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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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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养浩先生是浙江江山县人，同国民党的特务首领戴笠、毛人凤分属同乡。也是由于戴笠的介绍，周养浩在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于一九三三年加入了国民党早年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当时监督周养浩宣誓加入这特务组织的，就是现在还在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唐纵。从那时起，到一九四九年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干了十六年的特务工作。特别是在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九年是国民党在大陆大撤退这一年，在大撤退时候，在各地都有大破坏与大屠杀，尤以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为最。周养浩就在这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执行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谋害杨虎城的案件。
本来到一九四六年，抗战既已胜利，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共产党方面，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但是国民党阳奉阴违。杨虎城被自贵州息烽监狱移送到重庆杨家山，杨夫人不久不堪精神折磨而逝世。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曾下令释放政治犯，在重庆的杨森不敢做主，叫周养浩打长途电话给在上海的毛人凤。毛人凤也不敢做主，就去请示在溪口已是一介平民的蒋介石，但此一平民竟悍然不顾“代总统”释杨的命令。当李宗仁派飞机去接杨，特务们奉蒋命把杨转移到贵阳。杨本不肯转移，但由于信任周养浩，即由周陪往贵阳，杨氏秘书宋绮云、宋妻徐丽芳、幼子宋振中，以及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同行。杨虎城一行到贵阳后，住在黔灵山麒麟阁，这是一九四九年二月的事。到了这年八月，共产党攻下长沙，整个西南都动摇了，国民党安排大撤退，项目众多，其中之一，就是向杨虎城下毒手，展开“我倒霉，你也休想活”的大作业。毛人凤在重庆召开秘密会议，宣誓效忠蒋总裁，周养浩也在场。决定再命周把杨等骗回重庆，到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执行杀害任务。“戴公祠”顾名思义，是纪念戴笠的祠堂，祠堂是封建的玩意儿，为什么整天喊革命的国民党这样封建？其实它就是这么封建！“戴公祠”原是“中美合作所”中的豪华建筑，是戴笠专为蒋介石修建的，戴笠死后，就在里面设了灵牌，改叫“戴公祠”。这座“戴公祠”随着大陆丢掉而丢掉以后，国民党又在台北近郊观音山建了另一座“戴公祠”，另在芝山岩建了“雨农图书馆”、“雨农小学”、“戴雨农先生纪念馆”，据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他们还对戴笠“塑像设祀”呢！还以继承戴笠事业的“郑介民及毛人凤两故局长陪祀”呢！还以“军统局保密局情报局之革命先烈曾澈、吴赓恕、麻克敌、江志强、冯运修……配享”呢！“塑像设祀”也、“陪祀”也、“配享”也，这是全套孔庙的体制呢！这未免太“僭越”了吧？但是，想到明朝东厂人物为魏忠贤盖祠堂，也拟制于孔庙，倒真也见怪不怪了呢！
周养浩这次以蒋介石要接见杨虎城，然后飞往台湾为由，把杨骗回重庆。在特务队长张鹄的带引下，杨氏一行走进了“戴公祠”。张鹄说：
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杨夫人的骨灰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刽子手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将军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杨虎城父子被惨杀后，杨氏秘书宋绮云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到达时，也先后被匕首刺杀。两个小孩子虽跪地求饶，特务还是不放过，死于血泊之中。两个小孩是杨虎城的八岁小女儿，和秘书宋绮云夫妇的儿子（一说是女儿）不到十岁的宋振中，他们小小年纪，无辜惨死，最令人心恸。（参阅沈醉《军统内幕》，页二二三至二三九）
杨虎城是九月六日（一说是十七日）被已下了野的蒋介石命令特务残杀的，毛人凤还向杀人特务传示“蒋总裁将会论功行赏”。杨虎城被残杀后两个多月（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丢掉了重庆，当然也丢掉了他们的“戴公祠”。重庆丢掉后的第二天（十二月一日），从被俘的“戴公祠”附近十一名警卫口里，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杨虎城的遗体就给挖掘了出来。因为脸上已被镪水烧烂了，无法辨认，乃找来旧西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干部来验尸，最后证明没错，于是这一血案的真相也就曝白于世。——世界真的知道了：“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就这样惨死了！杨虎城一代豪杰，因反对政治黑暗而参加革命；因参加革命而守死不变；因守死不变而为国民党稳住西北江山；因要求蒋介石抗日救国而家破人亡、长年坐牢后，又惨死刀下。他在青年时代，有一首诗自誓：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最后，他一世男儿，凶死他乡，在大干一场后，付出了永远偿还不完的血债。在蒋介石兵败山倒之时，仍不忘把他杀掉、把他十七岁小儿子杀掉、把他八岁小女儿杀掉，然后逃到台湾。如今，国民党在浪花尽处，已经离黄河日远，但是“戴公祠”的刀光血影、“戴公祠”的烛照香熏，却是人们愈来愈近的血祭。
蒋介石一共下野三次，每次都要杀大将以泄愤，第一次杀王天培，第二次杀邓演达，这第三次最凶恶，不仅杀大将，还要杀大将的子女、秘书夫妇以及副官们。由此可知，蒋介石固然是共产党名单中的第一号战犯，也是凡有良知者心目中的杀人犯、罪及无辜的杀人犯。
第三节 从巧取黄金到豪夺黄金
八年抗战间，有两个数字是惊人增长的。一个是人民死伤的数字，一个是货币发行与物价上涨的数字。货币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起施行法币政策，由于蒋介石自私自利的货币政策，强行其不兑现纸币——法币。法币的币信，本就不良，“当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前夕，法币发行总额还只有十四亿元；在八年抗战期间，四大家族打着抗日的招牌，利用法币来进一步垄断全国经济，搜刮人民财富，因而通货不断膨胀，到了日本投降前夜，法币发行额即已达五千亿元。一九四六年三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反共战争以后，随着国民党军事危机的日益严重，经济危机也日益加剧，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法币发行额即陡增至十六万亿元以上；最后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的当时，法币发行额竟达到六百六十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四十七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三千四百九十二万倍。”（资耀华《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这种货币大贬值，物价漫天涨的局面，在古往今来的世界史上，也属罕见。其实这些数字还只是远景，若看大特写，更是要得。——以它宣告结束前最后一天的发行额计，就高达六百零四万六千四百二十七亿七千六百一十八万二千元！这种天文数字，连当年德国马克的震惊世界大贬值都望币莫及呢！
法币政策是蒋介石印一纸钞票骗中国人民手中的白银，把白银收归政府所有，其实这还不算最精彩的，最精彩的还在后面的金圆券政策。蒋介石又印一纸钞票骗中国人手中的黄金。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零点二五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会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一九三五年，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国民党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从军用票一比法币二点一滚成一比十点四，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后，政府又将伪钞以伪钞二百比法币一的显然不公道的兑换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圆券一元比法币三百万元现出，前后几年，老百姓的私有积蓄全给一一兑光。
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这是全国老百姓多年战乱的最后劫余，等于大家掏空腰包，都爱国了。
金圆券发行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八月十九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分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Ｊｏｈｎ Lｅｉｇｈｔｏｎ Ｓｔｕａｒｔ）所说的，在“以警察国家的方法来压制经济定律”（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ｒｅｐｒ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ｓ ｂｙ ｐｏｌｉｃｅ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
蒋介石以金圆券政策巧取中国人民手中的黄金，首要都市是上海，派出去的经济管制督导员是他的账房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事实上是由副督导员蒋经国一手包办。蒋经国在上海代他老子演了一出“打虎戏”，据当时上海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金圆券发行后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的回忆》，他早就看出“蒋介石在南京纪念周上的威吓和蒋经国在上海乐义饭店形同强盗绑票的胁迫”，方法是“父子串双簧”，口气就是向他们认定的有钱老虎示威：“你们究竟要命还是要钱！”但是，一方面警察力量压制不了经济定律，他方面老虎原来他们蒋家集团自己也有份。自己既然也是虎虎虎，又何能打得下去？寿充一《蒋经国上海“打虎”记》提到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拔枪拒检，与蒋经国闹僵，孔令侃
便去南京向姨妈求援，宋美龄专程到沪，曾约蒋经国到永嘉路孔宅谈判，表兄弟相持不下，闹得很僵，宋氏姐妹没法，施出最后的撒手锏，由宋美龄拍一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叫他立即乘专机南下，处理上海发生的紧急大事。蒋南来当天，宋美龄向蒋多方说明原委，谊属姻亲的事，两家有共同利害，家丑不宜外扬等，得蒋首肯。第二天蒋召蒋经国晋见，训了一顿，叫他打消查抄之事，蒋经国无可奈何，只有让这只天字第一号的“大老虎”逍遥法外，一天风云也就烟消云散了。
周一志《上海金圆券案之一幕》中更记录了蒋介石训子的细节：
经过宋美龄一夜的“攻势”，次晨蒋经国进入蒋介石卧室，大约半小时出来，即现出垂头丧气的表情。接着蒋介石出来接见文武大员，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大大丢脸的事情，请你们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大家一听此言，只得诺诺而退。这次胜利属于宋美龄。蒋经国经过这件事的打击，仰天长叹道：“我只有先在家尽孝，尔后对国尽忠了！”小蒋因此辞职，上海人从此看不起他，金圆券更一跌再跌，市场出现抢购货物高潮。结果搞得死了人买棺材也得由棺材店派伙计去“验明正身”，以免有人囤积棺材。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蒋经国在这年十一月初《上月反省录》中自道：
金圆券发行数目之大，造成了十月初的所谓抢购运动。由此而发生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的坏下去了，自己感觉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在经济方面讲，是因为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吴蕴如来信说：“官吏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并且穷的愈穷，而富的还是一样的富。”这几句话说得太心痛，同时亦够刺激了，想起八九月间，人人拿美钞黄金来兑换金圆券时候的情况，以及今天金圆券的贬值，实在太使自己难过了，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的在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为了表明自己的责任心，并将向政府自请处分，并对上海市民表示歉意，以明责任。总之七十天的工夫，花了不少的心血，亦并不是白花的，读了一部经济学，得了许多痛苦的教训……
好可怕的蒋氏父子的“经济学”！祸国殃民到这步田地，这是哪门子“经济学”！“经济学”是要在高等学府里读的，岂可在十里洋场上带着警察去读？蒋介石把国家金融命脉交到自称“粗人”（蒋经国到上海中央银行正式办公时自称，见其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记）的儿子的手里，此真“儿戏”了！
追随蒋经国打虎的共犯王升，在《经国先生无私无畏的人格》中回忆：“限价一放，一个月的薪水，拿到的金圆券，到了第二天，那就只能吃一碗豆浆、几根油条，国家就不能收拾。”其实，这话还太保留了的。岂止一个月的薪水变成“一碗豆浆、几根油条”，贬值的严重，其实连一碗、几根都买不到了。蒋经国的老师吴敬恒，在金圆券初行之时，“尚为万元之富翁”，但是，一场币制改革下来，最后换到新台币一百四十七元而已！（张文伯《吴稚晖先生传记》，页一八六）——连蒋家的忠仆都被害得家破人穷如此，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依然黄金，几家能够耶？
金圆券演变到抢购与贬值，有离奇的画面出现。先是全国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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