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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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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我看的时候笑到喷饭。    
    刘元元:但笑过之后挺心酸的,看到商家如此愚弄消费者,真生气!这条线索是观众来电话反映的。    
    采访者:每天接到多少这样的电话?    
    刘元元:不到二百个,还有打不进来的呢。    
    采访者:以前也没有预期过节目能有如此的影响吧?    
    刘元元:多久以前?我想过,大学还没毕业我就想干电视,想当主持人。    
    采访者:我记得你是德语专业的?    
    刘元元:对,毕业分配我到位于小西天的中影公司,那时候没有进口大片,不景气,没事儿干,半年以后我就停薪留职了,赶上电视台招聘,每天的工作是给剧组订盒饭。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怎么也进不了这个门,没人给我机会,小实习生,“打水去吧你”,真是有挫败感。    
    采访者:刻骨铭心的伤感往事?    
    刘元元:不算伤心,我挺有韧劲儿的,不撞南墙不回头那种。    
    采访者:我欣赏你的个性。记得你剃过一个极短的发型,跟板寸似的,当时全台通报批评。    
    刘元元:其实那个发型跟节目风格特贴。    
    采访者:脑袋跟髭毛栗子似的,人说话特冲,骂人不带脏字?    
    刘元元:没错!    
    采访者:现在你出镜的时候喜欢别个发卡,是你自己设计的这个造型?    
    刘元元:自己。我特崇拜毛主席那个翻译,叫什么来着?唐闻生。她老别一发卡,戴白边儿眼镜。我印象里她特别美。    
    采访者:你有第七日吗?我指的是休息日。    
    刘元元:弄好了,一个礼拜能歇半天。    
    采访者:那就剩睡觉了吧?    
    刘元元:把一周的衣服洗了,把一堆皮鞋擦了,陪陪父母。    
    采访者:任何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有功利心。    
    刘元元:我就有!我从小就有野心。做节目呢,你不做制片人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赶上一糊涂的制片人,简直就没法干了。    
    采访者:其实这是一种事业心,功利心是指追名逐利。    
    刘元元:我追名。我就想当一个好主持人,大家都认识我,一出去,大家会说:哎呀,你节目真好。我觉得特满足。    
    采访者:那你拿到金话筒奖和金鹰奖的那一刻,是否觉得人生最大的梦想实现了?    
    刘元元:没有,我发现评奖背后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当时想:我拿它干嘛!尽管那都是我向往的奖项,但因为一些我看不惯的因素,我觉得它不值钱了。    
    采访者:名人都标榜自己有平常心。    
    刘元元:有人说我在所谓的名人里头算心理健康的一个,既不狂躁也不做作。我在马路上照样跟人打架。不是平常心,是放松心。    
    采访者:出门戴墨镜吗?    
    刘元元:不戴,我没拿自己当名人。    
    刘元元,深受观众尤其是大爷大妈们一类的平民百姓喜爱的节目主持人,从《元元说话》到《第7日》,她的京片子一直说着真诚坦白的大实话。她的记者们总是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坏人坏事的案发现场。她的节目为北京人解决了不少不大不小的生活难题。她的名字已经成了一家餐厅的招牌菜,这道菜其实就是丸子……    
    采访前,我和元元约定,可千万别正襟危坐。问者煞有介事,答者冠冕堂皇的,把一次谈心上升为向组织汇报思想的高度。一来,大家是同事,那样的话,弄不好会笑场;二来,这不是元元的风格。    
    元元特痛快。2003年5月,我打电话给她:“我要交篇人物采访的作业,写你行吗?”她笑:“我有什么可写的?”我答:“就是篇作业,帮帮忙!”元元说:“来吧!”    
    元元挺实诚。几个月后,我告诉她:“作业会被编进一本书,你还得给我张照片。”她说:“行!我回去找找。”压根儿没提先看看稿子,哪些能写哪些不方便公开之类的要求。    
    元元倍儿务实。一次在北京电视台广告招商会的缤纷舞台上,各频道逐一登场,极尽歌舞升平之能事。元元上台第一句话却是:“在座的广告商有没有代理增高产品的?要是那些产品没有效果,您就别替他们煽乎了。”    
    元元很美丽。女人都会介意自己是否美丽,元元认为美丽是真诚和真实;女人也总免不了被人问及婚姻大事,元元曾笑答:“那得猴年马月了!”    
    元元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我时时在自我约束,杂念有时会像兔子突然钻出洞,但跑不了多远就又回去了,就是因为我在提醒自己:我不能做坏事,否则别人会说:她还是元元呢!”    
    这快到如来的境界了,这就是元元。    
    (本书出版时,元元已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学位)


第三部分第38节 小报做出大新闻(1)

    小报做出大新闻    
    访原《北京青年报》要闻版主编王林文/满秋肃严志娟李红霞    
    采访者:我们知道,你曾经到过很多危险的地方采访国际新闻,比如前南斯拉夫、阿富汗等。而《北京青年报》是一份都市报,为什么会花费这么大力量去做国际新闻?    
    王林:这要从报纸的市场化谈起。报纸走向商业化,最早是以文化为突破口,也就是关注娱乐,一些影视明星、花边新闻,我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北青报”就是靠八卦新闻起来的,而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大报是不会登这些消息的,新华社也不会发这样的稿件,但对都市报来说,这是市场的需求。这种文化突破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得到了第一桶金,再一个就是把一些计划经济的报纸挤出了市场。    
    第二个突破口就是体育,体育中最重要的是足球,最早是一些大报的记者,如《人民日报》的毕熙东,他们给沈祥福(编者注:著名足球教练)打个电话,让他出来聊聊,沈祥福就得坐着公交车去找他们,但后来不一样了,比如李响(编者注:著名足球记者)的成功,或其他一些小报,他们用市场化的手段获取新闻,比如,用钱买采访权,这使大报的记者感到失落,这个领域也没有他们了。    
    当体育和娱乐都被市场侵占后,再被侵占的就是财经。比如胡舒立的《财经》,还有《经济观察报》等,这些市场化的媒体,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宰和权威,而财经报道在《人民日报》,可能就只是经济成就的报道。    
    财经之后,对我们来说,就是国际新闻,这是目前市场的动力,国际新闻有人看,好看。国际新闻有一个缺口,传统的国际新闻供给量不足,有结构性缺损,比如,传统的国际新闻中,政治新闻、外交新闻是强项,但这些不是国际新闻最有卖点的,有卖点的是社会新闻、文化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国际新闻有市场的背景一是国家的改革开放,老百姓对世界的关注也越来越大。二是中国正在从一个大国走向强国,大国是什么概念,比如乌鲁木齐、北京,是地理范围;强国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新闻都有可能跟我(指中国)发生关系,因为那个地方有我的利益,有我的国民。    
    比如巴以问题,那多远呐,但在以色列,中国劳工大批存在,一炸就炸到中国劳工。莫斯科一场大火,里面就有中国留学生。这说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强国,以前国家穷,民间出访的机会少。国家有钱了,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中国人,这意味着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与中国有关。因此,我们首先要关注国民利益。比如莫斯科大火,遇难的有谁?李思睿。住哪儿?双井。所以北京人都会关注他的命运,这就是国际新闻的一种魅力,就是要把国际拉到北京来。    
    比如萨达姆被抓,这条新闻的魅力在哪里?伊拉克驻华使馆在三里屯,它的使馆灯火通明,一直到夜里两点,我们拍张照片;使馆的车疯狂地驶入驶出,我们看牌照,居然是美国使馆的,所以我们就在这儿(指使馆)做新闻。另外,新华社的特约通讯员贾迈乐,给新华社赢来了巨大的荣誉,而他当时就在北京,所以我们的记者给他发了一个专访,谈他对此事的看法。第二天的报纸,别人有的我们也有,而我们有的,别人没有。    
    采访者:你第一次策划国际新闻是什么时候?    
    王林:第一次就是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当时我给总编的建议是:我们到了该占领国际新闻市场的时候了。    
    采访者:那时有其他报纸跟你们一样的吗?    
    王林:没有。那时除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外,很少有都市报会花很多的钱自己去采写。当时我们也只是认为,从领域的角度,该进入国际了,但最初设计的是想做奥斯卡,从娱乐、体育切入。没想到会碰到这个事件,所以抱着尝试的心态,并没有明确想发稿。    
    炸使馆的第二天,我们办了签证,第三天,我们就飞过去了。当时,使馆给予了我们最大的方便。我们发回的报道,并不是传统的报道,我们关注的是那种状态下,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对被炸后使馆那些人的生活,我们事无巨细,一一报道,他们早餐吃什么,中餐的菜谱是什么,家属吃什么;此外,我们还报道了在那里的温州人,平时倒腾鞋的人,怎么拿着自己挣的五千美元捐给使馆。那些河南人,在那里烙饼的,一天也就挣二十美元,他愣拿出一千美元捐给使馆的那三个遇难者。我觉得我们的国民在外面,仍然是伟大的国民,他们在国家有难的时候,表现出爱国精神。当时使馆的人不能进那个炸毁的楼,就算有保险箱也没办法拿,他们住旅馆,在国家拨款还没到的时候,他们用的就是这些被某些人瞧不起的人给他们捐的钱。    
    当时,新华社关注的是北约、南联盟,都是政治性的。我们两个人四处狂奔,帮使馆拉东西,使馆人员为此也很感动,由于开始人们怀疑是贫铀弹,没人敢进使馆,而我们是第一个进使馆拍图片的,一套给外交部,一套我们自己留用。我们当时没有危险的概念,我想我们是职业的。    
    采访者:这也印证了“北青报”的那句广告词“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    
    王林:对,这话反过来说也对。有我们的地方就有新闻。    
    采访者:那就是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的问题了,你认为这是一样的吗?    
    王林: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有一种新闻叫“无中生有”,这种新闻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天天能干的事,更多能做的是“锦上添花”。确切地说不叫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而是叫前置性策划和后置性策划。如果事先预知这个事一定要发生,我就会提前做,或者说如果觉得这一段没有大新闻,我就自己设计一个大新闻,就是“无中生有”。    
    采访者:你能举个你认为比较成功的“无中生有”的例子吗?    
    王林:比如新千年的报道。大家都知道1999年到2000年是新千年,我们提了一个口号,叫“新千年送你二十四个新年”,我们派记者到二十四个时区,根据地球转动,送读者二十四个新年。这就是“无中生有”。又比如,2000年到2001年,新世纪的开始,我们提出了“寻找世纪的足迹”,采访霍金、克隆羊、广岛、奥斯维辛,等等,把人类这个世纪历史中的重要的东西,都让记者去采访,这也是纯策划。另外还有“服饰一百年”,就是把这一百年的中国服饰展示一遍,但模特是我们的编辑记者。    
    采访者: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王林:这倒还没觉得难。只要你追求一个原则,就是要与众不同,或叫语不惊人死不休。关键在于你的积累,以及你是不是对新闻有兴趣,这很重要。例如,因为报道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我们发行量上升了百分之十五(零售量),我们两个人花了四万,广告量也得到了提升,这是直接的效益,间接的是让广告商有一种震惊,都市报第一次走出国门,他会觉得你这张报纸真的了不起,无形中体现了报纸的权威感,你花四万、一百万都不一定能得到,这是一个想法带来的。    
    采访者:怎么培养这种想法?    
    王林:这是市场带来的。你要与众不同,就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别人做不到的事有三种,一种是比胆量,一种是比资金,一种是比智慧。最容易的是胆量,比如在贝尔格莱德,进那个楼就比胆量。再就是比钱,新千年,我们投资四百多万,这在当时,做一个采访花这么多钱,别的报纸想都不敢想;最大的投资是世界杯,我们派了记者采访三十二强,而且在韩国印刷,共投资九百六十七万,而那两个月的收益是一亿六千万。最后就是智慧的较量了,就是申奥,那时北京所有的都市报都去了,还有广州的,我看到有多达十家的都市报都进入国际新闻的领域。但我敢说,我们取得的是绝对的优势。    
    胆量不用比了,从钱的角度说,我们的规模最大,去了十二个记者,配置了最好的通讯设备,两台海事卫星电话,雇了两辆面包车做流动发稿车,全莫斯科除新闻中心,有主会场、明星团、唐人街、使馆、华人商会五个点,很少有媒体能同时覆盖五个点,晚报能勉强覆盖,但莫斯科很大,我们的优势在于有两台流动发稿车,比别人提前了十五分钟,我的号外是第一张有现场感的、有动感的号外。    
    采访者:智慧体现在哪儿?    
    王林:这个智慧体现在你不仅有钱,而且你要会用你的钱,你要学会配置。我们随时让采访记者与发稿车最近,我们的速度就会最快。未来的比拼在于如何配置资源,比如《广州日报》的报道团,设备非常先进,但是仅仅把人武装到牙齿没有用,而在于你怎么让他把资讯最快地传出去。也就是未来终端与连线的配置要占到你投资的百分之四十五,通道很重要。要知道如何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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