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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16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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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诗歌的希望。
吴思敬：两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意义很大。当前社会上一部分人有一种偏见，认为诗歌不景气，常问诗怎么了？常说诗读不懂，还有种种置疑，认为从八十年代以来没有出现好的诗人，没有出现好的作品。这些看法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存在着，很滑稽的是这部分人里包括那些从来不读诗歌的人。所以我觉得两次评奖推出这些优秀的青年诗人、推出他们的作品、举办一些活动，像今天上午颁奖后的小型朗诵演出，我认为就是向那些人做出的回答。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的初期，我们的诗坛是有好诗人、好作品不断出现的，对诗歌的苛责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六位诗人的推出，我认为是完全代表了我们当下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每个人都是够格的。这六个诗人再加上从九十年代至今已显示了创作生命力的诗人，比如白连春、牛庆国、路也、蓝蓝、荣荣、陈傻子等等，我觉得一个新的诗歌创作群体正在我们诗坛的地平线上涌现，而且非常有生气。获奖青年诗人中，刘春、江非是七十年代生人，其他人和我列举的这些基本都是六十年代生人，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些诗人虽然是我们今天才给他们应有的评价，但意味着他们在诗坛上辛勤耕耘起码十几年了！北野从1981年就开始写作，还有几位也是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的。他们通过长期的写作实践，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我也关注过所谓的80后诗人的写作，认真地读了水晶珠链、春树等的作品后，觉得她们的诗歌写得很聪明，有的也很见才华，但她们的诗歌感动不了我。实际上诗歌创作中，生活积累是非常重要的。80后的孩子，一出生就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大多数又是独生子女，生活比较优越，所以他们对生活的苦难的理解差了很多，他们张扬的全是个人的小情绪。
在获奖诗人中，哑石、刘春似乎更接近一些，他们的创作资源除去生活的资源以外，还更多地包括了文化资源和知识资源，但他们两人的消化程度不一样。江一郎、江非、雷平阳、北野这几个人是相近的，与他们接近的还有白连春、牛庆国，他们的创作思路和他们的成长都更多地是来自于自己的生活，他们对生活都有非常深的感触和体会，他们的诗土生土长，诗歌就是他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地可以打动我们。诗歌没有什么时间神话，不一定是谁年轻谁就一定更有创造力。这两届获奖诗人和一些外围的诗人，从他们生活上的体验、艺术上的积累来考察，他们确实应该浮出水面了！这批诗人走上诗坛接受的资源是朦胧诗，但朦胧诗是一种非常复杂很难说清的东西。朦胧诗所传达的人道主义、人性主义的思想是西方讲了很多年的，实际上这些最本质的东西被我们抛弃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八十年代再提出来，相对来讲，变得新鲜了，这只是一种重新启蒙。从八十年代中期，他们、非非等等几个现代主义流派的崛起，整个地把西方的种种主义搬了过来，这也是导致诗歌圈外的人对诗坛的种种错误看法的一个原因。有人因而认为诗人就是瞎胡闹，诗人就是想出名，诗歌谁都看不懂，等等。
八十年代是很复杂的说不清楚的年代，获奖诗人都是从八十年代成长过来的，中间也一度可能会迷失过。诗人小海、陈傻子都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但他们寻找到了，经过正反几个方面的摸索，他们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歌道路。两届获奖诗人和《诗刊》每年的华文青年诗人奖专号所刊出的诗人的诗歌观点都是很精彩的，如果把这一批诗人的观点同八十年代徐敬亚他们搞的诗歌大展所推出的几十个流派、主义的宣言相比，我们会看出非常明显的差异，无论在价值取向、人生追寻、技术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一代诗人显示出了应该有的责任感。这也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的回归有关，与小说家的回归不同，小说家更多地是因为市场因素而作出调整，正因为诗人很难面向市场，更多地保留了、更多地回归到纯粹的艺术本质。不去考虑市场了，便去考虑诗人如何真实地展现自我，真实地表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对这六位诗人和当前实力青年诗人的创作，我想简单地做三句话的概括。首先，他们力图从人性的层面确立诗的良知。江一郎的《老了》《如果你要我》都写得非常好，《老了》的苍凉感特别能打动我。他的真诚、朴实是任何人都能读明白的，这是这一代诗人作品中的上品。江非有一首诗叫作《妈妈》，写得非常好，写母亲的诗歌那么多，江非写母亲完全换了一个角度，这首诗我在几个场合都读过，听到的人都非常受感动。这首诗没有就农村写农村，而是把城市、农村两种文明放在一起，城市是后工业化时代，而农村还有农耕文明的影子，巨大的反差深刻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从孟郊开始，写母亲的诗歌有多少啊，没人像江非这样写，在艺术上，这首诗是有独创性的。江非的很多文本像《傍晚的三种事物》《外祖父》等等，确实如他自己的诗观里说的，表现了农村与这个时代。如果我们把江一郎的诗、江非的诗放到“五四”以来的新诗史当中去，它们当之无愧地会成为经典。对人性的深刻的开掘确实是当下这一批诗人的共同的特点。路也这两年的诗变化也很大，《身体版图》可以看作是女性身体写作的代表作。身体是文学写作中不可绕过的一个对象，它对应的是超验写作，或者叫形而上写作，总之，对应的是灵的写作。身体的写作更多地体现为欲望、原欲，小说、诗歌、散文中都能写，问题是怎么处理。如果原生态仅仅是一种完全的原生态展现的时候，那么他的价值是有限的。如果一任原欲泛滥，缺乏了灵的介入，诗歌会变成不堪人目的东西。歌德说过，一个人的内心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魔鬼的一面就是原欲的一面，天使的一面就是他的灵性的一面。我们的这一批青年诗人的写作是注重了灵与肉的结合的，是健康向上的，也是符合人类本性的。
第二，他们力图从历史的层面切人诗歌。这批诗人有着对历史的非常深刻的责任感，他们有意无意地在用自己的诗来书写历史。写农村的贫穷也好，写自己的幻想也好，写自己的追求也好，都是在书写历史。有些诗就直接地以史的姿态出来，如专号中庞余亮的诗《太平湖小史》，诗很精短，里面有老舍之死，有湖的变迁，就是这十几行诗，真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处理得非常到位。江非等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史。
第三，他们力图从人文、理性方面确立诗歌的价值。西方现代主义过于强调过程，其实还是把艺术做得像游戏了，在这六位诗人这里，没有看到这种迹象，也没有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那种写诗为了自己宣泄的态度。九十年代以来的两个回归，回归传统、回归现实都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影子。回归现实并不是原先说的简单化的文学来源于生活，实际上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过反复地思考寻觅之后找到的道路。
获奖诗人：乡村大地与个人版图
北野：我个人感觉到，我能够获这个奖，可能更多地凭了运气。2003年，我在《诗刊》比较集中地刊发了三组作品，可能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多受到关注。我从来没有为了获奖而去写作，而是按照自己心中的声音，尽可能地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干扰，我天性里面有一种拒绝的能力。《诗刊》这些年对我的作品一直很关注，给我的鼓励很多，使我感觉到我的选择没有错。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失望，当时感觉到人们之间说话与写作等等的交流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多浮躁的东西慢慢地退却了，真诚慢慢地回到人们心中。能得到这个奖，更坚定了我的信心，现在有才华的写作者太多了，我要坚守、珍惜自己身上那些独特的东西，沿着自己的道路慢慢地走下去。
江一郎：我写了多年的诗歌反而不敢谈诗歌，我们的诗歌写作处在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诗人与诗人坐在一起时，如果话题回到诗歌本身就会很尴尬，大家很难心平气和地探讨诗学问题。《诗刊》在努力引导青年诗人身上下了很大功夫，我觉得很有意义。现在很多很年轻的诗人认为自己是最牛的，自己就是标准，并且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写作。这样我们就很难去与他交流。我的诗就可用三个字来概括：不先锋！到底什么是先锋，非常值得怀疑，有人以别人看不懂为先锋，特别可笑。你打着先锋的幌子，说一些乱七八糟的就是先锋了？《诗刊》有它自己坚持的评判标准，坚持就有意义！
现在的诗歌大都很关注日常生活，强调所谓在场，写日常生活如果仅靠描摹，肯定会导致诗歌品质的低落。诗歌与别的文体不同，应该是有些规范的，大自由中应该有不自由。一个普遍的标准、一个底线应该是：诗歌中的那个情字是非常重要的！最近《诗刊》刊发的王家新的一篇文章中说，诗歌说到底是一种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复杂。我很赞同，似乎这话不应该由王家新说出来。每个人的写作标准肯定不一样，但还是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现在有的小说追求肉体的狂欢，但诗歌必须和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系、有联系。诗歌不是一个教育家，但是诗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灵，改变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它能让我们学会真诚、学会善良、学会美好。现在有一个没道理的问题是，很多年轻的诗人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写，什么样的东西都敢写，也许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出现了，但是不是合理，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刘春：最近一年来，我对诗歌确实不知道说什么好。接到会议通知后，我曾想认真地写一个发言稿，但每次坐到电脑前，我都感觉没话可说。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上，我一直想达到两个目标：一个是宽广的胸怀，一个是丰富的记忆。另外，我觉得小时候老师教导我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放到我的诗歌标准里也很好，比方讲道德，讲卫生，讲文明，语言美，心灵美，环境美，这一些如果能算作标准的话，我认为诗坛上就不会出现以丑为美的情况。有的人现在开始把小段子当作诗歌，小笑话、小谜语、歇后语成了诗歌。大家都强调生活对诗歌的重要性，我觉得诗歌不仅仅是生活，生活可能是诗歌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至少诗歌不完全是生活。生活有时候并不像一条流动的河，也许有几年它就是一个平静的湖，很乏味的，依赖生活就会重复自己。这几年我的阅读比我的生活更加广泛深远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我的创作还在路上，还在途中，我还在变化着，我的风格远未形成。
雷平阳：诗与生活是咫尺天涯的关系。每个诗人背后都有一个村庄，背后都有一个个人的根据地，我背后的土地的存在支撑了我的写作。我的老家在云南昭通，那里11个县全部是国家级贫困县，我每年都回去看看，感觉到自己与那片土地的关系太大了。《云南日报》去年曾经发了一个评论家的文章，批评我，说我身居城市，却老是写乡村。他纯粹是胡说八道，说什么假如你老是写乡村就要批判城市。我写乡村并没有批判城市。我的心灵离不开那片土地。我从小跟着唱书的瞎子在那些乡村里走，没法抛开身后那片土地的存在。我想强调的是诗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像我这种有疼痛感的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只有诚实、简单地去表现自己的土地。
这次获奖，我自己真是很惊讶。我与诗坛联系非常少，包括这两天大家老是说到的一些诗人，我也不知道，平常我也很少与刊物联系，也不上网，朋友们说我还坚持留在农耕时代。我自己中途去写过小说、散文，但怎么写都感觉到没劲，一点劲都没有，有时候写到几万字再丢掉，写不下去。我身体里面老是有一只催逼着自己的手，让我写诗，我没什么大目标，只是想能尽可能地不辜负自己身边的人，不辜负愿意看自己作品的人。
能够得到这个奖，我非常高兴，这世界荣誉太多了，能够以诗歌的方式得奖真是最美好最快乐的事情。
江非：我对诗歌的另一种兴奋是通过写诗认识了那么多的老师、朋友，受益很多。我简单地提纲性地谈一下自己一些想法，算是对《诗刊》下半月刊华文青年诗人奖专号上《一份个人提纲》的补充。我感觉华文青年诗人奖标志着一种新的标准的确立。现在有很多诗人以非常强硬的姿态去为世界命名，把诗人从一个命名的角色变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世界自己在命名世界，它不需要诗人的霸道的劳动。这两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获奖诗人就没有
去做那种傻事。
关于我的写作方向，我想要面对的是“乡村”以及“乡村的这个时代”，具体地说，就是“平墩湖和它的在场”，接下来，就是“相公镇”，就是“临沂城”。这应该是一个“村，镇，城”三位一体的个人诗歌版图，是我个人所经历和熟悉的历史与文明，是我所要表达“我在想”的内容载体。所以，对我来说，“写什么”和“为什么写”，似乎要永远比“怎么写”重要的多。
诗歌理所当然地具有的三个属性从重到轻应该是：史学性，社会学性，艺术性。也就是当诗歌作为一种文字记录的方式而呈现时，我们应该看到人民在劳动、人民在思想、人民在动情，并选择了新鲜的言说方式进入了文明的第二史册。
以我个人来看，应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观察一个诗人：一个立场，一本集子，一个可具强大同征性的写作体系。所以，我总是这样去归纳一个诗人：XX诗人用他的一生记录了XX，他的手法继承了XX，开创了XX，其语言XX，整体上表达了作者的XX思想，展示了人对世界的XX看法与阐释，其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的Xx性，他的个人写作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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