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 作者:王松山等-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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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出任延陵县的知县。不久延陵县被撤消了，邢恕也没被另调他职，变成了“无业游民”，游荡在陕、洛之间，一去便是七年。

　　这七年，邢恕心中自然憋了一股无名火。好在总算“夺得云开见月明”，七年后，朝廷又忽然想起了他，恢复其官为校书。吴充又任用他为馆阁校勘，不久又迁为历史馆检校、著作佐郎。公元1082年，蔡确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与吴充有隙，于是公报私仇，把吴充所任用的人统统驱逐下台。邢恕的心中一下变成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食不安，睡不稳。每日深居府第，不敢出门，生怕让蔡确撞着，给他提了醒儿。偏是这时，神宗皇帝读了一篇邢恕所写的《送文彦博诗》，而且还在蔡确面前称赞该诗文辞清丽，颇具功力，蔡确何等人也？立刻进邢智为职方员外郎。邢恕不知内中根由，一时感激涕零。蔡确又看出皇帝有复用司马光了吕公著之意，回想当年邢恕未及第时便常出人此二公之门，于是又掉过头来巴结邢恕。邢恕也以蔡确为靠山，深自附托，为蔡确出谋划策，收召名士，在政事上提一些“改革”的建议，二人越发情投意合，仿若素交。

　　神宗元本五年（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龙体欠安，有不祥之状。当时神宗的儿子延安郡王赵熙刚刚八岁。邢恕和蔡确商议欲另立皇储。二人设下一计，邢恕偷偷对宣仁太后的内侄高公绘、高公纪说：“我家后花园里，有白桃树近日开花，道书上说此花可治皇上的贵恙，两位可否到寒舍一见？”公绘、公纪不知其中有诈，听说能疗上疾，毫不犹豫地驱车而往。一进邢府，便要去花园看花，不料邢恕忽然神秘兮兮地牵住二人的手说：“邢某请二位来合下，并非看花。是奉蔡相之命结心腹之交。如今皇上的玉体难讳，延安郡王尚在年幼，我们应早做定夺。某以为雍正、曹王皆有道贤王，公以为如何？”至此，公绘、公纪才恍然大悟，公绘当即严辞驳斥，道：“你怎么如此对我讲话？难道你要让我犯灭族之罪吗？”说罢拂袖疾行而出。邢恕恼羞成怒，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于是反咬一口，四处说宣仁太后与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密谋欲废太子延安郡王，另立雍正为帝。又让蔡确以约王珪同探上疾为由故意提皇上有疾，太子尚小一类话，套工珪的心里话，然后又命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执剑隐伏其外，只等三珪不慎说出什么，便立刻冲出来，以谋反之名杀了他。王珪却只是说：“皇上自有子嗣，何况延安郡王已被封为太子，我等怎有他意？”邢恕闻听气急败坏，计无可施，只好换一副嘴脸，自称是定策拥立延安郡王的功臣，四处招摇。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其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邢恕因“定策有功”迁左司员外郎、起居舍人。邢恕不甘寂寞，又引经据典为公绘拟写奏折，乞尊崇朱太妃，为高氏异日打算。宣仁太后阅罢奏折，颇感惊讶，问公绘：“你平素不多识字，如何写出这等文章？从实讲来！”公绘不敢隐瞒，具实以奏。太后一怒之下将邢恕黜为随州知府，后又改为汝襄、河阳知府。

　　哲宗绍圣初年（公元1094年），章惇、蔡卞得政，力排元祐党人，引恕自助，召为刑部侍郎、再迁史部尚书兼侍读，旋改御史中丞。老实说邢恕是个颇不知好歹的家伙，一下爬上来又反诬宣仁太后当年有废哲宗之谋，并引用司马光所说的北齐娄后宣政故事以作佐证。又让宣仁太后的伯父高速裕之子高士京追讼他父亲生前，王珪曾和他哥哥高士充谋议拥立雍王，遭到高遵裕的反对。还让蔡懋上疏弹劾文及甫和拟隐辞，历抵梁涛、刘挚曾阴图不轨。又给司马光、吕公著加了一大堆罪名。章惇命蔡京在同文馆设狱，组织万端，详察此事，结果毫无所得，绝属子虚乌有。邢恕却毫无愧色，抬然自得。

　　邢恕不仅会罗织莫虚有的罪名上谤君后，下诬忠良，也会装模做样地取悦皇上。有一次在经筵读宝训，讲到仁宗皇帝谕辅臣说人君如修举政事，“则日月薄食、星文变见为不足虑”，邢恕说：“上皇所言虽合《荀子》之说，然而自古帝王谁肯说自己是不修政事之人，果真如此，则天变进废了。”哲宗对邢恕颇为嘉赏，但章惇恐他出了风头夺了己位，寻了个借口，又将他贬为汝州知府，不久又迁徒到应天府，后来又迁为南安军知事。

　　徽宗继位，蔡京专权，又起用邢恕为鏖延经略安抚使，不久又改为泾原经略安抚使，擢至龙图阁学士。恰好逢西夏人南侵，蔡京又任用他为西北边帅。邢恕网罗罪名还有一套，领兵杀敌却是一窍不通。他一会儿建筑萧阁，一会儿用车战法，一会儿又改熙河造船，计谋迂诞，根本行不通。转运使李复直言不讳地说邢恕的计谋简直如同儿戏。徽宗也很恼恨他的乖张战术，无奈蔡京力荐其“贤”，不得罢免。可惜邢恕自己不给自己争气，边关日见吃紧，报急的文书日至京师五、六次，蔡京也慌了手脚，贬逐邢恕为太原知府，后连又徒永兴、疑昌、真定，最后夺了他的职。



　　






古今奸海踩别人肩膀往上爬的蔡确






踩别人肩膀往上爬的蔡确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都城开封府审理了一件相州民事案子，案件涉及到判官陈安民。这位陈安民官职不大，却也有些来历，他的姐姐是潞国公文彦博的妻子，外甥文及甫又是当朝宰相贾充的女婿。既有如此的裙带关系，自然不可不用。事不宜迟，陈安民赶快令文及甫去找贾充之子贾安持通融。

　　不料，此事又惊动了一个人——御史知杂事蔡确。蔡确是福建泉州晋江人士。此人外表上老实巴交的，却内藏奸诈，城府颇深。他一度依附于王安石，俨然是一位变法的干将，后来他发觉神宗对王安石已有微词，便渐渐疏远王安石，另谋出路。

　　他想到自己从最初的一个小小邠州司理参军，经三理主薄、监察御史里行，到今天的御史知杂事，每一步都是先觊觎其位，然后弹劾其主，再取而代之，今日相州一案又岂肯坐失良机。然而，按当时的未制，开封府主管京城民政、狱讼，刑部或御史台无权过问。他苦思冥想、寝食不安，终于想出一条妙计。第二天，他上奏神宗：“陛下，相州一案，事关朝廷重臣，只恐非开封府可了，依臣之见，应移御史台审理。”神宗依奏，命中丞邓润甫和御史上官均审理。事后，蔡确又私求参知政事王珪，奏请神宗派他到御史台参审。

　　经过—番精心策划，蔡确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精神抖擞地来到御史台。他任意构审犯人、编派案情，使得邓润甫、上官均无法插手，并派人监视二人的一举一动，以便决定下一步棋如何落子。果然，二人心怀不满，密奏皇帝控告蔡确独断专行、惨掠囚犯。蔡确得知，立即草拟奏章，弹劾二人包庇罪犯、排挤忠良，又指天发誓请求皇上派谏官及内侍到御史台来审查。蔡确知道皇上处理此案要经过一定程序，于是，他抢在前面，打了一个“时间差”——派人假称使吏来录问众国可有冤情，凡是说有冤的，当即一顿胖揍，及至皇帝老子派人来问时，谁还敢喊一个冤字？

　　皇帝闻此，对蔡确的忠贞深信不疑，认为邓润甫、上官均妒贤害能，实在可恨，免去原职，另行发落。任蔡确为御史中丞，兼领司寺，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

　　神宗元丰年间，太学士虞蕃向御史台起诉当时的学官，御史中丞蔡确奉命审理此案。蔡确一般来讲是不会放弃任何可以诬陷他人，而使自己得以平步青云的机会的，于是又借机弹劾许多朝臣命官，以翰林学士许将为首的许多人都牵连人狱。蔡确令狱卒将这些人关在一个大牢里，发一个大盆，每当开饭时，狱卒把饭菜统统倒进去，用棍子乱揽一气，然后分盛给每个人。众人吃饱了又不能出去放风，按捺不住就在牢房内便溺，一时牢房之内恶气冲天，而蔡确并不急着提审他们。这些人平日也是些有头脸的人，衣食用度倒也讲究得体，而令在牢狱之中被蔡确待如猎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大牢上的铁锁，想不出蔡确安的是什么心，似乎每一秒钟都很漫长。这样苦熬了一段时间，蔡确才慢吞吞地来提审。这些人实在害怕再回到那地狱般的牢房，对蔡确所问之事无不—一招认。蔡确又借机诬陷参知政事元绛图谋不轨，皇帝以为证据确凿，免去元绛参知政事的职务，贬为毫州知州，让蔡确取代其职。



　　






古今奸海政治投机商王黼






政治投机商王黼

　　王黼，公元1079年生于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原名王甫。因与东汉一个宦官同名，徽宗赐名为“黼”。王黼长得清逸俊秀，一表人材。他虽不懂学术，但足智多谋，善于逢迎。王黼于崇宁年间中进士第，任相州司理参军，与何志共同编修《九域图志》。何志非常欣赏王黼俊逸洒脱的风仪、机智得体的谈吐，就把他推荐给在朝为官的父亲何执中。何执中亦为王黼表面的拔然不群所蒙蔽，竭力向上举荐，于是擢进为校书郎，后又迁为符宝郎、左司谏。

　　然而，这一切只是王黼远大理想的第一步。他知道何执中还够不上是一座坚实而有力的靠山。这时在朝中居相位的张商英逐渐失去徽宗的信任，徽宗派使者赐玉环给在罢相杭州的蔡京。王黼知道了这件事，猜想皇帝有复用蔡京之意，不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连忙上书皇帝，颂扬蔡京，攻击张商英。果然不久以后蔡京复相还朝，非常感激王黼的大力相助，提拔他为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不到两年时间，王黼摇身一变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王黼是靠何执中举荐人朝的，一旦感到他于己无用，就反过来上疏徽宗，列数了何执中二十条罪状，把他一脚踢开。不久，他又升兼侍读，进翰林学士。因为他与同蔡京有隙的郑居中交往，得罪了蔡京，被反复无常的蔡京降为户部尚书。但亦无大碍，凭着他的机警善拍，很快又官复原职。

　　为了进一步邀宠于徽宗，他不惜千方百计地巴结皇帝身边的宦官。他象孝敬父亲一样恭顺梁师成，称之为恩府先生，并依仗梁师成的势力，强占了他的邻居门下侍郎许将的房子，光天化日之下将许将一家家眷奴仆扫地出门，路人皆叹愤不已，但都惧其权势，敢怒而不敢言。

　　由于谄媚有方，王黼很快获得徽宗的宠信。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爬上了副相的高位，一下子由通议大夫连升了八级，升官之速，前所未有。徽宗又另赐他城西府宅甲第。搬家的那天，教坊乐队吹吹打打在前面开路，而“供张什器，悉取于官”。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王黼代蔡京执政。最初为了笼络民心，他采取了罢方田，毁辟雍和医学、算学，并会要和六典诸局，精简官僚机构，减轻赋税杂役等改革措施，蒙蔽了四方百姓，当时人人称之为“贤相”。但狐狸的尾巴是藏不住的，这位“贤相”比起蔡京的奸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设置应奉局，自兼提领，以进贡皇帝为名，向各地百姓摊派，要求进贡四方珍异之物，然而这些东西到皇帝手中的不过十分之一，其余的都被他收进自己的口袋，一时间王家富比龙廷。

　　同历朝历代的奸邪小人一样，王黼也对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毫不留情地残酷迫害。御史中丞陈过庭上疏皇帝，乞求裁减以御前使唤为名的冗员，京师转运使张汝霖请罢进西路花果，均被徽宗采纳了。这使王黼十分忌恨，“露章劾之”，使二人都被发配远郡。王黼还公开卖官鬻爵，当时有民谣唱道：“三千索，直秘阁；五百万，擢通判。”

　　王黼不仅贪财，还十分爱色。他自己姬妾成群，日夜淫乐还不够，还要四处猎寻美色。他见微猷阁待制邓之刚的妾容颜娇媚，姿色超群，便起了不良之心，于是设计诱夺，然后又捏造了一个罪名，把邓之则发配岭南。

　　王黼当权时正值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外侵内患，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纷纷爆发。宣和二年。方腊在睦州起义。王黼一向善于在皇帝面前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很害怕皇帝知道这件事会坏了自己的前程，所以隐而不报。不想，起义延续了一个多月，声势愈加浩大，继而又攻破六郡。事态眼看无法隐瞒，他才上表报告。徽宗派童贯督甲兵十万，镇压了起义，非但没有怪罪王黼，又以功转少傅，进少师。

　　宋统治对待农民起义残暴狠毒，对待外族入侵却是软弱无能。北方的辽虽已是日薄西山，但宋仍畏之如虎狼，更不必说异军突起的金国。大臣赵良嗣向朝廷献“联金攻辽”之计。百官大多以为此计不可行，因为辽若存，三足鼎立对金也是一种威胁，倘若辽已破，金无后顾之忧，怕要一心一意攻打大来。王黼却十分支持这一建议，他慷慨陈辞：“辽与宋虽通好百年，但近年以来，辽对我朝多有慢怠。况且兼攻昏弱之邦也是兵家常用之策。如果我们不取辽地，则其必为金人占有，中原之地将不复再属大宋了。”他又写信给领兵的童贯，表示“太师要北伐，王黼愿效死以助”。

　　用历史的观点来回顾北宋末年的历史，“联金攻辽”的确是可施之计。王黼一心支持是不是真的从江山社稷出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他的初衷，看一看他在军中的所作所为。

　　王黼从一个小小的司理参军转而成为少傅、少师，已是否泰如天地。可是人的贪欲却是无止境的。王黼非常想通过“身任伐燕之责”建立功勋，问鼎太师之职。那么他在军中又是如何肩负伐燕之责的呢？王黼在三省置经抚房，专治边事，他借口军用搜括天下丁夫，按人数算得“免夫钱”六千二百万缗，买了五、六座空城向朝廷报捷。

　　这样的目的，这般地作战，“联金攻辽”便成了一纸空文。女真统治者也看透了宋朝廷的软弱无能和臣子的贪婪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