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局 作者:丁一鹤-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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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相约在袁宝璟的公司建昊集团见面。
　　见卓玛救夫心切，王富桥在建昊集团四下仔细察看了一番后，故作深沉地说：“唉，我说你丈夫怎么会出事呢？你看看，这办公室里面的摆设完全不对，煞气太重，不利于主啊，我会尽快帮你把风水问题解决好。不过，光解决风水还不行，如果你丈夫真是冤枉的，我可以帮你找找我的朋友。”
　　卓玛说：“我正在找人，而且还在上访，准备给中央领导送材料呢。”王富桥马上摇头道：“你丈夫肯定是被别人陷害的，你肯定也没有找对人，你写的那些材料中央领导肯定看不到，得有人给交上去，要是找对人的话，应该现在就有领导批示出来了。这样，先看一下风水，然后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卓玛见有人愿意帮忙，心头一热：“怎么帮？”王富桥神秘地笑了笑，低声说道：“我原来是国务院秘书局的副局长，现在的局长以前是我的手下，什么事都听我的。我这辆奥迪就是秘书局给我配的，现在我在中办机要局当副局长，和很多领导关系都不错，可以走机要给中央领导递送材料。别的不敢说，给你牵线搭桥老哥还是能行的。不过，你老公这案子不是一般的案子，可能得付出点高昂的代价啊！”
　　正被愁雾包裹的卓玛仿佛见到了太阳的光辉，救夫心切的她此时已经完全沉醉在王富桥的花言巧语里了，以为自己遇上了贵人。她激动地说：“只要能救出人来，多少钱都没问题！”卓玛哪里能想到，在这个“中办机要副局长”的眼里，她才是一个“贵人”，而且还是金光闪闪的“贵人”。
　　在卓玛的邀请下，２００４年３月初，王富桥再次到卓玛的家中装模作样地在建昊集团和卓玛家里看了一圈风水。为了“镇住邪气”，王富桥专程到雍和宫和白云观花几百元钱给卓玛请了玉佛、玉观音，玉貔貅、八卦图等，并告诉卓玛一共花了１０多万元。卓玛二话没说，一下给了他１０万元。王富桥拿到钱后，立即拿出１万元交了自己的房租。
　　见卓玛拿钱如此爽快，王富桥还两次赶赴辽宁，甚至专程到辽阳看了袁宝璟祖坟的风水，并施展了大师手段进行“破解”。当然，王富桥这一切都没有白干，他很快就得到了１００多万元的回报。拿着这几乎没有费多大工夫就到手的钱，王富桥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
　　百万巨款对于袁宝璟的建昊集团而言，实在是一点“小钱”，但对王富桥而言，卓玛就像是一棵摇钱树，他当然不会因此罢手，为了从卓玛身上榨来更多的钱财，他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打持久战是需要“根据地”的，王富桥自己并没有办公场地。怎么办呢？他以请人为袁宝璟写申诉材料、找有关人员谈话为由，让卓玛为他在长富宫饭店长期租用了包房“办公”，后又转到崇文门附近的宝鼎大厦。之后，随着诈骗数额的增加，王富桥为卓玛工作的地点也水涨船高，２００４年８月又搬到锦湖园公寓办公。为此，卓玛还给王富桥送来了４部笔记本电脑和摄像机等“办公用品”。
　　当然，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个道理王富桥还是懂的。为了取得卓玛的信任，同时也为了蒙骗他人，在王富桥的授意下，卓玛还写下了一份委托书，内容为：“我卓玛特此委托我先生袁宝璟的表哥王富桥先生和王勇（王富桥的干儿子）先生为袁宝璟本人案情一事全权代表”。王富桥之所以让卓玛把自己写成袁宝璟的表哥，理由是办事的时候好说话。当然，王富桥也确实拐弯抹角地替卓玛找了一些人，但是这些人他其实都不熟，而且也没在他们身上花钱。
　　租用这些豪华酒店，除了王富桥自己用来办公，他还煞有介事地分头请来几个退休干部为卓玛修改和撰写申诉材料。
　　２００４年３月，王富桥通过朋友介绍，打着“中办机要局”的名义，带着卓玛找到了北京一所政法类大学的一位退休的副校长，咨询关于袁宝璟案子的情况，并请这位资深的法律专家帮忙修改申诉材料。这位副校长见卓玛称王富桥为表哥，王富桥也介绍他和卓玛是亲戚。出于同情，这位副校长帮助他们修改了上访材料，但却没有收他们一分钱。王富桥却从卓玛那里一下子拿到了１５０万港币！
　　王富桥在这位副校长面前吹嘘自己手里“有首长批示”，这位副校长让王富桥拿出来，王富桥担心露馅，连忙说：“首长的批示是绝密文件，锁在单位的保险柜里，没有带在身上。”这位被蒙在鼓里的副校长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是王富桥唯一帮助卓玛找到的具有真实身份的法律专家和领导干部！
　　拿到副校长帮忙修改好的材料，王富桥领着卓玛来到北京什刹海旁边的一所四合院，见到了一位自称某首长办公室主任的胡某，并通过胡某见到了一位老太太。王富桥神秘地对卓玛说：“这位老太太是一位跟中央领导私交很深的革命老干部，老人家答应帮忙向中央领导递交材料，很快就有中央领导的批示了。”
　　但是，此事很快就没有了下文。在卓玛的多次追问下，王富桥说已经有了“中央首长批示”，卓玛让王富桥拿出来看时，王富桥却以机密为由搪塞过去。
　　但时间一长，王富桥担心不能继续取得卓玛的信任。为了让她见到真实的材料，２００４年８月，王富桥带着卓玛找到北京某报社的法制部主任，通过这位主任向全国政法机关为卓玛发过３００封机要内参，但这些所谓的“机要内参”实际上只是一份供有关部门参考的“来信摘编”而已，最后这份“来信摘编”全部泥牛入海。
　　２００４年８月，王富桥还请这家报社的一个记者为卓玛组织了一场记者招待会。王富桥对卓玛说：“媒体的力量是无穷的，肯定会对你丈夫的案子产生良好的影响，这次来的记者都是中央和北京各大报社法制记者，你应该多给他们出点钱，每人给他们５０００元比较合适。”
　　卓玛听后立即点头同意了。但是，在记者招待会的现场，卓玛发现参加会议的３０多人中却很少有什么“大报记者”，甚至有些根本不是什么记者。卓玛感到这次活动组织得实在不尽如人意，最后只给了每个记者３００至５００元的车马费。当然，这次记者招待会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卓玛虽然有些恼火，但为了丈夫，她也只好把所有的委屈咽进自己的肚子里。
　　为了继续蒙骗卓玛，王富桥通过那位报社记者认识了一个研究所的曲主任，王富桥立即带着卓玛找到曲主任，并告诉卓玛说：“曲主任的爱人是一位中央首长夫人的私人经济顾问，绝对手眼通天，你丈夫的材料可以请他转交给首长。”
　　于是，卓玛带着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某报社的内参和几名律师联名写的对该案的看法，交给了曲主任。接着，王富桥告诉卓玛说：“曲主任说，要办成这件事情需要１０００万元。”
　　即使拥有亿万家产，卓玛也对这种狮子大开口感到惊讶，她随即对王富桥说：“那我们再找找别人吧，我为丈夫的事情，已经给你拿了８００多万元，现在一下子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了。”
　　事已至此，卓玛依然对这位“中办机要局王局长”深信不疑，更被“王局长”的平易近人和火热心肠所感动。从刚刚认识王富桥几天之后，卓玛就带着司机和助理一起去王富桥住在通州的家，满怀希望地交给王富桥１５０万元港币，而王富桥拿到钱后就让卓玛回去等消息。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１日，卓玛又和司机在王富桥家交给王富桥人民币１５０万元，３月２０日又交给王富桥人民币６０万元，３月２１日再次交给他人民币６０万元。至此，拿钱给王富桥更是家常便饭，直到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１日在福慧堂内交给王富桥人民币５０万元为止，卓玛总共给了王富桥人民币７９５万元，港币１５０万元。
　　但是，王富桥为卓玛所做的，除了找到那位大学副校长之外，能够找到的其他人，很多经过公安机关核实都是“查无此人”。而卓玛每次要见什么人，王富桥都开口跟她要钱，都说是对方要的，卓玛每次都把钱交给王富桥本人。但卓玛向王富桥问起办事人的情况时，王富桥都以这些人身份保密为由，不让卓玛见面，王富桥的理由很充分：“我是搞机要的，这种捞人的事情，密则成，泄则败。”
　　卓玛也许忽视了一个常识，如果王富桥真的是国办、中办领导，怎么可能天天陪着她，为她出谋划策，甚至陪她数次去辽宁呢？也许作为大学教师的卓玛应该清楚，尽管她救人心切，但不应迷信那些所谓手眼通天的人。
　　在认识卓玛之前，王富桥因为还贷的事情着急上火，但认识卓玛后，不但汽车贷款和住房贷款都还上了，还买来一大批假古董。王富桥平时出手也比原来更大方，甚至帮他的干儿子王勇和自己的女友石晓萍在朝阳区和通州区开办了两家名叫“福慧堂”的足疗城，还帮王勇买了车。
　　王富桥不但明目张胆地要钱，还暗地里骗卓玛的钱，甚至连小钱也不放过。
　　王富桥的干儿子王勇也加入到这个骗局之中，王富桥介绍王勇认识卓玛之后，王勇曾自称他的哥哥是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在王富桥和王勇的密谋下，从２００４年４月起，王富桥突然开始对手机“警惕”起来，每次卓玛给王富桥打电话，王富桥都经常不接电话，而是不辞辛苦地单独约见卓玛谈“给中央领导反映情况”的事情，让卓玛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在卓玛的询问下，王富桥神秘兮兮地对卓玛说：“你丈夫的事很复杂，如果我的手机号码被监控了，肯定也被连累了，我的身份很重要，你最好换个电话号码。我们谈的事要保密，但现在的普通手机电话都不保密，容易被别人监听到，你丈夫这么大的案子，你肯定被别人上了‘手段’，所以我不敢轻易接你的电话。我有军队的关系，可以帮你弄到一批军方的保密电话。如果有急事，你可以在电话里和我说。”卓玛当时就同意了。
　　王富桥说：“王勇的哥哥是中央警卫局的，可以让王勇找他哥哥办中央警卫局内部的电话号码，这些电话是保密、安全的。我们应该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统一配发这种保密手机。”
　　卓玛心想，王富桥这么大的领导，肯这么为自己帮忙，自己也不能给他带来麻烦啊。于是王富桥向卓玛要来身份证，还让卓玛把身边的司机、秘书等所有人的手机都换了。
　　２００４年５月一天晚上，王富桥让卓玛到崇文区的宝鼎大厦，说王勇把保密手机送过来了。卓玛赶到宝鼎大厦后，王勇和几个人搬着装手机的箱子进来，王富桥让王勇把箱子打开拿出手机说：“这回安全没问题了，咱们统一时间把手机都换了。”
　　王勇这次一共拿来了８部手机，王勇说：“买手机钱、卡钱和两个月的手机费已经交了，大概是４万元。”卓玛就按照王勇说的数目给了王富桥４万元。王富桥转手递给了王勇。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长时间，卓玛用的手机就停机了，她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去联通公司一问，才知道这种ＣＤＭＡ手机是普通的包月手机，没有保密的说法，只是交２９８元打８００元包月，两年之内不能注销而已。而且这种手机是联通搞的赠送活动，只要有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办，王勇只不过为他们交了１００元的开机费。
　　当时卓玛对王富桥已经相当信任，不论王富桥说什么都同意。对于这件事情，因为损失不大，卓玛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很快就给忘掉了。
　　在卓玛和王富桥外出办事时，每次王富桥的车总是闪着警报器冲进一些单位的大门，一路畅通无阻，而卓玛的车没有警报设备进不去。于是，王富桥提出让卓玛办警备证，借口是为了进出重要部门方便。卓玛想都没想，又同意了。
　　２００４年５月，王富桥对卓玛的司机说：“我和你们老板都说好了办警备证、安全证、国Ａ证、警灯、警报使用证，具体你找我干儿子王勇。”
　　卓玛的司机问要准备什么证件手续。王富桥说把驾驶证和行驶证的复印件给王勇就行了，留底档用。卓玛的司机心里有些疑惑，问王富桥：“卓玛的车是私车，能当公车用吗？”
　　王富桥不耐烦地说：“这些都有正式手续，存备案，全是合法的。卓玛都同意了，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于是，卓玛的司机按照王富桥的要求找到王勇，王勇说：“王主任已经和我交待过了，我去办，但要找人请客，你先拿１０条中华烟和６瓶茅台酒吧。”
　　司机向卓玛汇报之后，卓玛给了他１万元买了烟和酒。第二天卓玛的司机将驾驶证和行驶证的复印件和烟酒给了王勇。一个月后王勇就把警灯、警报使用证和警备证及安全证拿来了，说不算请客的钱，他自己垫付２万多元。王勇还说是看在王主任的面子上，要是别人办得要１０万元。后来，卓玛给了王勇２．４万元。
　　经过北京市公安局鉴定证明，王勇办的标有“安全”字样的政府汽车出入证是假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办公室也证明王勇给卓玛的警灯警报使用证（背面鉴“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章）为伪造品。
　　在委托王富桥“捞人”的过程中，卓玛可谓倾尽全力，不遗余力地向王富桥奉送着家产。除了奉送给王富桥的港币１５０万元和人民币７９０万元外，２００４年７月，卓玛为表达对王富桥的感谢，甚至将一枚她结婚时的钻戒赠送给王富桥，仅仅这枚钻戒就价值４６万元。在与王富桥交往的２００４年４月至１０月期间，得知王富桥身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卓玛先后给王富桥送过十几次贵重的中草药，每副中药的价值都在万元以上。
　　但是，卓玛所有的付出都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回报。王富桥曾经多次哄骗卓玛说已经拿到中央领导的批示，但是，卓玛却没有见到一个字。直到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２日，四处奔波心力交瘁的卓玛等来了丈夫的消息，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