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 作者:郭蝎-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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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到的士站等的士。
　　这时，正中大学副校长丁新仪正在机场出口处等待北京来的一位朋友。他伸着脖子在人群里东张西望，忽然见到校长刘兴桐低着头，匆匆地往外走。他马上挤过来，可是人太多，挤了半天，刘兴桐早已消失在人群里。他心里便有些诧异，下午还和刘兴桐通电话，向他请示几件事，顺口问他几时回校。刘兴桐不假思索，说还要两三天。按时间推算，那时，他应该已在机场。丁新仪心中顿生疑团。看刘兴桐低着头匆匆出闸的样子，显然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提早回来的事。这是为什么？
　　这个人就是这样，与他共事多年的丁新仪在心中摇摇头。他油然而生一种窥测的心态。反正北京的飞机刚刚抵埠，离客人出闸还有一点儿时间，他便迅速地穿过人群，向出口广场的士站冲去。排队等的士的人多，刘兴桐大约还未走远。的士站果然排着长龙，他站在远处，目光顺着一个个背影寻找刘兴桐。也许他跟什么人一起，有人来接他，去一个什么地方？他为自己像一个侦探而有一些不安，他也不明白自己此刻的行为、心态究欲何为？反正，他极想知道一点什么。
　　丁新仪是10年前从北方一个边远城市的教育学院调到正中大学的。他在那所名不见经传的教育学院呆了10年，勉勉强强评了个德育副教授。海南建省，他随过海人流幻想在海南一展拳脚。他坐了几天几夜火车，从冰天雪地的东北，到湛江海安海边，上身已经脱得只剩下一件背心了。在刚刚过海的时候，忽然台风袭来，几万人滞留在一个人口只有几千人的海边渔村，公路上排起汽车长龙，一碗速食面卖到10~12元。台风刮了三四天，他和几万名投奔海南大特区的外地人，在海边匍匐了三四天，经受北部湾台风的打击。
六
　　丁新仪第一次看到海，自然也第一次领略台风的厉害。蚊虫、酷热和大溃败似的轮船上的挤迫，令他还未踏上海南宝岛就已心灰意冷。他在海南呆了半年，什么事也没有做成，把随身带去的几千元花光之后，他只好悻悻地回到大陆。路经广州时，广州城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去海南时，他是半夜到达广州，没出广州火车站就转车往湛江。对广州的记忆，是20多年前红卫兵串联时的事了，已没有什么印象。广州的明丽，价廉物美的吃食，四通八达的交通，以及川流不息的民工潮，都令他心动。但一个德育副教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广州，要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也许不是一件易事。他心中无底。那一次，他在广州逗留了几天，拜访了几位经人介绍的东北老乡，也没什么结果，便回东北去了。两年后，他终于如愿调到广州，此乃后话。
　　刘兴桐走得很急，的士站人流太长。他知道，在机场外的快速路旁，总有一些走偏门的的士，假装抛锚，在那儿等候，免去排队候客的麻烦。他径直往快速路口走去，还不到几百米，有几辆红色的士已候在那里，几个司机正与一个保安站在路边聊天。刘兴桐二话不说，跟着一个迎上来的的士司机，上了他的车。他急急地说：“到番禺，走华南快速！”司机也不多话，答应一声，的士同时起步开行。刘兴桐松了一口气。
　　几天来的紧张顿时松弛下来。学术会议的前3天总是安排得紧紧的，何况他还是这个学会的副会长。几个副会长中他是最年轻的。他又来自广州，总让人觉得来自广州的单位和人都是财大气粗。除了繁杂的会务外，难得的余暇不免请几位副会长把盏谈天。除了第一天开幕式之后，他主持了半天的大会发言之外，就再也没有正式参与研讨，忙于应酬各式学人和同学朋友。酒倒是喝了不少。很快就要过50岁生日了，身体虽然没什么问题，但总觉得大不如前，一过45岁，各种毛病就如雨后春笋，纷纷探头探脑，他心想，该养养生了。
　　此刻，已是午夜时分，在飞驰的的士上，刘兴桐双目紧闭，把脑袋仰靠在坐垫靠背上假寐，应该趁这几十分钟的车程，养精蓄锐。昨夜，和离别多时的女友，某大学的年轻讲师薇彻夜长谈，黎明时彼此再度心仪，又找到感觉，薇在半推半就之中，和刘兴桐狂热了一阵。这不是第一次。两年前他们在漓江畔相识，薇是北江大学中文系讲师，也是教近代文学史的。直到走道上开始有人行走。刘兴桐才把薇悄悄地放走。他正想小憩一会儿，大会秘书处的小李就早早来敲门，询问今日的一些安排。送走小李，看看时间不早，他只好索性起来，到　宾馆花园里去散散步。由于通宵未眠，由于早起，虽说在飞机飞行的个把小时中，他沉沉地睡了一觉，但此刻还是十分疲惫。他心中突然生出了一种老之将至的感觉。
　　不是身体当真有什么毛病，每年都享受的专家体检，结果都表明他年富力强。这是他颇为得意的。但心很累，确实很累。刚大学毕业的那几年，他作为一个谦虚的年轻学者，虽然文章连续发表，又屡受推捧和好评，在同行出道的年轻人中出类拔萃，掌声不断，荣誉加身，这些来得太突然也太快的东西，令他一时难以适宜，有些晕头转向，如在梦中。他只好把自己藏起来，尽量不去参与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尽量拒绝各种公开的学术讲演，回避各种请教，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学术准备，去应对答问。人们反而把这当作一个年轻学人的谦虚。在这种诚惶诚恐中度过了几年，他也为此准备了几年，他知道自己始终是要走向前台的。这已经由不得自己了。
　　刘兴桐本来的志趣就不在古典文学，严格说，连文学他也并不喜欢，在那个贫困的边远的小山村，父母的愿望是希望他当个手扶拖拉机手。这个工作在山村里是最受尊敬的。山村里最大的能人，见多识广的人物，就当手扶拖拉机手了。这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边远山村，是一种最看得见也最实惠的工作了。他也十分认同父母对他的愿望，十分乐意接受这种现实。要不是1977年恢复高考，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他也许真的已经成为一个有着多年经验的50岁的手扶拖拉机手，成为一个山村里远近闻名的能人了。
　　1977年高考时，刘兴桐已经28岁。那时，他在生产队当会计，偶尔也摸摸生产队里的手扶拖拉机，勉勉强强能从村庄开到镇上，再远，人家就不让他开了。但他并不服气，他报考的3个志愿都是华南工学院的机械制造专业，可鬼使神差，放榜时考取的竟然是他根本就不知为何物的正中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他还是在少不更事时听下放干部许达文说过，许达文读的、教的就是这个中文系的专业。这位只上了一年高中就因“文革”而辍学的高中生，也许是年龄偏大的缘故，读不成他心仪的机械制造专业。他曾对那位蔑视他的手扶拖拉机手说，他不但要开汽车，而且要做制造汽车的工程师，手扶拖拉机算什么？他如今还清晰地记得他说这话时，那位傲气十足的拖拉机手不屑的国骂。那时，手扶拖拉机手虽然不算什么干部，却是个人物，在生产队里，是连生产队长都不敢小看的。他掌握着生产队的动力和方向盘呢！
　　如今想起这些，刘兴桐在心里冷笑。他更相信命运，相信一切都是上苍的安排，否则，一切都无法解释。这是他多年来生活生存的底气和傲气。认命吧，同志们！他常常在心里向所有人，特别是那些苦苦奋斗却成效甚微，依然在底层挣扎的人们说。
　　说归说，事业有成，春风得意，但马失前蹄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深秋的白云山，黄栌的满树黄叶开始变红，山道上落满星星点点的红黄相间的叶片。在半山腰，原来是贮木场现在是林中空地的地方，许多人在那里唱歌，最早的歌唱始于何时，已无人去追寻，但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白云山的游人渐多，下岗工人和退休老人也随之多起来，游山和晨练的人便聚集在这儿唱歌。慢慢便约定俗成，每逢周二、四、六、日，总有几百人从早到晚在那儿放歌。
　　这是一个没有严密组织的民间合唱团，随来随唱，想唱便唱，想走便走。唱的都是些老歌。
　　这是一个秋雨淅淅的周日。
七
　　白云山有些寒意，但是没有风。雨时大时小下着，老天似乎永远不想让雨有停下来的意　思。林中空地上空飘飞着细雨，细雨聚集在黄栌暗红的叶片上，变成一颗颗豆大的雨滴，滴下来。唱歌的人们撑着各种颜色的雨伞，站在雨中放开喉咙，尽情歌唱。人们非常默契地站成高声部、低声部，男声部和女声部，不时加进来的人，一旦发觉自己站错了位，便会慢慢地移动，寻找到自己合适的声部。
　　用毛笔抄成的歌词就挂在两棵树中间拉起的铁线上，地上有一个一米见方的铁皮箱，是存放歌词的，铁皮箱用一根铁链子固定在水泥地上的钢钉上。这是白云山管区为合唱团无偿准备的。
　　没有音响，但有时会有拉提琴的人来伴奏，指挥是毛遂自荐的，有几位比较固定的指挥，谁先到谁有空谁就是指挥。
　　白家胜教授退休以后，便成了合唱团的中坚力量。一开始，主要是白夫人有兴趣，白夫人本来是军区文工团的合唱指挥，陪白家胜教授上山晨练，见有人唱歌，便当起指挥和教练。她几乎天天上山，只要有三五人聚在一起，她就很卖力地指挥，教歌。白家胜教授本来是个歌盲，既然老伴热衷于此道，他在一边闲着，也就在65岁的年龄上跟老伴学唱起歌来。有时老伴没来，他便接替老伴，像模像样地当起指挥来。
　　李可凡每个周末都来唱歌，她并不是很投入，常常是一个人远远站着，听别人唱，有时也跟着哼哼。
　　“李老师，你也来唱歌？”白家胜那亮堂堂的嗓音把李可凡吓了一跳。刚才还在雨中使劲指挥的白家胜教授，突然出现在李可凡身后。
　　李可凡猛地回头，见是白教授，有些语无伦次：“教授，你好，你指挥得真好！”李可凡真诚地说。
　　“真的？不是恭维我吧！哈哈，终于有人欣赏我了，我可得去告诉老伴，让她别再小看我。”白家胜兴致勃勃。他退休之后，李可凡很少见到他。
　　“真羡慕你们，”李可凡带着欣赏的口气，望着这位70岁的老人那青春的面容，她很由衷地说：“白教授，你们这一代人真值得我们学习！这是真的，不是客气话。你看，我们都未老先衰了。”李可凡有些惭愧地说。
　　“哪里啊！我这是外强中干，经不起几下折腾了。都七十有一了，你看，你多年轻！年轻就是本钱。”这个快乐的老头忽然话锋一转，“怎么样，小刘好吧！”白家胜指的是刘兴桐。
　　李可凡不想谈刘兴桐，她与刘兴桐有约，家丑不外扬，在外面绝不谈两人的事。他们之间的冷战，外人不甚了了。白家胜略有所闻，他倚老卖老，心想，别人问不得，我还问不得吗？刘兴桐还是我举荐的呢。他有今天的成绩，自然是他的努力，但没有我白家胜的力主，也很难说呀！他虽然从不去打听刘兴桐和李可凡的关系。但李可凡心情不好，他是看得出来的。
　　“还好吧！没有什么事。”李可凡也不想就此深谈。
　　白教授觉察到李可凡和刘兴桐的危机。他和李可凡接触不多，但在正中大学，李可凡口碑不错，刘兴桐事业势如破竹，步步前行，李可凡却步步后退。她本是英语系的教学尖子，这几年却明显地停滞不前，前几年评上了中级职称之后，就再也不求上进了，这在正中大学是人尽皆知的。人们知道正中大学校长刘兴桐是位著名学者，但很少有人知道刘夫人李可凡曾经是个英语系的才女和正中大学的校花。自从嫁给刘兴桐之后，李可凡基本上就在人们的视野里销匿了。一方面是李可凡变化太大，结婚之后，她基本上不喜欢交际，也很少和刘兴桐出双入对的。这点很令人难以理解。白家胜就多次开玩笑，说刘兴桐封建意识，金屋藏娇，大男人主义。
　　白家胜看出李可凡不愿多谈家事，尤其不想提及刘兴桐，也就调转话题。
　　“有空到这儿唱歌，也是乐事，刚开始，老伴迷上这里，我很不耐烦，迁就了她几回，哪知自己竟上了贼船，自己也迷上了。天天都得上来，不吼上一阵子，心里憋得慌。李老师，你好像不太经常来？”白家胜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
　　“不太经常，听人家唱，心里也舒服。”李可凡让白家胜感染了，话也多了一些。“白教授，听说来唱歌的很多人都是下岗的？”
　　“是啊！下岗的，退休的，没什么事做，唱唱歌也好。忘记一些事，总比让那些烦恼缠住强吧？”
　　“那也得有饭吃有衣穿才能唱歌啊！”李可凡天真地说。这是很令她费解的。她来过好多次了，至今依然没有一个朋友，也从不与人交流，所以她对这些唱歌的人一无所知。从外表看，有些人的境况并不好，但每次几乎都可以看到那些熟面孔，光进山的门票就是5元钱，天天来，每月就150元，还要吃的、喝的，车费呢？她有些不太明白。
　　白家胜在这山上唱歌也有五六年了，他爱与别人聊天，待人友善，唱歌的歌友们，他几乎无人不识，人们也很亲热地叫他白教授。他指挥水平一般，时时引起一些笑声，但人们喜欢他，尊敬他，他也好为人师，所以他一出现，气氛自然就变得快乐轻松了。就是玩呗，也没有什么功利，那么认真干什么！这是他的逻辑。
　　“是啊！这可是个小社会，什么样的人都有。李老师，这里藏龙卧虎呢！有穷得打叮当的，也有富得流油的，民工、佣人、白领、高官、老板，什么样的人都有，齐全得很，到了中午，有啃面包喝冷水的，有饮参汤食小灶的，有上酒楼开包厢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只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老歌，这里唱的全是老歌，你知道为什么吗？”白家胜说到兴处，卖了个关子。
　　“那为什么呢？”李可凡也觉得奇怪，干嘛都是老歌呢？年纪大的情有可原，其中也不少是年轻白领，还有中学生、大学生模样的人，连五六岁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