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5期-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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淙流水到桥，从缓到急，从和平到死亡，从古老到现代，戛然而止。　
　　我忽然想到传统。托马斯拥有多么丰富的传统资源，自古罗马的贺拉斯到日本的俳句，从瑞典前辈诗人埃克罗夫到现代主义的宗师艾略特，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艾吕雅到俄国象征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他承上启下，融汇贯通，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中开创出自己的道路。　
　　反观中国现代诗歌，不能不让人感到传统的一再中断。五四运动就是第——次中断，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否定，造成早期白话涛的苍白幼稚。左翼运动的革命文学致使诗歌沦为宣传的工具，是第二次中断。而第三次中断，是“九叶派”后中国诗歌的巨大空白。“今天派”出现后，代沟纵横，流派林立，恶语相向，互相掣肘，使本来非常有限的传统资源更加枯竭。没有传统作后盾，就等于我们的写作不断从零开始。　
　　自八十年代初起，大量的西方作品泽介到中国。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相遇过程中，有一个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主义必然是反传统的。我本人就深受这一看法的影响。其实这完全是误解。　
　　我最近在一次访谈中说：“这些年在海外对传统的确有了新的领悟。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像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像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及，可感不可知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与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的财富（有时是通过曲折的方式，比如通过美国意象主义运动）。我在海外朗诵时，有时会觉得李白杜甫李煜就站在我后面。当我在听杰尔那蒂·艾基（C；ennady　Aygi）朗诵时，我似乎看到他背后站着帕斯捷尔纳克和曼杰施塔姆，还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尽管在风格上差异很大。这就是传统。我们要是有能耐，就应加入并丰富这一传统，否则我们就是败家子。”　
　　1990年初，我漂流到瑞典，在斯德哥尔摩一住就是八个月。1985年那个令人眩晕的夏天一去不返。我整天拉着窗帘，跟自己过不去。若没有瑞典朋友，我八成早疯了。　
　　那年我常和托马斯见面。　
　　一张托马斯在花丛里的照片标明：1990年8月4日。那天早上，我和李笠乘轮船直奔蓝房子，结果坐过了站，被抛在另一个岛上，下一班船要等好几个钟头。李笠说服了一个住在岛上的老头，用汽艇把我们送过去，老头说什么也不肯收钱。　
　　那天布罗斯基也在。他1972年离开俄国，再也没回去过。几乎每年夏天，他都到斯德哥尔摩住一阵，据说是因为这儿的环境气候最像他的老家彼得堡。我头一眼就不喜欢他，受不了他那自以为是的劲头。此后又见过面，都改变不了这第一印象。布罗斯基对托马斯倒是很恭敬。他曾老老实实承认，他的某些意象是从托马斯那儿“偷”来的。　
　　我们坐在阳光下喝啤酒，懒洋洋的。大家倚在蓝房子的扶手台阶上，用拍立得（Polaroid）照相机轮流拍照。他们的小女儿玛利亚（Maria）帮忙收拾杯盘，她长得很像莫妮卡。他们有两个女儿，都住在斯德哥尔摩。　
　　李笠、布罗斯基和玛利亚赶傍晚的一班船回斯德哥尔摩，我留下来，住在蓝房子旁边的一栋小木屋里。那夜，我失眠了。树林里的猫头鹰整夜哀号。　
　　算起来，从那时到托马斯中风只剩下四个月。只有托马斯自己，在1974年发表的唯一一首长诗《波罗的海》预言了这场灾难。8月初，我从瑞典搬到丹麦，临走前跟托马斯夫妇来往最频繁。他们一到斯德哥尔摩，马上打电话过来。和中国人在一起，饭局是少不了的，几杯酒下肚，托马斯总是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高的中国人。”　
　　11月初，我在丹麦奥胡斯（Aarhus）刚落脚，托马斯就跟过来朗诵。我像傻子一样，坐在听众中间。现在想起来，那是天赐良机，在托马斯即将丧失语言能力以前。他嗓子有点儿沙哑，平缓的声调中有一种嘲讽，但十分隐蔽，不易察觉。他注重词与词的距离，好像行走在溪流中的一块块石头上。朗诵完了，听众开始提问。有个秃顶男人和托马斯争了起来。我还是像傻子一样，头在瑞典语和丹麦语之间扭来扭去。我从来没见过托马斯这么激动过，他脸红了，嗓门也高了。　
　　朗诵会后，主持人请我们一起吃晚饭。问起刚才的争论，托马斯只说了一句：“那家伙自以为有学问。”我想为一起来听朗诵的同事安娜讨本诗集，他把手伸进书包，孩子似的做了个鬼脸——没了。没了？我有点儿怀疑。没了！他肯定地说。　
　　一个月后，他拒绝再和任何人争论。听到他中风的消息，我很难过，写了首诗给他，听莫妮卡说他看完掉了眼泪：“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　
句／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你保持住了平衡……”　
　　——晃七八年过去了，托马斯真的保持住了平衡。　
　　我第二天一早飞回美国，得早点儿动身回斯德哥尔摩。晚饭吃得早，有鱼子酱、沙拉和烤鱼，餐桌上点着蜡烛，刀叉闪闪。烛光中，托马斯眼睛明亮。莫妮卡时不时握握他的手，询问般地望着他。饭后，我们回到客厅，打开电视，正好是晚间新闻。政客们一个个迎向镜头，喋喋不休。莫妮卡和安妮卡笑起来，而托马斯表情严肃，紧盯着电视。一会儿，莫妮卡关上电视，端出她烤的苹果馅饼。我们正有说有笑，托马斯又用遥控器把电视打开。莫妮卡告诉我，托马斯觉得有责任监督那些愚蠢的政客。　
　　1990年夏天，我的确在蓝房子过夜时失眠，莫妮卡证实了这一点。那么第二天早上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跟托马斯去采蘑菇。我们穿上长筒胶靴，笨拙得像登月的宇航员。走着走着下起雨来，林中小路更加泥泞。托马斯走在前头，用小刀剜起蘑菇，搁嘴里尝尝，好的塞进口袋，坏的连忙吐掉，说：“有毒。”　
　　　
　　十四　
　　　
　　拉丁文　
　　　
　　1946年秋天我进了高中的拉丁部。那意味着新的老师，其中最重要的是布克恩（Bicken）。他是我们班的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大于我愿意承认的，当我们个性发生冲突时。　
　　他成为我的老师以前的几年中，我们有过一两次戏剧性接触。有一天，我迟到了，沿着学校的走廊奔跑。另一个男孩从相反方向猛冲过来。是G，我们邻班的，以专横霸道闻名。我们尖叫着突然停下来，面对面，并无意避免冲突。这突然刹车导致极大的敌意，我们在走廊相持。C抓住时机——他右拳击中我的腹部。我眼前一黑，倒在地板上呻吟。G消失了。　
　　清醒后，我发现我在盯着一个俯下身来的人。一个拖长的哀怨而歌唱般的声音绝望地重复：“怎么了？怎么了？”我看见一张粉脸和修剪利索的粉白胡子。脸上表情充满担忧。　
　　那声貌属于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老师，外号布克恩。幸好他没有盘问我为什么会横在地上，为我不用搀扶自己走开而似乎感到满意。他的担忧和助人为乐，给我留下了好心人的印象。这一基本印象维持不变，即便在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　
　　布克恩外表时髦，甚至有点戏剧化。通常是深色宽边帽和短斗篷陪伴他的白胡子。冬天在户外衣着极少。远观他仪表堂堂，近看却总是一脸茫然。　
　　布克恩被慢性关节炎所折磨，明显跛足，而他尽量行动敏捷。他进入教室总是挺戏剧化的，把公文包扔到他的书桌上；紧接着，几秒钟后我们就确切知道其情绪好坏。天气明显地在影响他的情绪。在凉爽的日子，他的课令人愉悦。当低气压盘旋在我们头上而乌云密布，他的课在枯燥焦虑的气氛中爬行，时不时被不可避免的暴怒打断。　
　　在人的分类中，很难想象除了当老师他还适合干别的。甚至可以说，很难想象拉丁文老师以外的行当。　
　　在学校的倒数第二年，我自己用心写起现代诗来。同时，我迷上了古老的诗歌。拉丁课从关于战争、元老院和执政官的历史课本进入卡塔拉斯（Catullus）与贺拉斯（Horace）的诗歌。我学到了很多。通过形式，某些东西可上升到另一个层次。毛毛虫的腿消失了，展开翅膀。人永远不要失去希望！　
　　唉，布克恩永远不会想到我怎么被那些古典的诗章所俘虏。对他来说，我只是个蔫淘的学生，在校刊上发表费解的四十年代式的诗歌——在1948年秋天。他看到我的努力，连同对大写和标点符号的一概回避。他对此义愤填膺。我被看成是野蛮浪潮中的一部分。这样的人对贺拉斯肯定是彻底免疫的。　
　　在一堂课上，当我们穿过和十三世纪生活有关的一段中世纪拉丁文后，他对我的印象更糟了。那是个阴天；布克恩在受罪，某种愤怒蓄积待发。他突然抛出问题，我回答了。那是我想缓解那压抑气氛的一种条件反射。布克恩大怒，并不止于此，他甚至在期末给予我“警告”。那是写给家里的简短评语，以示该学生在拉丁课上的疏忽。由于我的作业分数都很高，这一“警告”只能假定针对的是一般性行为，而非拉丁课的表现。　
　　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们的关系有所好转。那时我在通过令人兴奋的考试。　
　　就在那时，贺拉斯的两种诗歌形式，开始找到进入我写作的途径。而我不知道布克恩对此是否在行。古典格律——我是怎么用上它们的？一念之差。我认为贺拉斯是当代的。如此纯真才变得老练。　
　　——摘自《记忆看见我》　
　　　
　　十五　
　　　
　　对一封信的回答　
　　　
　　在底层抽屉我发现一封二十六年前收到的信。一封惊慌中写成的信，它再次出现仍在喘息。　
　　一所房子有五扇窗户：日光在其中四扇闪耀，清澈而宁静。第五扇面对黑暗天空、雷电和暴风雨。我站在第五扇窗户前。这封信。　
　　有时一道深渊隔开星期二和星期三，而二十六年会转瞬即逝。时间不是直线，它甚于迷宫，如果紧贴墙上的某个地方，你会听到匆忙的脚步和语音，你会听到自己从墙的另一边走过。　
　　那封信有过回答吗？我不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大海无边的门槛在漂荡。心脏一秒一秒地跳跃，好像八月之夜潮湿草地上的蟾蜍。　
　　那些未曾回答的信聚拢，如同卷层云预示着坏天气。它们遮暗了阳光。有一天我将回答。在死去的一天我最终会集中思想。或至少远离这儿我将重新发现自己。我，刚刚抵达，漫步在那座大城市，在125街，垃圾在风中飞舞。我喜欢闲逛，消失在人群中，一个大写T在浩瀚的文本中。（北岛译）　
签证记
姜　丰　
　　一　
　　　
　　在国外念书，签证是件大事。个中甘苦难易，也都因人而异了。　
　　2001年，我来英国之前的签证，倒是没怎么用自己操心。当时是国家公派的访问学者，通常是由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统一送到英国使馆签证，极少有被拒签的，通常也不需要面签。偏偏行期将至，签证迟迟不见下来，我被通知需要面签。　
　　在北京的英国使馆签证其实还算是轻松的。当时心里还抱怨为签证耗了整整半天，电视台离公主坟不远，差不多靠着西三环，我要穿过整个长安街，到嘉里中心的英国大使馆签证处，路上塞车是不用说的了。可是毕竟还在同一个城市，北京还是轻车熟路，比起后来天不亮爬起来坐火车去伦敦，为签证披星戴月、忍饥受冻，实在是好太多了。按照预约的时间到那里，经过安检就在大厅坐等，如果带了本好看的书报杂志，倒也不是什么太痛苦的事。签证很顺利，签证官笑言，之所以要我来面签，是因为看我的申请材料知道我是CCTV的主持人，他们想看看“名人”。几分钟的面谈说的都是我的节目。出于职业习惯，我又推销了一番《文化视点》。　
　　一年后，结束了作为访问学者的进修，在英国居留的签证自然也到期了。我再次申请英国签证，是作为自费留学生。这种情况我通常应该回北京的英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或者到伦敦的Home　Office延签证。因为录取信、学院信、银行证明等必需文件都齐全有效，我便抱着侥幸心理，决定在希思罗机场落地签证。但是没人能说得清楚落地签证的把握有多大，通常即使允许进关，给与的居留时间也很短，那就还得再到伦敦的Home　Office延签证。幸运的是，在机场人英国海关的时候，我拿到了能够拿到的最长时间的签证，到2003年10月底，我的硕土学位课程结束的时候。　
　　尽管如此，在英国的两年里，还是没少为申请签证费神——当然都不是申请英国签证，而是为了旅游，申请别的国家的签证。外国学生呆在英国，最可能用到的就是申根（Shengen）签证。申根原本是一个小镇，1995年七个西欧国家签署互免边防检查的协议，迄今为止，已经有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冰岛、意大利、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的十五个欧洲国家加入申根协议。一方面，这些国家当中不少都是欧洲最热门的旅游国家，像法国、意大利等等；另一方面，一个签件可以进出这么多国家，也省了很多麻烦。不说其他的便利和利益，单单是吸引海外游客、发展旅游业这一点，申根协议也说得上功不可没。　
　　我的第一次申根是我刚到英国还不到两周的时候申请的。刚到英国时，作为访问学者，并没有直接的课业压力，我在时差倒过来以后立下两个雄心壮志：一个是吃遍剑桥大学三十一个学院的Formal　Hall，一个是遍游欧洲。幸运的是，到剑桥后很快结识了一小撮同好此道的朋友，这为日后志向的付诸实现打下必备的基础。抵英的第十天，便斗志昂扬地纠集了另外两男一女同游法国南部城市尼斯（Nice）。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签证。Gloria已经有签证，我便和另外两个男孩——一个是经济学博土生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