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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06年第1期-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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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我的儿子已经到了我们当年痴迷《小兵张嘎》的年龄了。妻子从同事那儿借了一盘DVD，一厢情愿地希望给他带来一个快乐的周末。小家伙毫不领情，当他恹恹地看到小嘎子点燃衣服烧鬼子炮楼的时候，终于伏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妻子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她后来又找来了《地雷战》和《鸡毛信》，强迫他观看，其结果也颇令人伤感。她一边陪儿子看，一边吃力不讨好地还担任讲解：
“你猜猜看，鸡毛信藏在哪儿？我告诉你，就藏在大绵羊的屁股底下——”
或者：
“快看，快看，马上就要出来一个房子一样大的地雷。其实那是鬼子的幻觉，鬼子用刀一劈，地雷‘轰’的一声就炸了——”
我儿子挣扎着抬起头，朝电视机瞥了一眼，随即一头栽倒在沙发上，依旧沉沉睡去。
一个时代结束了，混杂在其中的历史记忆、文化氛围和生活气息亦随之变得僵滞而呆顿。不管什么人的童年都是神圣的，但我们已不能返回。如今，按照我们那一带的乡村习俗，电影往往与死亡的消息结伴而行。只有在村子里死了人的时候，人们才会放一场电影来冲冲晦气，观看的人也寥寥无几。
有时候回到家乡，还能看到牛高。
他已经病得不行了，坐在通往大晒场的巷子口晒太阳。这个平淡无奇的人物，借着电影的光辉，一度耀眼夺目。随着乡村电影的终结，他的生命亦变得黯淡无光。牛高静静地坐在阳光之中，三三两两的孩子从他身边走过，没有人会停下来看他一眼。
鲸须与拳击
李 辉
1 “鲸须汪”
1935年3月18日，汪精卫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一年，汪精卫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年届五十二岁，已是暮年。封面选用了汪精卫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脸上虽透出干练，神情却略显疲惫。过去曾经以风度翩翩著称的汪精卫，传奇的丰采不复存在。
从1933年到1935年，三年间有三个中国人物在《时代》封面上出现，依次是：1933年蒋介石、1934年溥仪、1935年汪精卫。
截止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与溥仪并没有直接的个人交往。但汪精卫与溥仪却有一种特殊联系。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二十七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暗杀虽未成功而身陷大狱，他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狱中这一曲引吭高歌，浩然正气令多少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四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这个名字。谁能想到，汪精卫后来却与溥仪站到了一起。
在1935年，先后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蒋介石、溥仪、汪精卫三个人，看似各自孤立地亮相，没有直接关联，难以构成一个整体。但再过五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演变，三人的排列就有了新的历史意味。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自己就任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介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之后，汪精卫甚至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日本军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
历史竟是如此变幻莫测！那个早年一身豪气、慷慨激昂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年轻革命家，二十几年之后，又与载沣的儿子站在了一起，都成了日本的傀儡。
不过，1935年时的任何人，包括汪精卫本人，都还不可能预想到五年后的演变。当《时代》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是基于中国现状的考虑。这一年，政治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站在历史漩涡之中。自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以来，是汪精卫而非蒋介石在前台出面负责处理中日外交关系——是战？是和？如何战？如何和？在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和国际冲突中，无疑这是中国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
汪精卫与蒋介石算得上政坛上的冤家对头。1927年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名望，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都超过蒋介石。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正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著名的《总理遗嘱》，这更增加了汪精卫的政治资本。后来，尽管蒋介石借北伐战争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威望，一跃而为国民党的第一巨头，令汪精卫不得不屈居其后，但从1927年起，汪精卫仍一直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曾两次与其他反蒋力量联手迫使蒋宣布下野。几年来，刀光剑影中他们一路走来。忽而联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见，忽而弹冠同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们才开始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合作期。或许汪精卫心中一直笼罩着屈居第二的阴影，不过，即便有“既生蒋，何生汪”的感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当然也只能暂时搁置于一旁。
关于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与合作，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讲述清楚。与他们两人都很熟悉、但更偏爱汪精卫的陈公博的一番话，倒是写得有趣，不妨作为一种参考：
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过他老先生是谦抑为怀的，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至蒋先生则不然了，他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登其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个字真是无从提起。（《苦笑录》，第210页）
回到1935年。此时，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是林森。这位国民党元老，深知自己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无论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或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他都低调应对，以散淡风格求得彼此相安无事。
《时代》记者显然深谙南京政界的微妙之处，因此，当封面人物汪精卫在他们笔下出场时，是从林森和蒋介石开始，还特别配发了一幅林森的照片：
在南京，中国主席受人尊重，行止别致。林森主席蓄着现已少见的长须，颇具中国老派文人的风度。他冷静，有主见，喜怒不形于色。他代表的是老派中国。1929年周游世界时，他婉转而固执地谢绝海外华人的盛情款待。他说：“1929年日子很艰难，当许多人正在挨饿时，不要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大摆宴席上。”
南京新修一座富丽堂皇的“白宫”，但林先生却低调地另租地方住。他大概觉得，这座白宫最好归南京政府的真正掌权人蒋介石委员长用。委员长却也作出姿态说自己不是主席。政府每隔数月就宣称一次共产党军队“几乎被消灭”，但在上周，就是他们又给委员长带来很大麻烦，一名澳大利亚籍传教士被杀，结果委员长不得不亲自挂帅前去讨伐。留守南京主政的是中国多才多艺、卓越超群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先生。如今，他担负起与日本秘密谈判的重任……（《时代》，1935年3月18日）
“多才多艺、卓越超群”，这样的溢美之词，多少反映出当时海内外舆论界对主政的汪精卫才能的厚望。
《时代》叙述汪精卫当年图谋刺杀溥仪父亲、摄政王载沣的故事：
与大部分留学国外的中国人不同，汪院长的文化修养来自法国文学（他不懂英语），通常称自己是“亨利·汪”。1903年他毕业于东京法学院，开始追随孙博士。1909年，他赶到北京，大胆地试图暗杀当时中国的摄政王醇亲王载沣，醇亲王是小皇帝的父亲，而这位小皇帝正是目前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皇家卫队逮捕了汪，把他押到载沣面前。载沣问这个刺客：“你为什么要行刺我？”
他机敏地回答：“原因很多。你要是同意，我会写出来的。”
清朝法庭已经衰败，胆大妄为的汪并没有因为犯下谋杀载沣的大罪而处决，反而允许大胆的汪洋洋洒洒地予以陈述，摄政王也颇为欣赏，结果汪只被判终身监禁。不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被释放出狱。（《时代》， 1935年3月18日）
在《时代》的描述中，汪精卫与有古典遗风的林森明显不同，他是一个擅长鼓动的“街头演讲者”：
汪院长外表潇洒、敏感、表情丰富，完全是中国新派的风格，与老派的林主席迥然相异。以西方标准来看，他们两人之中汪院长所受教育要好得多，与林主席相比，他更像一个富有煽动性的年轻街头演讲者。
最近十年，是擅长即兴演讲和富有煽动性的街头演讲者耀眼夺目的十年，因此，汪先生被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能胜任院长之位的人选。首先，人们不仅认为他遵循着中国已故的、被称为圣人的孙逸仙博士的遗愿，还认为可能就是他起草了这一政治遗嘱，在病榻前念给孙博士听，随后请其签名。
孙圣人的遗愿明显具有亲共倾向，要求中国与苏联、德国合作，希望继续社会主义道路，但他未预见到德国会出现希特勒。上周，德国著名将领汉斯·冯·西克特（Hans von Seeckt）离开中国，在他的指导下，蒋大元帅的军队变得强大而有力。冯·西克特走后，留了一名德国军官作为他的继任者，但日本却拚伞向汪院长兼外交部长施压，要他不用德国人，而任命日本人为中国军队的军事顾问。（《时代》1935年3月18日）
有意思的是，在描述汪精卫的政治经历时，他被比喻为鲸须（whalebone）——容易弯曲，也能予以反击。于是，“鲸须汪”成了他的代称：
上周，急于了解南京政府意图的中国人，了解汪的经历即可得出结论，他至少如同鲸须。总是容易弯曲，但也总会予以反击。外交部次长许谟去年恰到好处地这样归纳汪的执政哲学：偌大的中国可以大胆地与小日本冒险赌一把，因为“最终中国不会输！”……
在孙圣人的信徒中，汪先生最倾向共产党，因此，当由孙创造的南京政府后来放弃共产主义并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时，汪先生反应曾相当激烈。（见《时代》杂志1927年4月25日）
隔上一年两年，蒋委员长就对能言善辩、具有影响力的汪先生感到恼火，于是，他会拿出一笔钱，让汪到欧洲去度豪华的“病假”。现在，这位院长对德国有好感，他的儿子正在海德堡留学。1932年，当委员长恼羞成怒时，“鲸须汪”赶紧躲进上海的法租界。在数周时间里，由汪夫人与中国政府就丈夫的未来讨价还价。人们估计，此时逃亡的汪可能认为，就纯粹的、本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而言，委员长是个反动的老顽固，就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言，他又是个胆小鬼。随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鲸须汪”突然回来，再任旧职——中国政府的行政院院长。（《时代》，1935年3月18日）
“暗杀的原因”——这是1935年3月《时代》讲述汪精卫1910年试图行刺摄政王载沣故事时所用的小标题。然而，刚被他们选为封面人物、被他们描述得尽善尽美的“鲸须汪”，八个月后，1935年11月，就将因为他的对日妥协政策而被人刺杀。
谁能想到，一个被外界寄予厚望的主政者，转眼间就跌落于一片诅咒声中，并将继续朝黑暗的远处走去。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汉奸。历史名声前后如此悬殊，在二十世纪中国，有哪位能超过他？历史的不可知性与无情变化，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在汪精卫身上呈现着。
2 南京的刺杀
当《时代》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注意到了他的对日态度的前后变化：
正是同一个汪先生在1932年时说：“哪怕日本能派来百万大军，他们也会发现不可能征服中国！……中日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谈判！”而现在却是他本人来与日本使节直接谈判，他在1935年说的话则是：“我们将尽力与日本一起缓和远东的经济紧张局面。”（《时代》，1935年3月18日）
《时代》说得不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汪精卫主政，他一改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以积极主张抗战而著称。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即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主力。在互联网上我搜寻到林思云先生的长文《真实的汪精卫》，其中写道：
在抗战初期，汪精卫是持主战态度的，可以划入主战派。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2月8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五万元。
汪精卫同时下令其他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呜的困境。汪精卫又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并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
但张学良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宾招待陈公博等人，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3月6日，十九路军在孤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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