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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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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反证当时密运黄金时，曾受到“代总统李宗仁”的“禁止搬运”，以总统之尊竟不能阻止一没有公职的私人搬运国库中的黄金，可见这种私人已经横行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蒋介石幕后撑腰，私人敢吗？能吗？蒋介石给俞鸿钧的考语是“崇法务实”，看了俞鸿钧干的事，“务实”或有之，“崇法”可就十万八千里了吧？再看王康《平凡中的伟大》（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中央日报》）一文记录：
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家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如上海一旦不守，而这批黄金落入共匪之手，则国家的损失将更惨重，俞氏不声不响，与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副总统函电密商，决定将黄金全部运台，在某一个深夜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央行附近的码头边，央行附近的街道临时戒严，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主席打电报给俞氏，全部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坐在外滩央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氏，这时才感觉肩膀上的万钧重担豁然减轻。
俞鸿钧死后，纪念文字中透露他主持搬运国库中的黄金，只提到在台湾接应的严家淦。严当时正担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经手帮着整理自大陆撤运来台的央行物资和黄金（于文华《恸失良师益友》，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自立晚报》），却漏提了在上海搬运的“总教头”吴嵩庆。吴是蒋介石军委会机要室秘书出身，兼任密本股长，掌理蒋介石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极受蒋介石信任。后来又做宋美龄的秘书、做航委会主任秘书。随后再任粮秣司司长、军需署副署长、兵役部经理处长、湖北省财政厅长、职勤总部财务署长。到台湾后，且做上“联勤总部副总司令”，另担任唐荣铁工厂董事长十二年，以至退休。他在《嵩庆八十自述》中，绝不提他在上海搬运国库中的黄金事，真能守秘密。不料他的一个手下詹特芳，写《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给他泄了底。詹特芳回忆：
吴是一个内线人物，对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地位也并不算高，但是他却可以通过侍从室的关系与蒋本人搭上钩。当然也不会为桂系所拉去。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亲笔批条，才能办理。……由于这些工作关系，使我逐步了解一点蒋介石核心层的内幕及黄金、银元的盗用情况。
关于当时的“盗用”细账据詹特芳回忆，共有“外币”、“黄金”、“银元”三大部分。在“外币”部分，詹特芳说“约合八千万美元”（这个数字，詹是听吴嵩庆口头谈的，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给台湾银行了），因为当时“实际谁都明白，大陆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台币直接与美钞挂上钩，有外汇牌价，金圆券在台湾不能流通，这样大陆与台湾就形成两个国家银行了，蒋政权就可以在大陆上毫无顾忌地发行金圆券。每撤退一地，人民手中的金圆券，只是废纸一张，不会影响台湾的金融。台币的准备金从何而来？主要是这次提取的外币”。“台湾由陈诚在那里主管，李宗仁根本无法染指”。在“黄金”部分，詹特芳说：“中央银行原报告有九十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九十二万两，多出二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十余斤至二十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另外还有黄金四千二百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又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吗（四千二百余两，一直未动）？”在“银元”部分，詹特芳说：“约计三千万元。”在据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九期）所载，前后运走三批，合计黄金二百七十七点五万余两、银元一千五百二十万枚、美金一千五百三十七万余元。此外，汤恩伯又拿走黄金十九点八万余两、银元一百二十万枚。
詹特芳又回忆“盗用”经过说：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但他们都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
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蒋介石当时依第四十九条交出总统职务，已不是总统而是平民。这是常识，毋庸多说。就连蒋介石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发表《为南京撤守告全国同胞书》（即《和平绝望奋斗到底》），就说他“引退于野”，“为国民一分子”。但是上述实际行事，已可看到，这个“国民一分子”可真权势显赫！他居然可以越过总统，直接搬走国库中的黄金！对这一行为，对照起当时“宪政”体制下的总统李宗仁的回忆，就别有会心了。据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说：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二月二十九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民国三十七年八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
李宗仁也指出，蒋介石引退后，在溪口故里建立了七座电台，随意指挥军队。蒋介石在《引退谋和书告》中呼吁“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话既这样说，说这话的本人，当不例外。可惜的是，他在兵权和财权方面，都给“李副总统”来个金蝉脱壳、釜底抽薪，最后兵撤走了、黄金运走了，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好一个“共矢精诚，同心一德”！好一个“翊赞”！这可真是中国现代史、中国宪政史、中国政党史上的最大谑画与笑话。
第四节 非法复职
蒋介石总裁国民党，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党内同志除几片凤毛、几只麟角之外，莫不匍匐畏惧，希旨承风。即使凤毛麟角也要有所凭借，如胡汉民与汪精卫靠元老资格，如冯玉祥与李宗仁则靠握有兵柄，尔后能说声“不”，有所抗争。在这些抗争中，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最具戏剧性，对国民党的影响也最大。蒋、李诚心合作并不足以挡住中共席卷之势，但蒋、李斗争无疑为中共席卷再助一臂之力。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蒋当总统固不在话下，但他雅不欲李宗仁当副总统，而李居然选上，使蒋大为不快，乃不惜玩弄副总统于股掌，如在就职典礼的服饰上玩小动作（《李宗仁回忆录》，页八七Ｏ至八七一）等等。徐蚌（淮海）会战大败后，蒋介石被迫下台，李宗仁依法继任，但蒋仍幕后操纵，不令其为正式的继任总统而是“代总统”。和谈失败后，李宗仁想在长江以南部署战事，而蒋却不断扯后腿，私下命令，军经主力撤退台湾，以保守个人的实力。李宗仁指挥不动，成了背黑锅的空头代总统，只好抱病赴美就医，这些情况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有毫不讳言的陈述。李氏的回忆录固然有其一己之见，但撰写者是史学家唐德刚，经过考订的工夫，有很高的可信度。
《李宗仁回忆录》中也提到蒋介石非法复职事，早在国府迁至广州时，“黄埔系将领及蒋先生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先生复职的企图”，至撤退到重庆后，此一企图更是表面化，ＣＣ和政学系控制的报纸公然称呼蒋为总统。蒋氏“复职”，最便捷的方法，当然是由李宗仁劝进，但李岂肯“劝进”哉？李氏回忆道：
我不愿劝进的原因，并非对名位有何恋栈。我只是觉得，第一，蒋先生欺人太甚。我原劝他不应灰心引退，我本人尤坚决表示不愿出任总统，他迫我为之。在我任内，他却又处处在幕后操纵，并将国库金银擅运台北。先纵敌渡江，后瓦解湘、赣、粤、桂的防御。如今政府重迁，国亡无日，他居然又企图“复辟”，置宪法于不顾，未免欺人太甚。再者，我觉得蒋政权的垮台，多半是由于蒋先生玩弄国家名器、目无法统、一味独裁孤行之所致。如今国已将亡，他仍至死不悟。宪法既予我以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反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我虽知道我反对亦无用，蒋必然要复出无疑，但是我维护国家名器的原则却不能让步。（页九九三）
蒋介石在重庆没有“复辟”成功，但到台湾之后，已是实际上的独裁者。不过为了面子问题，以及顾忌美国人的态度，一时未敢贸然行事，仍希望李宗仁的合作。居正孙女居蜜为我们提供几封李宗仁致居正的未刊函电，可补《回忆录》中所说之不足。第一封长函全文如下：
觉生先生勋右：
病中承令爱惠临，并携来手教，欣慰无似。自弟出国疗治胃病，不意转瞬间，西南半壁竟遭赤匪席卷，举世震骇，群情悲愤，今国军孤悬台、琼，既无饷械，复乏外援，闻美国政府对我总裁成见极深，曾一再声明不以军事援助台湾，近更公开嘲骂。在此情形下，吾党负责同志应警惕国家之危亡，不再感情用事，权衡利害，改弦更张，以挽回既失之民心，俾友邦对我增加信心，乐于相助，倘仍固步自封，一意孤行，逆料美国民主党主政期间有效援助，绝无希望，则反攻大陆，扫荡赤氛，更为空谈，即希冀固守台琼，势亦难持久，言念及此，不寒而栗，凡有血气、爱党忧国之士，谅有同感。日前接监察院哿电，对弟似有误会，颇为惋惜。察其言外之音，别有作用，醉翁之意，路人可知。本党二十余年来政治暗潮中，此种现象屡见不鲜，固不足怪。际兹国脉如缕，民不聊生，且政情复杂，积弊已深，虽思革新，与民更始，无奈障碍横生，阻力重重，名为元首，实等傀儡，尸位素餐，如坐针毡，有何留恋权位之足云？每感蝼蚁无能，难胜重任，早拟引退，以谢国人，无如再四思维，弟若下野，依法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为时仅限三月。今既无法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则代理如逾三月法定期间，即为违宪。或曰可敦请蒋公复职，殊不知弟所代者为总统职权，而非代理蒋公本人，国家名器何能私相授受，譬如宣统逊位后，贸然复辟，国人群起声讨之，专制帝皇尚不能视国家为私产，蒋公首倡制宪，安可自负毁宪之责，弟何忍为个人安逸计，而陷本党于创法始而毁法终？少数同志倡斯说者，不仅毫无宪法常识，抑且故意歪曲理论，以乱视听，实属荒谬，贻害至深，国事败坏至此，诚非偶然也。先生明达，未卜以为然否？弟创口虽已平复，惟元气大伤，尚需休养一个时期，现正与美国朝野接洽反共复国计划。盖美国虽对我政府现状措施表示不满，然在其反苏政策下，并未放弃中国，事在人为，宜群策群力以图之，国家前途尚大有可为也。纸短情长，笔难尽意，敬祈不贻在远，时赐教言，以匡不逮， 此顺叩
勋安
李宗仁 拜启二月六日
此函仅署二月六日。李宗仁于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二月八日自香港飞抵纽约就医，此函当写于一九五Ｏ年的二月六日。函中主旨显然是针对台北方面压迫他“让贤”而发，故有“何留恋权位之足云”之语，但他反对蒋介石复职，讥之谓复辟，他更不能将国家名器私相授受，坚持他护宪的立场。居正当时在台北仍是“监察委员”，与李宗仁熟识，李曾提名居为“行政院长”，因一票之差而未成，李出国前，居亦曾至香港相见。李驰函居，也是兼复监察院的“责难”。总之，蒋介石虽据有实权，李宗仁仍拥有名器，坚不相让。
这封长函，当然不仅仅是给居正看的，蒋介石必然知悉此函的内容。但台北当局仍不死心，发动李宗仁在台旧部白崇禧、李晶仙等人，屡电催促李代总统回台，如李返台，自会入蒋彀中，于是李又于二月二十一日自纽约发哿电给台北“总统府”邱昌渭秘书长。电文是：
密。迩来健生、鹤龄、煦苍、旭初、任夫诸兄对仁行止，屡电申述，仁以病尚未痊（愈），医嘱不能长途旅行，个人地位无所留恋，惟必须采取合理合法途径，方免违宪之咎，国事至此，安可再生枝节，自暴弱点，以快敌人？仁已于巧日托孔庸之兄将此意转达台方，希兄与各方接洽，从速寻求于宪法上说得过去之方法，仁自可采纳，若图利用宣传，肆意攻击，则仁当依据宪法公告中外，于国家、于私谊，将两蒙其害，宗仁哿。（原件）
其实，此时李宗仁的病体已大致复元，未尝不能做长途旅行，但他知蒋氏用意，自然不会贸然返台，他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
在这种局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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