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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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建议乾隆限制张廷玉家族势力的发展。“今三年内，非特旨擢进，概停升转。”《清史稿？刘统勋传》，卷306。乾隆很赞同刘统勋的意见，所以将他的奏折宣读给大臣们，还要求张廷玉本着“闻过则喜”的态度诚恳接受，因为“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于廷玉有益”。张廷玉宦海沉浮几十年，当然不想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从此更少抛头露面。　　　　
　　　　乾隆十四年（1749年），张廷玉年老致仕，终于和皇帝爆发了正面冲突。张廷玉“以世宗遗诏许配享太庙，乞上一言为券”，本来就很失礼，但乾隆仍然表示同意。次日，张廷玉仅派其子张若澄入朝谢恩，乾隆因此当着军机大臣傅恒和汪由敦的面大发脾气，“传旨诘责”。但此旨未发，张廷玉已入朝谢恩。汪由敦出张廷玉门下，先通消息给张廷玉，乾隆责“由敦漏言，徇师生私恩，不顾公议”。解汪由敦协办大学士和刑部尚书职，仍在尚书任上赎罪。《清史稿？汪由敦传》，卷302。乾隆就配享太庙一事大肆羞辱张廷玉，“试思太庙配享皆佐命元勋，张廷玉有何功绩勋猷，而与之比肩乎？鄂尔泰尚有经度苗疆成就，而张廷玉所长，不过谨慎自将，传写谕旨，朕诗所谓两朝纶阁谨无过耳”。命令削去张廷玉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虽仍准配享太庙，但又一再说“实不当配享，其配享实为过分”《清高宗实录》，卷355，3~5页。。　　　　
　　　　十五年二月，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去世。张廷玉曾为这位亲王师傅，刚过初祭，就请求回家，毫无悲痛之情，乾隆因此事又斥责张廷玉，说：“自朕御极以来，伊则旅进旅退，毫无建白，毫无赞勷。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把张廷玉说成是一尊供摆设的古董，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乾隆还叫张廷玉自己陈奏有无配享太庙之资格，张廷玉回奏说，“臣以庸陋之材，窃禄多年，毫无建白，臣不自度量妄思配享，蒙皇上详加训示，如梦方觉。即无开疆汗马之功，复无经国赞襄之益，年衰识瞀，愆咎自滋，伏乞罢臣配享，并治臣罪”。乾隆立即表示再议。《清高宗实录》，卷363，3~7页。　　　　
　　　　同年七月，又生出朱荃落水案牵连张廷玉。朱荃当过四川学政，任职期间，其母去世，匿丧不报，又“历考嘉定等三郡一州，贿卖生童九名，典史李秀荣及宜宾县高知县、范教官等过付，朱荃得银两及肉桂三斤；又出京时道出山西，蒲州府知府李为栋系四川巴县人，馈送朱荃银两貂套等物，按试时将李姓童生二人并取入学”《清高宗实录》，卷368，15页。。朱荃考试完毕，收足贿赂之后，在归家途中落水身亡，御史储麟祉揭发此事后，经审讯朱荃亲属供认其“勒索新进诸生规礼及补禀、出贡等银约有四五千两”《清高宗实录》，卷369，11页。。朱荃与张廷玉是儿女亲家，因此举行京察时，张廷玉将他列为一等。待保举主考官时，经汪由敦全力推荐，朱荃出任四川学政，得以主持童试。此时张廷玉已回老家，乾隆下令张廷玉交还“历年颁赐诸物”，并且没收了张廷玉在京中护国寺附近的房子，该房中有张氏私人财产一万五千两白银，算做替朱荃补交赃款充公。二十年，张廷玉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乾隆总算大发慈悲，命仍“配享太庙，谥文和”，得以保住死后声名。《清史列传？张廷玉传》，卷14。　　　　
　　　　4．反对师生同年结党。在封建官场中，科举出身的官员往往因师生、同学或同科关系，结成朋党，互相庇护，串通消息。乾隆对此恶习十分痛恨，一经发现，即予处罚。


居安思危惩贪除奸：打击朋党（3）

　　　　方苞泄露机密案。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由举人会试中式。五十年因戴名世所著《南山集》有大逆语，被刑部拟处凌迟，方苞受牵论斩，不久得到宽大免治罪，著入旗籍效力。康熙以其擅长文学，特令入直南书房。雍正时被特赦，出旗归族。并历官内阁学士、《一统志》馆总裁等。乾隆即位以后，官至礼部右侍郎，因其年老并患足疾，诏免随班行走。乾隆四年（1739年）五月，七十二岁的方苞连连泄露机密，遭到乾隆的严厉谴责，“著将侍郎职衔及一切行走之处，悉行革去”。方苞泄漏的机密有，上年冬天，因他条奏事件，偶尔受到皇帝召见一次，他则出外即私告于人。还有，魏廷珍与任兰枝为同年进士，皆当朝尚书，方苞在乾隆面前举荐魏廷珍，而参劾任兰枝，惹得外界人士议论纷纷。乾隆经过察访，得知方苞和魏廷珍相好，魏廷珍以尚书衔守护泰陵，方苞住魏廷珍的房子，所以他荐举起用魏廷珍。没过几天，乾隆拟用魏廷珍为左都御史，命令未下，方苞先搬出了他的家，以此示意魏廷珍将起用，也就是泄漏了他奏对时说过的话。又有庶吉士散馆，方苞已将人数奏闻，内阁定期即将考试，可是前一天，吴乔龄后至，方苞又为他请求增补参加考试。其实是因为方苞搬到了吴乔龄家，住人家的房，替他说情。一一被乾隆发觉，说他“似此数事，则其平日之营私可以概见”。在当时朋党盛行的情况下，这不是一般的往来关系，乾隆认为这是“伊在九卿班内，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其不安静之锢习，到老不改”。因此才免了他的一切官职，只准仍带原衔食俸。方苞从此也觉得再不能有所作为，加上年近八旬，时患疾病，便恳请回到了原籍。《清史列传？方苞传》，卷19；《清高宗实录》，卷92，15~16页。　　　　
　　　　陶正靖徇私请托案。乾隆五年（1740年），京畿地区数月晴空万里，田禾枯萎，农民日夜盼望天降大雨。乾隆也为干旱焦虑，他在接见刚刚上任的太常寺卿陶正靖时，说或许用人方面有什么不当，以致得罪上天，不肯降雨，叫陶正靖直说不妨。陶沉思很久回答：“廷珍负清望，无大过。近日放还，天语峻厉，非所以优老臣。”《清史稿？魏廷珍传》，卷290。陶正靖是指工部尚书魏廷珍请求告老还乡，乾隆因他从雍正朝以来历朝廷内外官，办事推诿，因循懈怠，屡诫不改，乘其老病乞休，放还原籍，以肃官风，处理本来恰如其分，因此乾隆对陶正靖的说法颇有些疑惑不解。过几天，乾隆阅读《圣祖实录》时发现魏廷珍、孙嘉淦、任兰枝三人是同年进士，推测陶正靖可能是魏廷珍、任兰枝等的门生，因此有此请托。当时魏廷珍还乡、孙嘉淦外放，几天后接见礼部官员，乾隆遂向时任礼部尚书的任兰枝说起这件事。任兰枝承认陶正靖是他的门生。乾隆已知任兰枝与魏廷珍为同年进士，又联系到陶正靖为魏廷珍请托，便想到这是任兰枝指使陶正靖这么干的，但是任兰枝为自己辩护，矢口否定他向陶正靖说过将魏廷珍屈抑之处应上奏的事，只认为这可能是陶正靖自己私下猜摸。问题到此尚未完结，乾隆听到任兰枝的这番话，便下令任兰枝把“有关于师生年谊比周朋党之渐”的谕旨写出来，“申饬陶正靖，并使众人知所警戒”。任兰枝在此耍了一个小聪明，就是把乾隆问任兰枝而知陶正靖是他的门生，写成乾隆问陶正靖而知之。乾隆认为这是避重就轻，欲于笔墨之中逞其伎俩。结果不但魏廷珍没有复用，任兰枝、陶正靖皆交部严加议处。后来任兰枝仅得留用，陶正靖被降调。《清史稿？魏廷珍、任兰枝传》，卷290；《清高宗实录》，卷115，30~32页。　　　　
　　　　孙嘉淦党比许容案。乾隆八年（1743年），湖南衡阳知县李澎和善化知县樊德贻纵容衙役，加征粮赋浮费，民怨沸腾。粮储道谢济世乔装成交粮农民查清敲诈事实，将二知县参劾。巡抚许容包庇李澎和樊德贻，反诬谢济世“荡检逾闲”，故意滋事。《清史稿？谢济世传》，卷293。谢济世捕衡阳丁役交长沙知府张琳审问，获得大量证据，许容竟将谢济世调离，还指使布政使张璨写信给接办人仓德，让他篡改丁役口供。仓德将此事上报湖广总督孙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孙嘉淦包庇许容，将此案压下不办。顾琮报告给都察院，御史胡定“录湖南民揭帖，谓布政使张璨、按察使王玠、长沙知府张琳、衡州通判方国宝、善化知县樊德贻承容指，朋谋倾陷”。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谢济世之冤，乾隆派户部侍郎阿里衮赴湖南查清真相，孙嘉淦、许容、张璨、王玠、张琳、樊德贻、李澎均被革职。乾隆还要求“诸督抚当深自儆省，以嘉淦、容为戒”《清史稿？胡定传》，卷306。。


秋狝和巡谒木兰秋狝：木兰习武（1）

　　　　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帝首举木兰秋狝盛典，不但保持了其后数十年的这一习武传统，而且揭开了四处巡游的序幕。八年，往盛京（今辽宁）谒陵；十一年，去五台山礼佛；十三年赴山东曲阜祭孔；十六年南巡江浙视察河务及海塘工程。从十六年后，乾隆帝每年都要率领大批扈从人马，出巡以上某个地方。木兰秋狝和巡游各地是乾隆为政及个人生活中的大事件，无论对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木兰秋狝是满族狩猎作战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木兰围场在承德北二百公里（今河北省围场县），整个围场东西相距三百里，南北相距二百里，总面积约一万多平方公里。围场境内山峦起伏，雨量充沛，森林密布，清泉萦绕，河流纵横，孕育着种类繁多的飞禽走兽。乾隆六年的秋天，在围场东道的崖口地方，只听马蹄声声，但见尘土飞扬，约有一支上万人的骑兵队伍，举着黄、白、红、蓝各色绣龙大旗，正直奔而来。这就是乾隆帝首次亲自率领的木兰行围的满蒙骑兵，正按着预定的计划在行动。　　　　
　　　　木兰行围始于康熙帝玄烨，以后被清朝皇帝视为训练八旗兵的“家法”而得到坚持。何以称之谓“家法”？原来满族人在关外就有围猎的习惯，“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厄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2页。。牛录厄真是满语，译成汉语为“大箭主”，是临时的小头领。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后，将满族人这种围猎组织加以改造，创立了八旗制度。努尔哈赤规定每三百人立一牛录，五牛录立一甲喇，五甲喇合为一固山，即旗。牛录成为八旗兵的基本单位。清太宗皇太极赞扬八旗兵战必胜攻必克。八旗兵作战勇敢，配合密切，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围猎传统。所以皇太极经常带领八旗兵围猎，作为训练手段。清军入关后，八旗兵多半驻进全国各大城市，战斗力大不如前。康熙十二年（1673年）发生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康熙费八年时间，依靠起用赵良栋等绿旗将领才平定了这次叛乱。在平定叛乱过程中，有的满洲八旗将领，甚至欲举襄阳以北投降，“故屯兵岳州城下，八年不战，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昭梿：《啸亭杂录》，卷10，《衣衣道人》。。这种情况迫使康熙帝必须找出加强八旗武力的办法。十六年，当平定三藩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他就率领京师八旗兵出长城口外行围，以训练士兵。二十年，康熙再次率八旗兵出长城喜峰口，经宽城进入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会合当地蒙古王公贵族以及三千蒙古骑兵，长驱北上，一直登上蒙古高原东南角的塞罕坝，然后又转向西南方向，沿途一面射猎，一面选择围场。经过半个多月的勘测，他选择了北接蒙古诸部、南近北京、道里适中、气候凉爽的地方，拟设围场。《康熙起居注》，第1册，678页，中华书局。在康熙的授意下，喀喇沁、敖汉、翁牛特、克什克腾、巴林等诸蒙古部以“敬献牧场”的名义，把上述地区交出来，“以为搜猎之所”昭梿：《啸亭杂录》，卷7，《木兰行围制度》。。　　　　
　　　　“习武木兰，毋忘家法”。康熙设立木兰围场后，每年四月从北京率领四五千名八旗兵前往木兰行围，有时一年两次，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一共出塞四十八次。然而，雍正帝继位后，由于政治斗争的严峻，仅在北京郊区行围，从没越过长城一步。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准备重新举行木兰秋狝时，就有不少大臣反对。以监察御史丛洞为代表，“伏祈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他们的理由是：现在“纪纲整肃，营务罔弛”，没有出塞的必要。乾隆不得不作一番解释，“古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就是说，从古代已形成利用狩猎来练兵的制度，因此秋狝是历史上的老传统，并非满洲皇帝独创。乾隆举例说：“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都是因为平常士兵经常到木兰行围的结果。“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致生疏矣。”《清高宗实录》，卷136，10页。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副都御史孙灏又请停止行围，“称索约勒济（围场名）非江浙胜地可观等语”，乾隆斥责孙灏所言荒诞不经，说即使孙灏言之有理，只能证明行围是习武练兵，比巡幸江南好处多，“益不可中止矣”。从乾隆六年开始，除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四十二、四十三年外，乾隆每年都举行木兰秋狝活动。他在《避暑山庄后序》中说：“皇考十三年间虽未举行此典，常面谕曰：‘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者，盖因日不暇给，而性好逸恶杀生，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承德府志》，卷首第22，4页。乾隆抬出皇祖皇考的“煌煌圣训”，后来大臣们就没有人敢反对了。　　　　
　　　　秋狝盛况。作为一种礼制，木兰秋狝是人数众多的狩猎活动。据说康熙朝参加的人数约四五千人，乾隆朝因有皇太后参加，达到六千人以上。乾隆时曾参加过秋狝的法国人亚苗神甫指则说有一万人以上，“应该设想一支一万到一万二千人的军队，向一处沙漠进军，在那儿扎营生活十五天，这些人要消耗多少粮食饮料，那些行装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