款的总额也差不多是4亿两白银。也就是说中国人通过三四百年的贸易赚来的钱又被西方列强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全部掠夺而去了，因此，清王朝带着极大的耻辱与巨深的创痛走向了自己的不归之路。　　　　
　　　　王权集权专制常常把海洋文明看成为自己的天敌。　　　　
　　　　与王权集权专制的历朝统治者对海洋文明的排斥态度相反，倒是沿海民间社会留有海洋文化的大量痕迹。政府的排斥态度和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中国有限的海洋贸易。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赣亦在海中（2）

　　　　从本质上说，海洋文化的冒险性、开放性、兼容性及其实现个体欲望的驱动力，和集权专制是相对立的，后者不会去考虑底层社会的人们的欲望、利润和经济活动，而海洋文化中生发的民主、平等的制度正是综合这一切的产物。所以海洋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那么早就出现民主、平等的形态，出现议会制、选举制等制度，而且不断地走向规范，走向现代。这些都不是个别的规则，而是海洋文明的共同规则。内陆文明由于封闭、保守和强调经验，往往强调个别的规则，所谓个别规则就是坚持或保守已有的传统制度，落后的制度，这种制度往往是王权集权专制，不提倡政治平等与经济开放，因此，王权集权专制常常把海洋文明视为自己的天敌。与王权集权专制的历朝统治者对海洋文明的排斥态度相反，倒是沿海民间社会留有海洋文化的大量痕迹。潮汕地区为什么会很富有，因为它们在明清时期是中国最活跃的海洋活动地区，当地人以海洋冒险精神，充分利用海外关系进行海上贸易，甚至海上走私，他们投入最小的成本，却获得最大的利润。明清时期，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农民在农闲时节想方设法出海，有的是租船，有的采取合作买船的形式到日本去经商。日本的造船技术当时不如中国，也缺少造船材料，而浙江、福建的造船技术非常好，又有很好的造船材料，沿海的渔民把货物运过去以后，还可以把船卖掉，商货与船同时获利。赢利很大，但冒的险也很大，官府不禁，好办；官府一禁，就只能偷着干，也就是走私，一旦被抓到，就要赔个精光，还有性命之忧。政府的排斥态度和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中国有限的海洋贸易。　　　　
　　　　有很多明清时的史料和文学作品记载了中国百姓参与海洋经济活动的事情。明朝末年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中的第一篇《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就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描写苏州人出海经商发大财的短篇小说。小说里一个叫文若虚的苏州人，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功名梦化成泡影后，就想下海经商。他把白纸折扇买来，在上面画一些山水石竹，模仿名人的字体写上几个字，因为他的文笔还可以，画得也比较像，扇子还比较好卖。由此他想送一批扇子到北京去卖，估计北京的文人多，用他的这种折扇的人也就多。但偏偏那年北京的夏天不热，阴雨连绵，没有人买扇子，而且扇上的墨汁因受潮粘到一起，一打开，扇子就扯破了，这批扇子没有卖到一分钱。所以人们叫他“倒运汉”。苏州人有经商的习惯，他们不仅依靠运河北上南下经商，而且还因为近海而出海经商。当时的苏州离出海口很近，淮河流域的沿海地区地貌多为滩涂，由淮河冲击大量的泥沙积淀下来，使得这一带的陆地渐渐向海洋推进，长年累月便推出了一大块陆地，所以地图上显示这一带的海岸线是向外凸出去的，今天的苏州自然离海岸线远了很多。这个“倒运汉”反思自己科考没有考上，做买卖也不成，真是倒运。就提出要跟着那些出海经商的人们出去玩一玩。船老大一想，他去也好，可以在船上给大家讲故事解闷，于是同大家商量，大家没意见，就同意了。结果，仅以一两银子出海的文若虚不仅开了眼界，而且有了奇遇，赚了大钱。由此可以证明，当时民间的海洋活动还是比较多的。还可以证明的是，像《红楼梦》等明清时期的一些小说，虽然没有直接写出海经商的内容，但里面有很多精致的用具是洋货，是从海外进口的。明清时期，大量的西洋货是从广州上岸，经江西运往全国各地。国内许多货物，也是由江西去广州，然后再出口。今天，我们如果去赣南大余梅关的古驿道上游玩时，别忘了在地上多看看，还可以看到不少瓷器碎屑，这就是当年运输时留下的。顾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到这么一件事：从江西挑到广东去的商品多粗重笨大，比如：瓷器、丝绸、茶叶等。从广东挑过来的商品多精细小巧，比如：钟表、珍珠、玛瑙等洋玩意。江西的挑夫累得要死，只赚到很少的钱；广东的挑夫比较轻快，却可以赚到很多的钱。这不公平，江西人不干了，打官司。于是当地官府下了一道令，两地挑夫的担子一律在梅关顶上交接，江西挑夫的笨重担子到了关口交给广东挑夫挑下去；广东挑夫的细软物件，到了关口则交给江西的挑夫接下去挑，这样两地挑夫的工作量都差不多，工钱也赚得差不多。这件事说明当时广东、江西的商贸活动非常频繁。　　　　
　　　　海洋商贸活动会受到海洋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像内陆，既不是每天都有，也不是约定三六九或者初一、十五进行贸易。海洋贸易的间隔期比较长，要等海外的货物过来，货船的行程又要看洋流和季风的情况如何，一般半年才有一次顺流顺风的季节，这时便会有大量的货船过来。这段贸易时间约持续两三个月，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等季风和洋流返回的时候，西洋人又把自己买好的货物运回去。在广州进行贸易的时候，西洋人要杭州的茶叶，问中国商人最快需要多长时间，中国商人说最快要100天，这包括路上往返的时间。商人是追求利润的，他们不会夸大这个时间。由此可见，当时的贸易活动既频繁，也很费事。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人一定要走向海洋，珍惜海洋资源，保护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