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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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哪种社会都不多见。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和阶级的流动，婚配对象范围突然无止境地扩张。十八世纪的人可以自称他们了解过所有可能的异性对象，并选择了最好的一位，若他们到了近代，就不敢保证可以从所有认识的人之中挑到最适合的对象。我们大多数人一生中可以认识几千个人。所以，失去了最基本的把握——知道自己是否选对职业、找对配偶的确定感——令我们感到失落。我们无法接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状况；我们无法抛开这种想法：人应该运用知识来做抉择。　
　　以个人的角度来说，遭受奴役和过度自由都是沉重的现实，当有些国家承受着难以摆脱贫穷的绝望时，较进步的国家则承受着人口的过度流动，当人们与传统的根不断松动、不断重新适应新工作与新人际关系的流浪生活时，他经受的压力更大。有位作家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则故事，说有个男孩在短时间内搬了三次家，后来他在自家后院的橡树上吊自尽，钉在树干上的遗书写着：“这里是唯一有根的地方。”平均一年要拜访三十个国家的忙碌官员；公司不断转手、部属与上司年年不同的城市中产阶级；或是每次上杂货店都碰到不同店员的独居者，他们一直都有种断裂的感觉。在1957年，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平均有六十五种货品：购物者认识所有的水果和蔬菜，而且都品尝过。到了1997年，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平均有三百种货品，其中有上千种货品的超市不在少数。即使在选择晚餐时，你也处于不确定的情况中。这种选择的增加不是方便，而是令人混乱。当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多样选择时——你要住哪、做什么、买什么、和谁结婚——结果就是一种集体的焦虑，我认为，这充分解释了工业化的世界忧郁症罹患率升高的理由。　
　　此外，我们活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的科技时代，我们无法清楚地掌握身边大部分的事物是如何运作的。微波炉的原理是怎样的？什么是晶片？如何用基因工程改变玉米？我的声音如何透过无线电话传到一般电话里？通过科威特银行到我纽约户头里扣的账是真的钱吗？这些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搞懂我们生活中所有小科学问题是庞大的工程。就算你了解了汽车引擎如何转动和电力从哪来，也愈来愈不清楚日常生活运作的机制。　
　　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让我们随时可能陷入烦恼。尤其是家庭的崩溃，以及孤独的生活。职业妇女无法与小孩保持亲密是个问题，过着缺少运动与活力的职业生活也是问题，活在人工灯光里是个问题，失去宗教的抚慰是问题，跟不上资讯爆炸的时代也是问题。我们可以无止境地列下去。我们的大脑怎么有办法处理和容忍这所有的事情？我们的大脑怎么会不受伤？　
　　许多科学家赞同这种想法：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的忧郁症，在我们的社会仍有其功能。进化论者希望看到忧郁对特定基因繁殖的正面影响——但若我们观察忧郁症患者的繁殖率，会发现忧郁实际上不利于基因的繁殖。忧郁和身体痛苦一样，是要我们摆脱某种危险活动或行为的警告，因为这样的活动或行为令人难以忍受，所以这就是拥有忧郁能力最明显的好处。进化精神病学家保罗·瓦特森与保罗·安德鲁斯，认为忧郁症其实是一种沟通方法，并拟出进化的概论，其中忧郁症是一种社会疾病，因人际关系的地位而得以存在。他们认为，轻微的忧郁症会促使人进行强烈的自省与自我检讨，在此基础上有可能会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根据自己的性格来做出复杂的决定。这样的忧郁是个秘密，也常处于隐蔽状态，它的作用是私密性的。焦虑——为未发生的事烦恼——常是忧郁的表现之一。轻微的忧郁——使内心产生与环境无关的低落情绪——可驱使我们找回一时不察而抛弃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失去之后才能感觉出价值。它使人为真正的过失而懊悔，不再重犯。人生的抉择通常依循着投资的老原则，冒风险可能会带来高报酬，但大多数人承受不了太高的代价。若是一个人拼命朝着全无希望的目标前进，忧郁便可解救他，强迫他退出。过于执著于追求自己的目标，无法放弃愚蠢透顶的念头，这种人特别容易得忧郁症。蓝道夫·内斯说：“他们试图在人际关系上努力，那是徒劳无功的，但他们不会放弃，因为他们投入太多感情了。”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4）　　　
　　忧郁帮我们规避掉一些风险和不利因素。例如，过高的压力会造成忧郁，忧郁可使我们避开压力。睡眠不足会造成忧郁，忧郁可让我们补回睡眠。忧郁症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改变无生产力的行为。忧郁通常是投入资源错误，需要重新调整焦点的警讯。现代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我听说有位女士想当小提琴家，但老师和同事都反对，她因而陷入严重的忧郁症，服药和其他疗法都只能稍稍缓和。当她放弃音乐，把精力放到更适合她能力的领域之后，忧郁症就不治而愈了。忧郁症虽然令人失去活动能力，但有时也是一种驱动力。　
　　更严重的忧郁可以唤起他人的注意与支援。瓦特森与安德鲁斯认为，假装自己需要帮助，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得到协助：大家都很聪明，不会被装出来的可怜相所蒙骗。忧郁是很省事的机制，因为有助于产生有说服力的事实：若你陷于忧郁，那你就是真的可怜；若你真的很可怜，那你就可以得到他人的帮忙。忧郁症是代价极高的沟通方式，因为它激烈的后果太过引人注目，所以代价高昂。瓦特森与安德鲁斯说，正是因为忧郁症太可怕了，才能驱使他人伸出援手；忧郁症发作所造成的机能障碍，在作为“诱发利他主义的工具”上是有用的。它也可能会使造成你困扰的人离你而去。　
　　我的忧郁症换来了家人与朋友的各种协助。我得到意想不到的关注，身边的人想办法缓解了我某些方面的负担——金钱上、情绪上与行为上的负担。我放下了对朋友的人情压力，因为我病重得没办法还人情债。我停止工作：这是不得已的选择。我的病甚至让我得以获准缓缴账单。讨厌的家伙也宽宏大量，不再来烦我。事实上，我因为第三次忧郁症发作，而要求宽延这本书的交稿日期，而且十分坚决；虽然我可能很脆弱，但我可以坚决地说不，我就是无法继续工作，别人只有同意。　
　　进化心理学家爱德华·哈根把忧郁症视为权力游戏：它可以把一个人的工作，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直到别人满足他的需求为止。我不同意。忧郁症患者对身边的人提出许多要求，但话说回来——要是他们没有忧郁症，就不需要提出要求。这些要求完全被接受的机会不太高。忧郁症可以当成有效的勒索，但一般来说，当这种勒索者太辛苦了，它的后果难以预料，也并非实现特定目标的好方法。虽然在痛苦的时候得到关怀令人愉悦，也可以形成爱的力量，但是最好是不要这么痛苦，也不要这么多帮助。不要有忧郁——我相信低落的心情有反映身体痛苦的功能，使人避开某些导致不快的行为，但忧郁是为达成某种社会目的的这种时髦说法，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重度忧郁症是独立的个人寻求协助的自然策略，那最多也只是高风险的策略。事实上，大多数人会被忧郁症吓得倒退三步。虽然有些人会对显现忧郁的人表示同情和博爱，但更多人会觉得厌恶和排斥。陷入忧郁时，你常常会发现平时信任的人其实并不可靠——这种讯息虽然有价值，但你宁愿不要知道。我的忧郁症让我将朋友去芜存菁，但代价有多高呢？而且背弃那曾经给我带来快乐的友谊，只因为我在困难的时候发现这些人不可靠，这值得吗？我对这些人来说，又是哪种朋友呢？到底要有多少感情才能成为可靠的朋友？在危机中很难获得可靠的帮助，仁慈、慷慨或善良常常无济于事！　　　
　　爱的功能　　　
　　最常见的忧郁来自于悲愁，脱离常轨的悲愁。要了解忧郁症，不可能不谈到哀痛：悲伤是忧郁的基本模式。忧郁症可能是某种有用的机能受到了阻碍。我们的心跳速度会随着环境和气候不同而发生改变。真正的忧郁症就像心脏没办法把血液运送到手指和脚趾一样，是一种实际上没什么正面功能的极端状态。　
　　悲愁对人类有绝对的重要性。我相信悲愁最重要的功能是它教我们感受到情感的力量。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因太多的失去而感到痛苦，进而恐惧悲愁，那我们就不会更炽烈地爱别人。爱的经验将悲伤纳入到它的力量与范围之中。动物不会希望所爱的对象遭到伤害——实际上，帮助所爱的对象——也对物种的存活有助益。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痛苦时，爱让我们得以活下去。如果我们培养出自我意识，但没有获得爱的能力，就无法忍受人生的风吹雨打。虽然没有见过这种对照实验，但我相信拥有最多爱的能力的人，比没有的人更能坚强地活着；他们也是最可能被爱的人，这也有助于他们的存活。“很多人把天堂想像成是一个充满无穷力量与变化的地方，”凯·杰米森说：“而不是没有烦恼的地方。你可能希望消除某些极端，但不会希望把介于两个极端的连续体从中间切下去，完全消灭其中一半。不让人们受苦，几乎等于希望人们的情绪范围不受到限制。”有爱就会有伤害，抗拒或责怪伤害就是拒绝爱。　
　　最重要的是，爱让我们不会太轻易放弃情感。拥有真心的爱，也常意味着烦恼。因为怕失去，所以我们十分珍惜手中拥有的东西。如果有人失去所爱之后不会感到沮丧，那他把时间、感情和精力花在某人身上，就只是为了好玩，绝不会多耗一分钟。“进化论”，内斯说，“一般被认为是种轻蔑的说法。进化生物学家把所有道德行为的复杂性，解释为不过就是一个人的自私基因系统在作祟。人大部分的行为当然有明显的目的，但人的举止时常超出这些因素。”内斯所研究的是约定。“动物不会对他者许下附带条件的复杂承诺。它们不会经过协商之后，说：‘如果你将来为我做了什么事，我就为你做什么事。’约定是承诺在未来去做你并不想做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都靠着约定过生活。霍布斯（十六世纪英国哲学家）就发现了这点。他了解到，‘我们有约定的能力才使我们成为人。’　
　　世界上最早有情感的生物是爬虫类和鸟类。卧在蛋上以保持温暖的本能——而不是产下蛋就溜走，使蛋变冷、被压碎或被路过的动物吃掉——显然可增进繁殖力。大多数进化程度比爬虫类高的生物、会喂食年幼者的母亲，像鸟类，其后代存活者较多，这使小鸟长成大鸟继续生育的成功率增加。最早发生的情感，也明显是天择之下的情感，就是母亲与幼子之间，我们所称的母爱。爱可能出现在最早的哺乳类身上，驱使这些生物照顾它们的后代，不被险恶的世界所伤。紧紧陪在子女身边、击退掠食者、全心养育子女的母亲，比不在乎子女受攻击和被掠食者吃掉的母亲，有更多繁衍自己后代的机会。仁爱的母亲生下的子女，比冷漠无情的母亲生下的子女，有更多长大成熟的机会。物竞天择的规律使社会选择了仁慈的母亲。　
　　其他不同的情绪都各有其用处。充满怒气与仇恨的雄性，更能够有力地与其他雄性竞争，他会杀死对手，有利于让自己的性格得以繁衍遗传。会保护配偶的雄性也有竞争优势：把其他雄性赶走、不让他们接近其配偶的雄性，才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基因传给进入繁殖期的雌性。对产子数较少的动物来说，繁衍遗传物质胜算最大的配对，是充满爱与关怀的母亲，配上充满妒嫉与保护性的父亲（反之亦然）。多情的动物有更多繁殖的机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可被怒气激励的动物胜算较大。爱——性爱、博爱、友情、孝敬、母爱，以及其他所有类似的情绪——以奖赏与惩罚的模型运作。我们会表现出爱，是因为可得到巨大的回报；我们不断表现出爱与保护性，因为失去爱是一种创痛。如果我们不会因为失去所爱而感到痛苦，如果我们只想享受爱的欢喜，但对所爱者遭到杀戮无动于衷，保护性就会远不及现在的我们。悲愁让爱变成自我防卫：我们会照顾所爱之人，以避免自己陷入难受的痛苦之中。　　　
　　忧郁的生理学进化（1）　　　
　　忧郁的生化演化与社会演化相关联，但不相同。现在建立的遗传图谱，还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到底是基因的哪些作用会导致忧郁，但这种状态可能与情绪敏感度有关，情绪敏感度是有研究价值的特质，也可能是意识的结构开启了通往忧郁的道路。当代进化论者正致力研究大脑三分论（或三层次）。大脑最底层的部分，与低等动物爬虫类似的脑，是本能的中心。中间层是边缘系统，存在于较进化的动物脑中，是情绪的中心。顶层，只存在于如灵长类与人类等高等动物脑中，是感知的脑，与理智和高级的思考形式有关，也与语言有关。大多数人类行为都与这三层次的脑相关。以著名进化论学者保罗·麦克林的角度来说，忧郁显然是人类才有的烦恼。它是三层脑运作的集合：本能、情绪与感知同时进行的必然结果。三层次脑有时候对社会逆境无法协调反应。从理论上说，当一个人本能退缩的时候，应该会感觉到情绪的负面反应和感知的重新调整。如果三者同步运作，人会感受到正常、非忧郁的退缩，摆脱造成大脑本能钝化的行为或环境。但是有时候，大脑的理性会抗拒大脑的本能。例如，人的本能层次是退缩，但却感到激发的情绪与愤怒，这会造成剧烈的忧郁。或是说，本能层次是退缩，但却刻意决定抗拒原本的意图，因而使自己遭受沉重的压力。所有人对这类冲突都不陌生，这也的确会造成忧郁或其他失常。麦克林的理论，完全合乎我们所谓超乎大脑目前演化能力的说法。　
　　牛津大学的提摩西·克劳相信（但生理学家激烈反对）灵长类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