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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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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第113节 1949年
小福子运气好，在1949年解放前的三年（解放前三年你的身份、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是确定一个人成份的依据，所以有些破产者和破落家庭反倒因祸得福）跟盛世钧到了巴渝，成了银行的雇员。盛福在平安场买的土地没有写在小福子的名下，要不然那就惨了，他非成为地主不可，即使不会被打死，也会被斗争游街，往后几十年包括他的后代都莫想过好日子。
万老三的出现，以及发生在他父亲盛福身上的遭遇把小福子的那点自尊和自信摧毁了。盛世钧离开盛家大院后，都是盛福在主持那里的事情，收租采办，劳工雇用，评断是非……哪样都离不开他。人年纪一老，又不服输，除了为主人家尽力，自己又想多贪几个。这里看不惯，那里不了然，做不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罪了不少人—拿他自己常念叨的话说：“我是老了，得罪人就得罪人。”庙堂一解放，农协一成立，他就成了头号斗争的对象。幸亏他年纪太老了，斗争游街戴高帽子，几下就没气了—“算是便宜了这老狗日的！”当年农协的一个老者后来跟我说起盛福时还恨得咬牙切齿的。
小福子虽说是银行的职员，但平时不到银行上班，在那里没有人事纠葛，当年军代表依靠的革命骨干和积极分子对他没什么恶感。盛世钧走后，将银行这边领工资、分红的事都交给了小福子。小福子每个月去打一头，逢人点头问个好，也不东家长西家短。他和盛世钧在银行的不劳而获，自有银行的大佬盛家的女婿沈质言兜着。银行是私人产权，下面的人谁管你这个？他小福子跟沈质言隔了好几层，几乎不见面。
解放前后的那两年小福子日子很好过。一个人住在盛世钧留下来的七星岗小院里，逍遥自在。荷包里银元鼓鼓的（不是金元卷那种如废纸般的钞票）。小什字看戏看电影，两路口文化宫舞会是常客。谈了一溜的女朋友，终于被其中一个叫毛荔波的女郎俘虏，当了金龟婿。接下来就麻烦多多，先是银行通知三天两头开会，批判斗争揭发。开头的日子凡是问到盛世钧的情况他还装傻，推得脱就推，推不脱就赖……
终于有一天，通巴万家的孙儿万老三逃到巴渝，对小福子讲起通巴的事，提到他父亲盛福之死，这才把小福子打了一闷棍，知道锅儿是铁打的。自己这个表现，谨防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他打发走了万家的孙儿，第二天一大早跑到银行，找到那些骨干和积极分子，开始挣表现—揭发盛世钧当年的罪行，痛哭流涕说自己被盛世钧逼迫入了国民党，只是从来没交过党费（都是盛世钧交的）。1948年以后盛世钧脱离了国民党，国民党逃跑时大概把党部的档案都销毁了。平时盛世钧又不到银行上班，凭着女婿沈质言当总经理的关系，当了个甩手二掌柜，银行根本不了解他的底细，所以没人管。又谈到盛世钧回川北不是去盛家大院，而是躲到山里去了……
盛世钧逃到青杠寨的消息就这么传了出去。银行当时忙大事抽不出人手，只是停发了盛世钧的工资。盛世钧的股息分红作为剥削阶级的罪恶之一早就冻结了。
接下来反倒是通巴县委对盛世钧的事情十分重视，派专人来巴渝，找到市委，市委指示银行将盛世钧的成份重新甄别。盛世钧这下就像被革命的鱼叉叉住的一条大鱼，再也扳不脱了。
“不着急，走慢点。”谭书兰牵着气喘吁吁的盛世钧的手，对他说道，“没得人来追我们。你先站下来，喘口气。来，放松，深呼吸……”
盛世钧站住脚，深深地吸了口气。
大巴山春天的夜晚到处都是香的—田坎上山坡下林子里，到处都有花儿在开着。有的花一到晚上就拼命散发自己的气味，好引诱虫儿们过来给自己传宗接代的大事帮忙。盛世钧和谭书兰走过的地方，不断惊动出那些夜行的昆虫小兽，把盛世钧弄得不时冒冷汗—这段时间他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脑壳里浆糊一团，有点神戳戳恍里惚兮的，差点就成精神病了。
“不要慌，我们慢慢走，离天亮还早。”谭书兰挽起盛世钧的胳膊，笑道：“咋个样，你这回是真的只有跟我走啰！”
“啊啊……”
这是盛世钧第二次逃离死亡。十多年前逃红军，周围还是没有被解放的人们，城市里还是剥削阶级的天堂。这次，他还能朝哪里逃？
幸亏有个谭书兰。
“你带我……朝哪里走？”从原来的镇公所那个又脏又臭的地牢里高一脚低一脚出来后，这是盛世钧说出的第一句话。盛世钧这一向一直有些恍里惚兮。从青杠寨被押解回来的这个把月，日子不知是咋个过的，现在是几月几号？他已经没有记忆。那个县里的人民审判员读出的死刑判决书中，只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两句他还记得。这两句话一天到晚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让他分不清东南西北。今天整个白天他都沉浸在喧嚣的批判大会中。居然他没有挨打，这真是奇迹。也许，在那些刚刚翻身得解放、充满义愤的农民心里还有一丝畏惧的底线—那当然不是因为他盛世钧，而是由于他那个坐在台子中央的儿子米家柱。当着儿子打老子，那儿子如今又如此显赫，这样不讲面子没得礼性的事，贫下中农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对于那些年轻好斗的“天棒槌”（愣头青）说来，坐在台子中央一声不吭的米书记更是具有威慑力。米书记一身军服上虽然没有帽徽领章，但胸前是三排大大小小金红耀眼的奖章，腰上扎了武装带，上面挎了只小手枪，脚下是黑布鞋，腿上扎着绑腿，好不威风凛凛。这是当时中国最气派的官服。“哪个敢惹？”驼子后来对我说，“当天要不是他坐在那里，十个？只怕一百个盛世钧都出脱了。”
谭书兰听到盛世钧说话还算正常，放下心来说道：“我们去看一下驼子兄弟，跟他打声招呼。”见盛世钧没动，又补充道：“我们这一走，恐怕再也回不来了。你不想跟他说点啥？你就这么个同辈的兄弟了。走吧，就几步路。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那个谭书兰硬是了不得。你说，像她那样，哪个人不帮她？舍了命都帮。”说起盛世钧跟驼子最后一次见面，驼子的第一句话不是说盛世钧，而是提及谭书兰。“背时的盛大块头啥子都占完了，临到敲沙罐（被枪毙）了，居然还有个谭书兰。谭书兰那个女子，从来不得牯倒（牯蛮、勉强）你做啥子。她办学堂办医院，办好了，你进去，有些人硬要喊你入教，她就不。她从来不跟你传这个传那个，说你信不信，跟她没关系，是你各人跟主的事，哪个都带系不了。她讲礼性得很。”
驼子现在的住房比以前那个破庙大大改观了。一个小院坝，屋子一排，白墙青瓦，四周没有院墙。那是二舅爷两年前回来时出资给驼子建的。依驼子的喜好，建在盛家大院的后山坡上，俯瞰着下面的盛家大院和庙堂镇。夏夜的月亮悬在对岸观音山山岩之上，又大又圆。那月亮光不是冬夜的惨白，而是有点广柑黄。广柑黄的月光从观音山那边像铺纱一样撒落过来，街道房屋，还有天井里冒出的树冠竹梢，南佛山起起伏伏的轮廓，都好像在迷迷蒙蒙地左右摇晃……
“那天晚上盛世钧跟你说了些啥子咹？”我见驼子扯得远了，问道。
“说啥子？有啥子说的？”驼子白了我一眼。“人到那个时刻，还有毬的个说头。见一面，就是了。”
“没说话？”
“说毬的话。”驼子语气不大好。“背时的盛大块头还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挨毬噢，老子当时心头想，你拍个毬！要不是当到谭书兰的面，老子就一脚还给你娃！”
“他们就那么走了？”
“走了。还没站到吸口烟的功夫。”驼子说完叹了口气—我听得出，那叹息不是为盛世钧的，而是为谭书兰的。
“那晚上有月亮没得？”
“那哪个记得到。”驼子有些不耐烦。
“哎，想一下嘛！我是想问你……看到谭书兰的表情没有？她把盛世钧喊来见你一面，总是惦记着你的噻。”
驼子这下才有点舒心了。他想了想：“嗯……好像是有点朦朦月亮……她还是那个样子，笑眯眯的……别的……没得啥子表情得……”
“瓜娃子，笑眯眯的就是表情噻。”我说道。
“笑眯眯的……就是笑眯眯的。我在留园当碎娃那阵，她抱我的时候，就是这个笑眯眯的……”驼子说这个的时候，烟头闪闪，暗红中一脸的皱纹看不出有啥表情。“嘿嘿，我还把她当成我妈了……后来清姨有事莫事就拿这个逗我，嘿嘿……”
“谭书兰光是笑，也没说话？”
驼子沉默了好一阵，巴了好几口水烟，不看我，自语般喃喃道：“她说：我们要走了，恐怕再也见不了面了。你……要多保重。”
我也好一阵没开腔……
末了，我问：“那是在哪里？在你的留园么？”
驼子没有回答。
……
我看着已经七十五岁的老驼子，脑子里想象着几十年前那些早已作古的男女们的样子和动作，想象着当时他们周围的日月山川一草一木，那些在空气中流动着的微妙东西……这样的感觉让我沉醉。
驼子沉默着，我也沉默着。我一直陪着他在那个小院坝里坐了好久。小院四周是一阵高一阵低的虫唧，坡下的昏暗中闪闪烁烁有一些萤火……1985年的那个暑假有好几个夜晚我都是这样跟老驼子在一起度过的。七十五岁的他，身体已经缩小了一圈，佝偻着坐在竹靠椅上，呼噜噜吸他的水烟—那是刻在我脑海里驼子最后的样子。
“他们去哪里了呢？”我掉过眼光看着坡下那些一闪一闪的萤火，自己问自己。
“鬼大爷才晓得。”
“总有人晓得噻……是哪个送他们走的咹？”
“那是曾胖子找的船头送的，小划子，顺水下，多半是朝南走了。”
“他们一点都没说？”
“说？哪个敢说？”
“打倒‘四人帮’以后也不敢说？”
“毬噢！曾胖子八二三年就死翘翘了，他那个儿，毬经不懂，胆子屁点大，当个铲铲（没什么用）。那个船头么，早不晓得到哪里挺尸去了。”
“他们也没封信来？”
“他们哪有那么命长？又不是神仙。”
……
第六部分第114节 神仙般的
朝南走—贵州、广西、广东、云南、海南？20世纪50年代，那些地方还是很偏僻的蛮荒。从秦汉开始到明清，那些地方历来都是中国中央王朝的流放地。跟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情形相比，这之前的这些地方，天高皇帝远，也许真的会是他们平安度过余生的好所在吧？
说不定，那里真的会有一个桃花源，能让他们度过人生最后一段神仙般的日子？
或许，他们远渡重洋，去了英国？
……
如果他们命大命长，盛世钧活到1980年该是九十二岁，谭书兰该是八十二岁。照理说女人可以活得更长久些。那时中国人的生活已经回到常轨了。如果谭书兰活着，为啥没有给这里通个音信呢？就算她不愿惦记这里，也该惦记她的女儿谭川吧？
或许，他们在那个动荡年代的某一天早就一起走了，不在人世了。
是在荒野，是在城镇，还是在旅途中？
曾胖子的后人依然在庙堂正街开茶馆，是曾胖子的孙子辈。
“哎呀，那位老师，你以前在我们这里当过知青吧？是盛家的？”曾小胖子招呼我道。
2003年寒假，我带着女儿和妻子一起去川北散心。女儿这年要参加高考，压力太大—她所在的蓉城最重点的几所中学之一，高三年级的同学第一个学期期末有四位得了精神分裂症，一位较严重的进了精神病医院，另外三位较轻的也不得不休学。女儿几个月不来例假，医生说：“现在这些高三女生大多有这样的情况。不过问题不大，放松，休息，调剂一下。”是的，调剂一下—我就怂恿她跟我一起到通巴和庙堂来看看，女儿曾经一直想看看我下乡的地方。
“你是……曾胖子的后人？”我以前见过这位曾小胖子的爹，依稀有点挂脸貌。从1985暑假回来过以后，我已经有十八年没有来过这里了。这位曾小胖子比我年轻，当年没印象。不过他那声“哎呀”我倒是颇为熟悉。
“哎呀，那是那是，我是曾胖子的孙儿。”曾小胖子很夸张地跟我握手。“那硬是你哟！我看过你写的书，那年拍电影我还是碎娃，去凑过闹麻（热闹）……哎呀哎呀，进来喝茶，进来喝茶。”
曾胖子的茶馆现时而今已经成了贴瓷砖的那种了。除了周围依稀尚存的自然风光，庙堂的古朴恬美而今安在哉？石板路成了柏油公路，一车就到通巴城。公路两旁挤满了乡民欣赏羡慕的红黄白蓝瓷砖铺就的水泥房子，当街的铺面和全国乡镇上看到的几乎一样，商品也差不多。这么偏僻的地方都大同小异，说明如今信息流通得太好了。那些自然风光也有不少改观—在巴河的庙堂段上游修建了一座水坝，河水被截流，下游庙堂的河滩裸露出一大片白花花的河床，焦枯的，在花花绿绿的现代垃圾和污水中呻吟……害得我一路都在宽慰不断抱怨的女儿。
“哎呀，”仔细再听听，曾小胖子的“哎呀”确实跟他爷爷曾胖子如出一辙，尾音也是往下走的。“你老师是稀客哟！你在我们这里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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