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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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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方箭头针对蒋介石的独裁，非倒蒋不罢休。五月二十五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等二十二人联名致电蒋介石，限其于四十八小时内引退。两天之后，广州各派通过由汪精卫起草的宣言，公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以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五月二十八日，非常会议组成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以汪为主席。同日蒋介石复电孙科，谓“受总理付托”，拒绝引退，又说什么“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于是宁粤分裂，国府又闹双包案。北平的扩大会议结束才半年左右，又出了一个广州非常会议，都是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旗号。事实上，蒋不仅独裁，而且蛮横，囚禁胡汉民就是明证。他这样做，固然导致国民党一再分裂，更不必说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对他自己也大大不利，自揭其短，成为众矢之的。
最有趣的是，当粤方国民党唱出对台戏之后，蒋介石竟想再请胡汉民出来主持党务，所以“防卫较弛”。（见《邵元冲日记》，页七三九）蒋之“随机应变”有如此！如果胡答允，蒋正好“釜底抽薪”，但是胡毕竟是比较有原则与操守的国民党人，尚不至于为了做官，可以马上忘记蒋氏的霸道与蛮横。
七月二十一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讨伐令，以剿共讨蒋为号召。九月初，两广部队又誓师北伐，分袭湘赣，九月六日，已占湖南郴州，十三日与蒋军顾祝同部战于衡阳，粤桂军乘胜入城。但不到五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帝侵占东北，国人悲愤至极，外侮临头，不好再打内战了，双方于是休兵。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一日回到南京，即请自日归国的陈铭枢赴粤谋和，即以下野为条件，“亦甚愿接受”。翌日，邵元冲受命去见胡汉民，促其出主中枢，但胡回答得妙极，说是“贤、不肖不能并存，进贤必退不肖”（《邵元冲日记》，页七七六），要他胡汉民贤者出山，你蒋介石不肖，就得下台！誓不共存，颇有点志气。
在蒋授意下，陈铭枢由蔡元培、张继陪同，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达香港，与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会谈。粤方提出三点：一、任陈铭枢掌京、沪卫戍事宜；二、由蒋发一电，对数年来政治措施引咎，并声明统一政府办法决定后，即行下野；三、由粤方通电取消粤中政府，来京开会协商统一政府事。（引自《邵元冲日记》，页七七八）三十日，宁方开中央政治会议后，讨论粤方三条件，蒋决定先发表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然后于十月五日电粤，谓“当此外交紧急”，“不可一日无政府”，希望粤方同志早日来沪，再谈其余两点。粤方认为有理，然而坚持最低限度应先释放胡汉民。陈铭枢等将此意见于十二日带回南京，胡汉民遂于十四日，由下关登车赴沪（见《邵元冲日记》，页七八四），禁足七个半月之后，终于获得自由，然而遗恨绵绵不尽，对蒋绝不原谅，可见之于胡向吴鼎昌所说：“我在南京给他（指蒋）当了几年家，想不到他翻脸不认人，最后耍出这样的流氓手段！”（容斋《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页四○○至四○一）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见面，这三个孙中山手下的欢喜冤家想再度携手，据次日《大公报》的报道，汪蒋“互道别绪，握手言笑，甚为欢洽”，为蒋、汪合作铺了路，但蒋、胡是否能再度合作，胡、汪关系能否融洽，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蒋介石在粤方坚持以及抗日怒潮双重压力下，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五日辞职。宁粤两方遂于二十二日正式合流，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组织政府，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虽下野，仍与汪、胡同任中常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事前已有妥善布置，党政军中的实力犹在，特务组织仍在掌握之中。同时蒋竭力拉拢汪派，诸如要求陈公博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一期）等等。一年之前，蒋仍口口声声，声讨汪逆，而今竟以中兴大任相寄，变化之快，令人咋舌，然而蒋未必心口如一，只是为了政治现实所需，借政敌之影响，为东山再起之谋。在蒋氏心目中，显然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不过，奇异的是，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五年于兹，蒋介石联甲倒乙，翻云覆雨，结果依然是群雄割据、党国分裂的局面。统一徒成虚愿，蒋氏实际控制的范围，仍然跳不出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掌心，而内忧赤共、外患日帝，则尤远远过之。
第三节 蒋介石与“一·二八”
蒋介石虽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动作依然不断，身在奉化老家，并无碍遥控南京政权。他于离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亲信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又命财长宋子文取走重要财政档案，再命黄埔弟子贺衷寒、康泽等积极筹组复兴社，以巩固特务势力。唐纵也透露蒋于下野之初下令组织“十人联络组”，又称“十人团”，分布各地。（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二十八）他为了尽快复出，有借重国民党内汪精卫及其改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妇一行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抵达杭州，当晚与蒋闭门深谈，翌日报纸只透露“晤谈甚融洽”，不及内容，惟融洽属实，是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促其入京，已发蒋汪合作的先声。元月十八日，行政院长孙科偕何应钦等飞抵杭州，张人杰、张继设宴于烟霞洞，蒋汪同时赴宴，状至愉快。这一批国民党要员又于宴后辟室会商，决定共同入京。林森与孙科在南京显然难以应付，外交与财政问题尤不堪负荷。
蒋、汪等于元月二十二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开紧急会议。再过两天，孙科就主动宣布辞职，由汪精卫于元月二十八日继任行政院长，并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五人常委。三月六日，国民党召开中政会，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自此蒋委员长成为最高领袖的代名词，又逐步恢复到一人军事独裁的局面。宁粤决裂时，粤方坚持蒋下野以及撤销总司令以夺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费。蒋氏不仅迅速复出，而且重握军权，只是换了一个头衔，由蒋总司令摇身一变成为蒋委员长。
蒋汪合作，各取所需。蒋因宁粤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粤方之势，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种。同时蒋已得罪了胡汉民，另外需要元老级的老国民党来抬轿子。而汪氏的改组派与粤亦有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及权力之争，也不难被分化。至于汪本人，无论动机在于共赴国难或政治分赃，于多年流亡之余，终于有主政的机会，自然难以拒绝。
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变”。此一事变，在国民党史册上，“不惟表现了我军牺牲不屈的精神，加强了民族抗战的意志，国际视听亦为之一变。”（台湾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十二章）其实这一作战，却是在对蒋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况下出现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绝不是抗日首义作战者，他们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他们上台时就批评孙科政府陈友仁对日政策太过强硬，所谓强硬，不过是要和日本“和平绝交”。陈友仁也不客气地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声言：“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此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陈铭枢。一九三O年形成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司令戴戟、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等，当年都是陈铭枢第四团的团附、副官、连、排长。这一陈家班的部队，由于宁粤谈判讨论国民党复合问题时，自江西调到京沪一带，任卫戍之职，为对宁粤双方的保证。广州方面是不相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军的卫戍京沪，就顺理成章了。虽然如此，蒋介石却始终不放心，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他的嫡系军队，自然难以绝对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蒋介石的亲日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东北，如今十九路军驻在京沪，碍手碍脚，自所当然。于是，把十九路军调走，也就是迟早的事。
正在这时候，日本海军为了不让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专美于前，也派遣军舰四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把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同时，上海的日本侨民又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接连举行居留民大会和游行，请日本政府迅速用断然手段彻底解决中日间所有悬案，根本制止中国的反日运动。日本浪人更乘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带撕毁中国商店的反日标语，甚至殴打行人。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东打伤中国工人。十一月二日，上海又出现了“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大会”，日本侨民三千余人在会中决议：“日本须断然膺惩暴戾的中国。”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五个日本和尚给打伤了，日本侨民两千余人，就在二十日这天，借口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同时在闸北地区捣毁了中国商店，殴打行人。这些情形和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本侨民请愿，向东北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但一月二十一日拂晓，日本浪人两次放火烧了杨树浦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工厂，并砍伤了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日本陆战队也同时出动。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海军增派兵舰赶来上海。一月二十三日，日文报纸传声警告：日本舰队司令和日本侨民宣言：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抗日运动，并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自由行动。
日本人既已横行至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遂在一月二十三日上电中央，表示说：“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十九路军这种决心抗日的举动，显然与蒋介石处处对日本低声下气的政治不合。于是，他决定立刻调走十九路军，并且向日本人屈服，答应日本人道歉、赔款、解散抗日团体四条件。可是，虽然答应了四条件，日本人还是大动干戈了。
原因是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已极为苛刻，而蒋汪南京政府纵使向日本人既磕头又作揖，可是日本人还是不肯罢休，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九日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发出退让后又被日本人出卖的哀鸣！
蒋介石原是决心要调走十九路军的，拟“以宪兵第六团接替第十九路军防务，俾非战斗之宪兵缓冲其间，可保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但是由于日本人的色急难待，突于二十八日晚上侵入闸北，“首向中国警察开始攻击，继则攻击中国正式军队”。十九路军不及调走，正好起而“抵抗日本之侵犯”。（参阅顾维钧《关于中国政府在沪东开始时决定和平政策之说帖》）
蒋介石调来宪兵第六团固然迟了一步，但是十九路军方面有技巧的“抗命”，也产生了鬼使神差的结果。宪兵第六团在一月二十八日正午到达真如，其实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就在真如，当晚全线抵抗的命令，就发自真如指挥所。
一月二十九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了，义正辞严，全文如下：
特急。衔略公鉴：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子印。（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中央周报》第一九一期）
日本原是声称“四天占领上海”的，可是，十九路军的抵抗，使日本人吃到苦头。关于十九路军抗日血战，中外文字报道极多，但是论得最具历史眼光的，要推章炳麟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这篇文章有一个重要的点破，就是说日本侵略时，“枢府犹豫，未有以应也。”这显然是指南京中央的态度暧昧。章炳麟这种点破，在另一篇《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太炎文录续编》第五卷）里，说得更明白。他说蒋光鼐、蔡廷锴他们“不及俟命，率所部二万人迎击”，分明是说，十九路军挺身抗日并非出自中央的命令。正因为不是出自中央的命令而获得胜利，中央也就非常颜面无光。最要命的一点是：十九路军的行动，无异证明了蒋介石的政策，根本是一大错误。这种错误，即使是他的师保吴敬恒也不得不暗中承认，他有一封密件给何应钦，承认“不抵抗”以“保留元气及实力”的政策，其实是一种“迷梦”，“大难已到”，“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我许。”因为真相如此，所以要“效法十九路军连日师共产党之作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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