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怀特:人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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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相互凝望着。拿开那块玻璃，他们的皮肤又变白了。
　　“听我说，”她说，她的声音又把他们平平安安地带回到现实中了。“你知道，你可以住在这儿。如果你愿意。这就是你的家。”
　　“不，不是，”他说。
　　她把那块玻璃放到床罩上。
　　“你最好睡吧’她对他说。
　　她又变成一个有点笨拙的年轻女人，怀抱着一种从别人那儿学来的自信。她的声音本来应当充满热情，发自内心深处，但现在却刺耳，又显得浅薄。她不得不用这种声音表示她的意见。
　　“明儿早晨见。你不冷吗？你知道，你得增加营养。你太瘦了。不过，食物会把你吹起来的。”
　　那男孩看起来不想再跟她说话了。他把脑袋枕在胳膊弯上，侧着身子蜷缩在床上。她不会赢得这孩子的信赖。于是她起身走开，从那束仍然缠绕着她的红光中走过去，从那座被水淹了的教堂里已经归于沉寂的祈祷中走过去。她回到她的房间，和睡神搏斗一番。
　　但是，她突然看见丈夫穿起了裤子。玻璃灯罩里的灯光很黄，平稳而柔和。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她问道。
　　“该起床了，”他说，声音像腰带抽打似的，没有一点柔情。“弗利兹已经从院子里走过去了。”
　　实际上，她也听得见水桶那熟悉的、吱扭吱扭的声音，还有公鸡吵人的、让人无法再睡的啼鸣声。
　　他们要去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皮肤接触到早晨的空气和水都有一股凉意。他们都带着一种严肃的神情，在屋子里转过来转过去，各干各的事情：梳头、结辫儿、穿衣服。很明显，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什么有色彩的片断。他们轻手轻脚地快步穿过厨房，从那个在一张窄窄的床上熟睡的小男孩身旁走过。他们只是瞥了他一眼，好像生怕打搅了他似的、或者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
　　院子对面的牲口棚里，一盏风灯的光亮之下，那几头母牛的屁股影影绰绰，还有瘦小的德国老头那张脸。他等着向他们报告事情，听从吩咐。母牛嚼着草料。唾涎的气味以及母牛的喘息，盖过早晨清冷的空气，升腾起来。女人和两个男人坐在木墩上面，膝盖中间夹着奶桶，准备开始他们例行的“仪式”。
　　“雨停了，”德国老头边说边挤着刚抓到手里的奶头。
　　“是呀，”斯坦·帕克说，“真停了。”
　　他用一块布擦了擦那头青灰色的母牛的乳房，然后把布挂在钉于上。
　　“我知道要停的，”老头说。
　　“你怎么知道的，弗利兹？”艾米·帕克问。
　　“哦，”他说，“我知道。我能感觉出来。”
　　然后，便是牛奶挤进奶桶时发出的音乐般的声音。
　　“洪水怎么样？”老头问。
　　“洪水太可怕了，”艾米·帕克说。“斯坦比我见得更多。我只看见一点儿。有的人失去了一切。”
　　老头咂了咂嘴，那声音盖过了柔和的挤奶声。
　　“我们带回个澡盆，弗利兹，”斯坦·帕克对他说。
　　“是斯坦捡的，”妻子说。
　　然后，他们坐在那儿，挤着一头头温驯的、个头挺大的奶牛那富有弹性的乳头，让牛奶射进桶里。
　　斯坦·帕克一双脚生了根似地踩着干净的砖块，等妻子给他讲那个捡来的孩子的事情，可是看起来她还没有讲这件事情的意思，或者还没到时候。
　　他们坐在那儿挤着牛奶，一层泡沫已经急不可耐地溢上艾米·帕克那只桶。这是个没完没了地挤奶的早晨。挤完之后，两个男人丁零咣啷地装着奶罐。母牛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漫无目的地凑在一起，已经挤瘪了的乳房在大腿间晃荡。然后，她从牛棚的围栏里跑出来，穿过院于，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他们那幢房子跟前。她气喘吁吁，在心里说：现在，他的一双眼睛该睁开了吧。她要对他说许多事情。在早晨明媚的阳光照耀之下，有可能完成夜里遭到拒绝的事情。她可以用爱的力量，强迫这孩子留在她的家里。
　　她放慢脚步，以免看起来太蠢。而且尽量使自己急促的呼吸平静下来，做出一个微笑。可是走进厨房，她一眼看见那张窄窄的床上床单摊在一旁，冷冰冰一动不动地扔在那儿。她也没有费神去喊那孩子。她看见那块红颜色的玻璃，已经在床板上压碎，成了好几块玻璃片。
　　不一会儿，丈夫回来了。他匆匆忙忙吃过早饭就去送牛奶。她已经把一切准备停当，放在他的面前。桌上放着皱皱巴巴的煎鸡蛋。他爱喝的红茶盛在一个蓝颜色的搪瓷壶里，等他享用。
　　他开始切鸡蛋，那用力的样子就好像那玩意儿比鸡蛋硬得多，要嘛就是因为心不在焉。
　　“朱厄尔再有两个月就要卖掉，”女人边说边从一家杂货铺送的月份牌上撕下两张已经过时的日历。“是该挤完它的奶的时候了。”
　　“那孩子上哪儿去了？”
　　再也没有比别人盘子里切得一塌糊涂的鸡蛋让人看了更觉得不舒服的东西了。
　　“他不在了，”她说。“跑了。”
　　“我们留不住他，”丈夫说道。“他不想在这儿住下来。这一点看得出来。他不属于我们。”
　　“是的，”她说。
　　尽管她不完全明白，也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
　　她无法解释怎么会有这种时候，你自个儿一定要为生活中那些高深莫测的事情去出示一些确凿的证据。现在，她在厨房转来转去，皮肤在阳光下十分苍白，因为起得早，越发显得形容憔悴。一双手做些迟钝的动作，无法和她曾经经历过的那些辉煌的时刻联系起来。这使得她皱起了眉头，把家什放到合适的位置，捡起一个灰不溜秋的土豆削起皮来。那土豆是前些时从篮子里面掉出来的。
　　他吃完饭，把碟子推过去，然后说道：“艾米，”他尽量使声音和场合相符，以便打动她。“这样也可以，”他说道。
　　“是的，”她回答道。“当然这样也可以。”
　　他们很亲密。他们的生命之树已经长在一起，而且将继续下去。因为他们不可能从那共同的枝干上再分离开来。
　　现在他们既已站在窗前，胳膊有意无意地相触，她便不否认他们共同生活的好处。经过这大清早疲惫的劳作——那也是一种收获——他也可以全身心地感觉到这一点。现在，母牛蹒跚着从树林中间走过。它们的尾巴摆动着，青紫色的鼻子嗅着淤泥里刚开始长出来的淡绿色的草，或者在金合欢树黑色的树皮上蹭着脖颈。他本来要说，你知道这个吗？还有这个，这个。这一切他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但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一切，他只能站在那儿，捏着她手上的皮肉。也许没有必要说出来，他从她手上的皮肉感觉到她已经领悟了这一切。她已经开始看见那簇簇树影，白色的树干。那些比较低矮的、枝儿粗糙的树木，在晨光下摇曳，向他们倾斜着。那因为重又变得晴朗而愈显湛蓝的天空似乎在游动，站在窗框旁的这一男一女好像也跟着天空游动了一会儿，他们的躯体在摇摆，他们的灵魂在游动，辨认着那些熟悉的国家。瞬息间，他们简直无所不能。
　　然后，男人穿上他那双硬梆梆的靴子，又记起那些他必须做的事情。女人取掉台布，叠了起来；就好像她很喜爱它一样。她觉得心里很满意。如果想起那个捡来的孩子，她能记起来的，也只是借着昨夜的火光，斜眇一眼所得到的印象。至于她自己由于膝下无子所引起的郁郁寡欢，现在可以更坚强地应付了。
　　“也许我们应该把这孩子的事情报告给警察局，”她说。
　　他说，如果下午有时间，他就骑马去一趟班加雷。
　　谁也没再听到帕克夫妇在乌龙雅发大水时捡到的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洪水很快就退了，只留下一片肮脏的黄泥滩和许多褐色的蛇。居民们清理出他们的家具和重新找到的他们自己的点点滴滴，渐渐地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只是有时候，在杜瑞尔盖，人们回忆起那一车崇高的志愿救灾人，去救那些洪水中的难民的情形。谁也不知道帕克家居住的地方怎么样以及为什么得了这么个名儿，反正从发大水那个时候起，官方开始管这地方叫杜瑞尔盖。阿姆斯特朗先生的一位朋友——一个教授或别的什么——说这个地名的意思是“富饶”。但是这地方的居民不太喜欢用这个名字，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太习惯，只是写信或者寄东西的时候用用。就好像有什么期待他们完成的事，他们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完成。
　　艾米·帕克在写这个地名的时候，放慢了她那只总是鲁莽、粗心的手，若有所思地一边深呼吸一边念叨着这个字。当陌生人提到这个官方正式命名的地方时，她就收敛起脸上的表情。她依然用拥有这些土地的人们的名字来称呼他们这个地区。有时候，在这块被称之为“帕克家”的地方，她坐在开满白玫瑰的矮花丛前，一双胳膊因为无事可干而显得笨拙，两眼眺望着那条道路。





第　八　章

　　离帕克家大约一英里远，大路岔开的地方，盖起一座杂货铺，之后又添了个邮政局。这样一来，杜瑞尔盖才名副其实了。这两个建筑物便是证明。由于居民们对此增加了信心，他们便在通往他们村庄的那一条条笔直的、尘土飞扬的大路和那几条弯弯曲曲的、铺着砂子的小道上来往穿梭。妇女们在那儿游游逛逛，说是买东西；男人们没有那么多的借口，只不过是消磨时间罢了。
　　夏天是一个尘土飞扬、黄沙漫漫的季节。在天空和铁皮屋顶的照耀之下，在晒干了的按树和踩烂了的蚂蚁的气味中，男人们抱着肩膀，眯缝着眼睛，靠在杂货铺门廊的柱子上，或者干脆就坐在那儿。有的人在阴凉地裸露着他们那斑斑驳驳的脑门儿，宁肯让苍蝇叮着，也不愿意戴着潮乎乎的毡帽。杂货铺的门廊里面，有一股紧张工作之后的懒散的气息。人们海阔天空地闲扯，“听众”们并不对此加以指责，因为时间无穷无尽。而那些不聊天的人，那些比较缄默、性格内向的人则拿一根树枝或者鞭杆，在泥地上胡写乱画些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符号。他们擦了写，写了擦，还不时抬起头，翻着黯然无光的眼睛。
　　在这初创阶段，杜瑞尔盖这家杂货铺简单的门脸儿还闪烁着棕色油漆的光彩。那简直是孩子们用木头和铁皮做成的玩意儿。橱窗里整整齐齐地摆着许多货真价实的东西：铁桶、灯芯、蜀黍做的扫帚、斧子柄，以及织补用的毛线。店老板陈列这些货物，颇费了一番苦心。他的原则是，橱窗里不能摆任何会腐烂的东西。陈列的商品看上去没有时间性，也确实取得了一种永久性的效果。其实，这些商品原本可以由那些还没学会用艺术的手法瞒天过海的蹩脚画家画在橱窗木板上面。
　　这家杂货铺，或者像人们称呼的那样，这店家，起初属于丹依尔先生——一个挺稀松，但挺善良的人。他做祈祷，为了逗乐还养矮脚鸡。丹依尔先生喜欢在他的家禽中间踱步，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它们，透过厚厚的镜片，瞧着它们那洁净的羽毛微笑。实际上，他成了这个铺子的一个组成部分，制作得很简单，甚至很粗糙，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人们赶着马车从杜瑞尔盖到班加雷回头张望的时候，总看得见丹依尔先生待在柜台后面，或者站在铺子门廊里，始终是那几个简单的姿势。而这个画面又镶嵌在整个景物之中，镶嵌在那绿色的、平缓的，或者在这个季节晚些时候变得斑斑驳驳、沟沟汉汉的山峦之中。这家店铺门口，有一株丹依尔先生亲手栽下的柳树。初夏，这株树上红色、软弱无力的树冠就像一面面旗帜在风中飘拂。夏末，粘满粉红色尘土的枝叶犹如一片片羽毛，在骄阳下低垂。等树干长粗之后，这株笔直的羽毛般的枝叶变成人们喜爱看的东西了。陌生人常问丹依尔先生这株树叫什么名儿，可他自个儿也不知道。他微笑着说，这株树是买来的，因为他想要一株树。他总得种点儿什么。那树苗后来就长成了这个样子。但是他那两块厚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显然很快活。
　　在这个地区，事物的名称无关紧要。人们活着，几乎谁也不问生存的目的。从娘胎里出来，就该活着。那一群群拖着鼻涕、皮肤黝黑的爱尔兰小孩，和那些头发黄红、生着疥癣的苏格兰小孩，从未开垦的丛林里跑出来，走上婉蜒而去汇合成条条大道的小路，很快就变成个子细长的姑娘和小伙。他们到处闲逛、互相回避着。可是总有相遇的时候，那时便很有吸引力地相互挽着手，在炎热的傍晚亲呢地在一起，在山旁谷边勾画出新的生活、新的牧场、牲口留和果园。眼下还未实现。但会实现的。在炎热的绵绵夏日会逐渐实现的。
　　甚至杜瑞尔盖那家带来外界微弱的口声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种种联想的邮局也静静地位立在那里。这个邮局在丹依尔杂货铺对面，路标旁边——白蚁很快就钻到那里面去了。它不像那家杂货铺那么显眼，一点儿官方办事机构的派头也没有。邮局在一间吱嘎作响的小屋里。小屋墙上开着一个窗口。盖奇太太那张充满渴望的脸就出现在那个窗口，从那儿把信件递出去，然后，探出身子，对那些走开的背影再最后说些关于天气的闲话。除此而外就是一片寂静。她是个戴一顶扁平帽子的女人，像一株干透了的棕榈树，还戴着褐色的袖套。在这间也算是办公室的地方，你还看得见做女式服装的裁缝通常用的那种人体模型。女邮政局长（在有人给她活儿做的情况下）把缝好的棉布连衣裙套在模型上面。办公室里还放着一堆堆废报纸。一只已经蔫了的桔黄色的胡萝卜上粘着金刚砂似的泥土。大路上的尘土飞进来落在墨水池里，和盖邮戳用的印油凝结在一起，落在公文纸上。这些纸在有风的时候，一会儿被吹到别处，一会儿又落在一起。
　　盖奇太太总是出出进进，解开捆信的绳子，或者找什么东西。星期天，她赶着马车出去，脖子上围一条红狐狸皮围脖。那辆轻便双轮马车后头跟着一条青灰色的狗。她常常收住缰绳跟人说话，东拉西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