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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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敖的这段话，写在1964年，距今已30余年矣，读来仍觉亲切，可谓中肯之谈。我由此也想起大陆50年来的文坛上，文人亦常犯上述的毛病，近来李氏的书风靡大陆，写传记的人，倘若看李敖的书，说不定会有所启示的。
　　于史料的求真里见精神，并非一件易事，笨功夫、匠气固然不可缺少，灵魂的自审也是重要的吧。李敖搜集史料之多，让人感叹，其梳理历史的方法，也多有奇处。他的行文，处处有史料的支撑，几乎看不到随意点染的地方，但又无拘谨、枯瘦之感，常有灵气飞动，不为史料所累。这种史家的气魄，是让人佩服的。不知怎么，我感到了李敖是个深解胡适学术真髓的人。我们看一看胡适的《楞伽宗考》、《说儒》一类的文字，当可感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李敖曾把胡适看成台湾民主的播种者。他的那篇《播种者胡适》，在我看来实在是篇名作。但胡适与李敖性格迥异：前者沉静、斯文，后者狂傲，激烈，色泽相差很大；但他们在几个方面却走到了一起：一、民主概念的相同；二、历史观的相近；三、治学方法的交叉。我读《胡适评传》深感作者与传主间的某种默契，但李敖又不以传主的是非为是非，文中常有奇崛之气，反观胡适的生活也并不温吞。如《竟业旬报》那一章，写胡适的“大团圆病”和“浅显的爱国论”，微辞里颇见风骨，读了让人心以为然。旧语云，治史者应注重“史德”，李敖可说是个很有“史德”的人。在历史的时空穿行，既有规而循又天马行空，我以为该书的分量，就在此处。
　　我在研究胡适时，深觉旧学知识的欠缺，行文时捉襟见肘。
　　胡适曾认为校勘、考订之功为朴学要义之一，这些他本人继承得很好，李敖也继承得很好。看了《胡适评传》，我觉得作者确是个有资格为胡适画像的人。李敖谈及此点，也并不谦虚，甚至有几分高傲，他说：作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作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作者在此说了大话，但却是心里的话。传记写作最不易把握的，是“史”与“诗”的关系：拘于前者，会流于枯涩；偏于后者，则易滥情。李敖自称是把“史”与“诗”结合起来的，本书对此也做到了一些，只是文字不太精到，似乎也被胡适的文体所传染，缺乏韵味。李敖与胡适，在文体上对白话文的贡献不可夸大，他们均难见周氏兄弟那样的气象。我读李敖的书，唯一感到不足的，说起来，也就在这个地方。
　　
　　李敖的人生阶段论
　　人生可分为生、老、病、死等阶段；也可分为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阶段；但这种分法；太粗糙了；是不好解读的。要解读；必须分得更细；或因人而细分；或因事而细分；或因什么什么而细分。比如说；我的初恋；与情人的悲欢离合；就是一个阶段；比如说；我的坐牢；与敌人的长期周旋；就是一个阶段。人生会同时有好多阶段平行存在着、交错着；相互之间也许相关；也许不相关；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察觉阶段发生或结束时；得清楚承认现实；明明该结束的；让它告一段落；休恋逝水；明明该面对的；让它就此开始；勇于面对。对告一段落的往事；要能以不伤逝的潇洒去回首；告诉自己；那曾是我人生中的一段；有许多是幸福的彩云。但彩云易散也是人生的过程与常理；有开始必有结束；一如不幸也会有始有终；也是人生的过程与常理一样。就是这些一件件或幸福或不幸的阶段；才累积成我的今生；直到我最后一个阶段的到来；或寿终正寝；或死于非命。从这最后阶段往回数；我一生中；或因人而分；或因事而分；可能总结出几十个几百个阶段出来。在每个阶段来或去的当口；有的反应会很不习惯、很强烈；这时候；要用整个一生做一把尺；去量这一段；告诉自己：它只是一个阶段而已；它的来和去一定要潇洒的清楚承认；不要退缩；对智者达者仁者勇者而言；也没有什么好退缩的。「用分阶段的眼光去划分自己的一生；使自己清楚承认什么是山雨欲来、什么是彩云易散；因而明确的划分出自己；这是一种必须学会的本领。」
　　又说：
　　这本领就像打字、游泳、骑车一样；它们不算是一种知识；它们是一种习惯；你要把「人生阶段论」当作一种习惯来运作；才算成功；才会立刻进入情况。比如说；以我这种反派人物；在我们中国；一定会坐牢的。坐牢是我必经的阶段；我不信宿命；但我清楚知道我难逃牢狱之灾。所以；一旦我坐了牢；我立刻把我的「人生阶段论」端出来；告诉自己「我的自由阶段过去了」；「跟小情人的幸福生活阶段也过去了」；我眼前处遇的；是一种新阶段；「是我的坐牢阶段」；我就转化心情；建立起新习惯来；立刻展开我的新阶段。
　　又说：
　　「人生阶段论」不该只是一种理论；要理论以外；有可行性才算。它是应该养成的习惯；养成以后；你对全面的人生；会有分阶段的看法；一个个自成单元的阶段；尽入眼底；一览无余之下；你会把每一个阶段一一切割出它的位阶；某年某月某一天；或某几年某几月某几天。大体上说；都是自成单元的过去式；像一部电影一样；演出过的画面都是过去式；所有的过去画面最后结局于end；那就是人生的死亡；寿终正寝也好；死于非命也罢；都是结局。人死了；一如一部电影的静止；电影底片的静止；每一小格画面的静止。小格画面是自成单元的；正如「人生阶段论」的每一阶段；电影就是那样一小格一小格形成的；人生也就是那样一阶段一阶段形成的。有了这种切割的习惯；你最大的受益是你不会苦苦留恋过去的幸福；也不会拒绝面对现实的不幸；你会告诉自己；是阶段转换的时候了；立刻适应这种转换吧；于是我会「欣然就道」；像手握电视开关一样；立刻转换新的频道。
　　又说：
　　转换的开始和结束；也并非完全听其自然；也有人为的部分。这是「有为主义」的人生观。
　　
　　李敖的中国民族观
　　世界人类种族有三大类：黄种的蒙古利亚种、白种的高加索种、黑种的尼革罗种。中国人是黄种，其中又分了汉满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汉族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的老大，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土地上完全被其它种族统治的时期，只是十三世纪蒙族元朝，和十七世纪到今天的满族，加在一起，只有三百四十多年。蒙族人长得比较矮，眼珠黑，胡子少，但蒙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却灰眼珠，长得高，又有长胡子，可能混有满族的血液。十三世纪蒙族占据中国后，它把满族排名第三，叫满族做汉人，把汉族排名第四，叫南人；十六世纪满族占据中国，它同样把蒙族排在汉族之前，跟蒙族通婚，给蒙族和尚盖喇嘛庙，不许汉族种蒙族的地，也不许跟蒙族通婚，并且规定汉族在蒙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间。满族的用意很明显，他要联合蒙族，抵制汉族。
　　满族为什么防范汉族？因为汉族在中国做老大太久了，根大深了，人大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约束它的影响力和同化力。满族南下的时候，自中国东北越过万里长城，正像征了汉族的失败万里长城挡不住汉族以外的种族了。当时守长城的汉族总司令是爱情至上的吴三桂将军，听说首都北京被流寇攻进，皇帝上吊死了，他按兵不动；但接着听说在北京等他的情人陈圆圆小姐也被抢走了，他就不再忍耐，于是他跟敌对的满族拉手，借满族的兵，去救他的陈圆圆。
　　这一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满族进了北京，不再走了。他用最隆重的丧礼来为明朝的殉国皇帝发丧，同时把孤零零陪这个皇帝同死的一个太监，陪葬在这三十五岁就自杀了的皇帝身旁，他们又消灭了攻进北京的流寇，然后在北京出现了满族皇帝。
　　满族对汉族说：'杀了我们皇帝的，是我们的仇人流寇；杀了我们仇人流寇的，是我们的皇帝。'这是一种巧妙的代换，把汉族的皇帝的底片，跟满族的皇帝的底片重折冲洗，'皇帝'这个名词没有变、这个象征没有变，但是照片上的相貌，却不同了。
　　满族决定用一些具体而明显的方法来使汉族屈从，于是从头做起，先改变汉族的发型。用你肯不肯改发型，一望而知你肯不肯就范。汉族旧有的发型是留长头发，但是满族却是留辫子，留到今天，我们尽管恨满族，可是还是得跟着留辫子。
　　不过，满族虽然被汉族所恨，汉族说满族是异族、是夷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古代中国小，中原地区只是河南、山西这些地方，那时大家以为除了这地方的人，其它都是异族，其实都是老祖宗们的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屈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
　　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氏、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纪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满汉通婚，又一批新的杂种出来了。正因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汉族中的胡人成分。我们忘了唐大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里，岂不明显的有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母亲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
　　岂止是'当今圣上'，就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五胡乱华那类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里面，绝对清洁一一没有胡骚味！
　　所以，严格说来，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种夷狄观念，是根本就弄错了的，到今天谁是中国人，可难说了。回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它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夷狄视之，这种做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氏羌的、是吐着的。是苗谣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域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从这种科学的、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脱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我们读古文'吊古战场文'，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竞海为关，茶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惨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五十八年前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以外，一八四0年以前，黄帝纪元公元前二六七四年以后，漫长的四千五百一十四年里，压很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他们都是中国人！
　　由此可知，所谓什么我中原你夷狄之分、我汉族你满族之别，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大家都搞错了，搞得度量很狭窄，不像男子汉，男子汉哪有这样小小气气的整天把自己同胞当成外国人的？
　　
　　李敖說李敖
　　如果有一個人他用寫作當武器，而且在世界上取得了非常大的影響力的話，他對於寫作這件事情，到底還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是別人所無法想像？比方說像李敖這樣一個人，他寫盡了各式各樣的文體，他認為他自己的白話文，是華人世界裡面有史以來的前三名，甚至前三十名都要被他一個人給包辦了，這樣子一個人為什麼還會有興趣要寫小說？而且是一本接一本的層出不窮，他對小說懷抱什麼樣的期望？讀者讀他的小說跟讀別人的小說，是不是應該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