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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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俄侵略外蒙，而又欺骗世界，迫使我国承认其独立，本为一复杂万端之国际大事。政府当年抱定忍辱负重之宗旨，从权应变，实具有重大苦心，不容否认，法章奉命之后，深感责任艰巨，不敢稍有错误。在蒙时慎重将事，归国则忠实报道。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藉保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作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亦未果行。……
　　雷法章又说：
　　回忆法章从政，逾二十年。忠党爱国，笃实谨慎，为生平素志，从未曾取巧亏职，自背良心。先是，主持青岛市教育，当九一八前后，推行爱国教育，不遗余力，差幸卓著成效。当地日本官民，竟目为排日巨头，攻击甚力，必欲去之而甘心，此为青市同胞所周知之事实。抗战发生随沈主席鸿烈，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长，继并代理主席职务。号召青年，争取民众，从事游击战争，树立敌后政权，破坏敌人统治，日军竟悬赏伪币百万元，求购法章首级。其衔恨之深，可以想见。凡此种种，当足以证明法章忠于国家之事实。抗战胜利之后，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深入塞外不毛之地，代表政府办理此一忍辱负重之历史任务，体念国家付托之事，安肯违心论事，丧权辱国，自毁历史哉？苏俄强暴，举世愤恨。政府今日从事反共抗俄，胜利在望。光复大陆之后，拯救名存实亡之外蒙古，当为急要之图，惟是已往史实，本有其时代背景，非可一笔抹杀。法章确信当年政府当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自尊心，与保存民族光荣历史之自信心，远在任何爱国志士之上。然所以必采断然处置，允许外蒙独立者，当有其万不得已之理由与苦衷，非局外人所可了解者，吾人信仰领袖，拥护政府似已勿庸于再议。法章才识谫陋，谬膺政府派遣，曾为参与此重大国事有关事务之一员，鉴于当时情况，难以得人了解，易生误会，用为说明实际情况于上。
　　奉命谕，不吭气
　　雷法章这一回忆，令我们长了不少见识：
　　第一、在“公民投票”结公布之前，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外蒙古人民是中国人民，在“完成法律手续”之前，自然当受中国政府管辖。中国政府派中央大员去，理该是“监票”，怎么可以是“参观”？“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这叫什么话？
　　第二、雷法章说“奉派之后，迭次晋谒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处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这又是奉命放水了。
　　第三、雷法章报告中已指出“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帮此项过程，纯属掩耳盗铃之举”等语，则所谓“公民投票”之说，在老K大员的眼里，也是不足采信的假戏，这一点自为老K所深知。深知而要瞒天过海，就只好封锁真相。
　　于是：“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而雷法章“在蒙时谨慎将事，归国则忠实报道。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借何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作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之报告，亦未果行。”
　　为什么如此？原因无他，老K要卸责，要骗中国人民，说外蒙古不是我要它独立的，乃是“公民投票”结果独立的。如今“公民投票”既是假的，则外蒙古独立失其依据。外蒙古不独立，老K就不能完成卖国的壮举了，所以只好一切遮盖。雷法章当然不也不敢吭气了。
　　“公民投票”大特写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中说外蒙古“公民投票”，四十九万合格投票人，参加者有百分之九十八，一致赞成独立，这一真相，雷法章在《中外杂志》发表《故国河山话外蒙——民国三十四年库仑视察记》，有大特写如下：
　　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是一件法律的滑稽剧，不仅外蒙政府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甚至于世界各国又哪有不知道的呢？我们的论断，决不是主观的偏见，是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为根据的。第一、投票是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投票者要当着办理公民投票的事务人员的面签字，谁敢签名在反对栏之中？即令鼓起勇气这样做了，难道不怕事后遭受严重的清算？在这种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之下，人民便失去了自由意志，这是“控制”了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改用了秘密的无记名方式，其结果一定要改观。第二、外蒙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盲，即以投票的四十八万多人估计，就有将近廿九万人是不识字的，已是投票人数中的多数。他们之中纵有坚定的意志要在反对栏中捺指印，但是不认识哪里是反对栏，只有听从事务人员的指示，在指定的一栏中捺指印。这些事务人员绝对不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也绝对不会指示他们捺印在反对栏之中，结果他们是被欺骗着捺了一个违心指印而不能自觉。这是“强奸”了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改用别种易于辩识的方式，如赞成者用红票，反对者用蓝票，随人民的志愿去领用，则结果的差别一定很大。第三、人民如果反对独立，不敢公然表示，他却可以采取消极抵抗办法，拒绝前往投票。如果实际投票的人数不及应投票人数的半数，这个投票的结果当然无效。但是投票人的姓名，早已书写居投票簿上，并且编定了号数，全部投票人数早已有统计。来投票的人只给你一条“赞同”的路走，如果不来投票的则由事务人员在代你有赞同栏签上一个名字，轻而易举，毫无稽考，等于来一个缺席裁判，又有何不可？观乎投票人数的比例之高，这样情形的可能性，是不容漠视的。这是“伪造”了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不采取这种空白的公开记名签字方式，则投票人数比例很可能减少，所谓“伟大的行动”也者，可能就不够有“光荣的成就”了。外蒙政府偏偏非常聪明，实在也是非常惧怕，有些做贼心虚，惟恐投票结果发生意外的情势，妨碍了他们做苏俄附庸的机会，所以采用也上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这种方式既有“控制”的作用作为基础，又有“强奸”机会可补损失，更有“伪造”的便利作为保障，最后才能完成自我陶醉的得意之作，揆其用心，也就实在可怜而可笑了。
　　“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
　　回想有关外蒙古独立谈判之初，据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曾有这样的回忆：
　　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上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斯大林）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是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你应当理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复，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败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这段话是很能道出国民党的立场的，国民党清楚知道中国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中国的“国民”一定会说国民党“出卖了国土”，正因为有这一清楚知道，所以国民党要一切遮盖，想用“先立密约”、“公民投票”种种的方式，来（未完）
　　
　　民进党的三不
　　两百年前，当一群人称道〃神圣罗马帝国〃（HolyRomanEmpire）的时候，个别具只眼的哲学家浇凉水说：〃神圣罗马帝国〃啊，其实〃既不神圣，又不罗马，也不帝国。（……TheHolyRomanImpireisneitherholy；norRoman；noranEmpire。）二十年前，当一个台湾留学生到美国，自称他来自〃自由中国〃（FreeChina）的时候，一个别具只眼的美国人浇凉水说：〃自由中国〃啊，其实〃既不自由，又不中国。〃（……thefreechinaisneitherfree；norchina。）今天〃民进党〃成立后，看了它所作所为，我也别具只眼的浇凉水说：〃民进党〃啊，其实〃既不民主，也不进步，也不党。〃
　　民进党党章第一条开宗明义说：〃本党定名为民主进步党（英译DemocraticProgressiveParty）；以实现本党之纲领为宗旨。〃可见它是以〃民主、进步〃为职志，组成的〃党〃。他们既然这样标榜，我们与人为善，自然也以这些标准来期许，来要求。在这样期许。要求下，我们不禁大失所望。
　　民进党标榜民主进步，但它首先采用了脱胎苏联式的政党结构，组织的，完全不是美国式政党。美国式政党是民主的，所谓党员，是自认的，自认属于哪一党就是哪一党，甚至不告诉别人。艾森豪威尔将军百战荣归，民主党拉他做一九五二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但他在同年年初才透露，他原来是共和党！正因为美国政党是民主的、进步的，政党的党员，绝没有介绍、审查、宣誓、党证那一套，党员是冥冥中一盘散沙，但这盘散沙却为理想支持这个党，在表达民意时发挥作用，使党在竞选上胜利。孔夫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美国式政党真正民主进步到群而不党的境界，中国的政治哲学自己做不到，洋鬼子反倒不谋而合了。
　　反观采用极权国家政党形式的豪杰们，他们出道，站上讲台，无一不以民主进步为号召，但一有机会组党，他们就原形毕露。党的组成，是脱胎苏联式的，中常会即政治局、中常委即政治局委员。民进党的中常委，规定由党员间接选举，由党员选出执行委员，再由执行委员选出中党委，层层选举就是层层拉拢，必然形成派系、出现党官、出现党中央。这种党不坐大则已，一坐大又是祸害，是真正民主政治的绊脚石。试看凡是脱胎苏联式政党的国家，至今无一走上真正民主政治，可知矣！
　　民主国家选出来的政治人物，虽然不怎么样，但是选票是向人民争取来的，权力得之于外；而向极权国家政党形式学样的党官呢，选票是层层拉拢来的，权力得之于内。政治上，凡权力得之于内者，都是小人者多。民进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中已出现包娼包赌的货色，而党员中角头、流氓充斥，也令人侧目，这些人以个人身份玩政治，已非民主政治之福；如今加入政党玩政治，更是民主政治之祸了。美国在十九世纪后二十世纪前期，曾盛行〃党霸核心〃（bossanmachine），利用党的组织，成为党霸和他手下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人在党中并不一定有什么名位，但是具有地区性的恶势力，可以掌握选举。这种党霸虽然不堪，但他们比民进党的党霸还略高一筹，至少他们不挂民主进步羊头，卖极权国家政党形式的狗肉，而民进党呢？可真倒胃了！
　　民进党是新生的党，我们希望看到白胖胖的婴儿，结果却生出一个赤色怪胎。——党霸挂帅，何来民主？大开倒车，何来进步？取法苏联，何来民主国家的党？三不象如此，真怪胎矣！
　　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
　　
　　你是半个王八蛋
　　民进党既不民主也不进步的地方很多，单就它的《民主进步党纪律仲裁办法》看，便可领教。该方法第五条明定：〃党员违纪之处分，分这下列四种方式：（一）警告。（二）公开谴责。（三）留党察看。（四）除名。〃按照台湾地区的政治教育，乍看起来，党纪处分就是处分处分嘛，不算什么，但若知道这种处分自己人的模式，乃是极封建极苏联式的时候，我们就不禁大吃一惊！为什么一个号召民主进步的党，在建党一开始，就不走正路？英美式柔性政党中，绝对没有这种极封建极苏联式的党纪处分，民进党为什么不学学这种好的，而要学坏的？
　　封建帝王奴役臣下，纪律的花样很多，其中一项，叫〃传旨申饬〃，或〃奉旨申斥〃。方法是〃太监传旨，京官跪听〃。太监代表皇上，向跪在宫门外的大臣公开叫骂，骂的内容，悉听宦便，从祖宗三代，骂到子孙万代，都不稀奇。大臣是有头有脸的人，哪吃得消被这种小人骂，只好偷偷行贿于先，以缓其骂。清朝邮传部刚成立时候，张伯熙做尚书，唐绍仪做侍郎，两人不和，被皇上处分要公开挨骂。唐绍仪偷送了红包，骂就放了水，张伯熙没送红包，就被顿足大骂了一阵，最后饬以〃混帐王八蛋，滚下去〃！张伯熙叩头而起，面无人色，归而疾作，一命呜呼。可见此种处分，威力不轻。当时红包的价码不低，是银四百两。有一次，一个大臣没有钱，只送了一半两百两，希望过关。两百两太监也笑纳了，不无穷大公开叫骂时，改为〃你不是一个王八蛋，你是半个王八蛋〃！——封建帝王奴役臣下，最后演变，竟令人哭笑不得，一至于此！
　　民进党对党员有〃公开谴责〃的处分，不但见之于党章，并且见之于事实。在去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报上，我们便可看到〃公开谴责公告〃，其中〃说明〃指出：〃本党为抗议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