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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断裂-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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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可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每人都花掉90元，用来支付自己的基本生活费用。结果是剩下了20元。这20元可以转变为资本。也就是说，有20元的资本积累。但如果换一个分法，给甲150元，给乙50元。乙的生活会变得很艰难，但也能生存下来。甲可能生活要奢侈一些，他一个月就花了110元。这时剩下了40元。如果我们将这40元看做是资本积累的话，就可以说资本的积累增加了一倍。尽管这个例子过于简单化，但大体可以说明有关不平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论证逻辑。更有经济学家进一步解释说，按照第二种方案，看起来贫富差距是扩大了，但由于资本积累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增长果实，又可以通过增加就业或工资的提高，以劳动收入的形式间接流入到穷人中去。这就是所谓的“间接流下”效应。
问：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逻辑，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可以成立的。那么，这个逻辑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
孙：这个转折点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收入分配不平等开始抑制经济增长的逻辑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引入两个基本的背景。
首先的一点，是不平等的程度。在以往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是笼统地论证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却很少注意不平等的程度问题，好像无论不平等的程度多大，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是固定不变的。其实，程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说，进入90年代之后，我国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急剧扩大。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20世纪90年代末为0458，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都是这个结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还有一个背景，大体在同一个时段，中国开始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变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生活必需品时代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说，生活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由人们的生理需求支撑的，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则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因素支撑的。如果说，在生活必需品时代，是生产支配着经济生活，那么，在耐用消费品时代，则是消费支配着经济生活。这就是一些人讲的，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典型特征。这样一来，能不能创造这样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条件，从而能否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是决定顺利转型的关键。我们前面说过，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过渡会充满艰难和痛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在西方，20世纪初就已经处于这样的一个转变时期。但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怎么转也转不过来。最后是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可以说，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变的危机。最后是西方国家在面对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等。紧接着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外部市场条件出现了，西方国家才顺利地实现了这种转变，进入了罗斯托所说的大众消费社会。
那么，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制度条件是什么呢？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最基本的是三个问题。一是滞后的城市化使得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进入不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并由此限制了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形成。二是失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人们无法形成有关生活的稳定而长远的预期，从而无法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化社会使得买得起耐用消费品的少数富人需求处于饱和状态，而大多数有需求的穷人没有购买耐用消费品的现实购买力。
访谈录不平等与经济增长（2）
问：也就是说，悬殊的社会不平等阻碍了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的形成，并由此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
孙：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问题就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让我们首先看一下那些最表面的现象。近些年来，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一直在7％～8％之间，即所谓七上八下。应当说，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这都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速度。但同时，我们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这样一种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许多人感觉的不是繁荣，而是萧条。我说的这许多人，不仅包括了普通老百姓，而且也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也就是，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候，人们感觉的是紧日子，一些人过的也是紧日子。
表现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就是学术界议论纷纷的物价持续下滑。尽管理论界在物价持续下滑是否意味着通货紧缩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持续性的物价下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998年4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开始下降，并一直持续到2000年4月，时间长达25个月。此后经一年多的小幅上升，自2001年11月以来，居民消费价格再次出现下降，到现在又已经持续了10多个月的时间。
这就是近些年来一直在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问题的症结。更明确地说，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制约因素还是资本形成的话，那么到90年代，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下半期，需求不足就成了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我们可以说，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也就是说，看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关键是看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制约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那些因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根据前面我们的分析逻辑，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收入分配不平等主要是通过对资本形成的影响而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的话，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之后，收入分配不平等则主要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而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这就是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逻辑关系的变化。
问：也就是说，评价目前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是看其需求不足的影响。
孙：是的。前面说到物价的持续下滑问题。对此，一些专家找出了一些因素，比如供大于求，重复建设、过度投资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比如，货币传导机制产生了一定的梗阻，影响了经济的活力等等。但如果我们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寻找问题发生的机制，可以对这个现象做出更明确的说明。
前一段时间，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讨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奇怪逻辑：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从中受益；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并说明，这样的一种逻辑，在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说我们社会中大部分人口没有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这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大多数农民没有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受益。尽管官方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农民的收入还在缓慢增长，但这都是用平均数计算出来的。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就大部分农民来说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其次，是农民工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近些年来，外出打工的农民人数约1亿多；而工资水平基本没有变化。也就是说，他们也没有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受益。再次，城市中的下岗失业人员。就这些人员来说，快速的经济增长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能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主要是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但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也可以认为这个群体也没有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
我们回到前面讲到的我们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一个社会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而这种消费模式是与收入分配有着密切关系的。一种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结构，意味着少数的富人获得了或拥有了收入与财富的大部分。而穷人则在收入和财富中占有一个较小的份额。多次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在中国9万多亿元的居民储蓄中，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表现在消费行为上就是，少数富人的耐用消费品已经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因此，尽管他们拥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收入，但对耐用消费品，也包括其他的产品，已经不可能有与他们的收入和财富相称的需求。相反，在另外的一端，就是低收入者那里，尽管他们对耐用消费品有强烈的需求，但却没有现实的购买能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几乎就是必然的。
因此，我们看到，即使是从效率的角度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访谈录失业：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1）
问：在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我们在上次访谈中集中地谈到了这个问题，您对这次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前景表示了明显的担忧。在这次经济复苏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劳动就业的问题好像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
孙：是的。政府公布的城镇失业率，已经连续几年都是31％。当然，这是一个明显缩小了的数字。因为这是登记的失业率，而在目前的中国，许多失业者是没有登记的。很多局部性的调查，已经证明实际的失业率比这个要高得多。但即使是我们按照政府正式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失业的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明显复苏而改善。实际上，这个情况在过去的几年中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1997年中国GDP增长88％，从业人员只增加11％；1998年GDP增长78％，从业人员只增加了05％；1999年GDP增长71％，从业人员增加089％；2000年GDP增长8％，从业人员增加079％。由此可见，就业机会的增加远远慢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人们通常将这称之为“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这当中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经济增长了，但这种经济增长对于得不到就业机会的人说，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失去就业机会的人来说，对这种经济增长的感觉，不仅不是积极的，反而是消极的。
如果我们将考虑的问题视角放宽一点。在过去一年的经济复苏中，不仅就业问题没有得到改善，许多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也是这样。比如，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改善，城市中贫困阶层的人数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进一步放慢，许多乡村一片凋敝的景象。再比如说，许多社会问题也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如犯罪和治安问题，社会风气问题，社会矛盾不但没有缓解的迹象，在一些地方反而出现激化的苗头；屡屡发生的恶性刑事案件就是证明。因此，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必须提出来了。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呈现为这样的一种逻辑，即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社会治安状况的改善。而在20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那种经济增长可以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改善的逻辑不复存在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治安状况却在日益让人担心。劳动就业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确实对就业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通过各种措施实施“再就业工程”。对此，应当如何评价？
孙：这从数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还是用政府正式公布的数字。1998年全国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人数是609万；1999年是492万；而在2000年实现再就业的人数只有361万人。可见实现再就业的人数是逐年递减的。而且，根据一些案例调查，失业之后的再次就业，往往是很不稳定的，有的人的“再就业”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因此可以说，实际的再就业状况，可能还没有上述数字表明的那样乐观。实际上，再就业对于中国失业问题的解决，只能起到相当有限的作用，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的。
一现在的失业是一种社会结构断裂
问：现在中国实际失业率在不断上升，而且正如上面您所说的，再就业对解决失业问题的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这究竟意味着怎么一回事？
孙：对于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大量失业和下岗现象，人们一般是从三个角度来解释的。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的亏损；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总之，都是一些暂时性的原因。于是，就造成人们（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某些暂时的原因造成的，一旦这些暂时性的问题（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得到解决，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幻觉，人们总是对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寄予厚望。
我并不是说，上面这三个问题不是原因。而是说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的幻觉。事实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一下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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